守望生命的记者和失去家园的小猫——5月17日都江堰一处救援现场。 贺延光摄
11月1日，一个温和晴朗的上午，汕头大学的国际学术交流中心，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
这是近30名参与过汶川地震灾区一线报道的记者，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等国内最为活跃的通讯社和平面媒体。应汕头大学新闻学院之邀，他们将对国内新闻界在“5·12”汶川特大地震期间的报道，进行一场为时一天的研讨。
研讨会上的气氛显得热烈而理性。记者们彼此分享着此次地震报道中的经验，或是坦率道出自家媒体的欠缺与失误，也会冷静地谈到自己在进行报道时的困扰与不足。
此时，离地震发生已经整整172天。在许多旁观者看来，那场山崩地裂的灾难，似乎未在这些记者身上，留下太多的痕迹。
但研讨会结束后的饭局与聚会中，情况明显发生了变化。记者们开始情不自禁地回忆起那十多天炼狱般的采访经历，也会聊起从灾区回来后的痛苦和煎熬，在酒杯的碰撞与烟雾的缭绕中，许多人的眼角泛起泪花。
显然，理性与冷静都只是表象。这将近半年的时光，并不能将某些记忆从他们的脑海中抹去。那些曾目睹地震后惨烈景象的记者，都将和这段一生中刻骨铭心的采访，进行一场漫长的告别。
1 在灾区呆了一个多月，回北京的头两个晚上，新京报记者吕宗恕连续做了两个噩梦。
头一个梦，他在堆满遇难者遗体的空地上走着，突然间，一个死去的人拉住了他的小腿，他在拼命挣扎中吓醒了。第二天晚上，他在梦里看到数不清的遇难者遗体，在梦里他嚎啕大哭，直至哭醒。
几乎每一个从灾区回来的记者，都有过和吕宗恕相似的经历。一些记者梦见各种奇形怪状的妖魔或者鬼脸，向自己飞来；一些记者会梦见自己的至亲——父母、妻子、儿女被压在废墟里，呻吟、呼救，自己却无能为力；有些记者从梦中吓醒，看见身边盖着白被单的妻子，甚至会产生“不好的联想”。
与噩梦相伴随的，还有数不清的眼泪。
一个曾去过中东等地报道过战争的老记者，到了灾区竟崩溃了。他一个劲地念叨着“真惨啊”，一跟人说话就哭，以流泪开始，以嚎啕大哭结束。在灾区待了3天后，全身器官功能紊乱，只得撤回后方。
而新华社记者朱玉在灾区呆了10天后回到北京，当领导向她提出要求，希望她作为老记者，能够作一些关于抗震救灾的报告时，她试图推辞，却没能成功。没想到这竟成了她“最大的折磨”。在几次报告会中，她只要一谈到那张白纸，就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在讲台上泪如雨下。甚至，在新华社的一次电视电话会议中，主席台上下的领导和记者们都哭成一团。
那段时间里，实在无法抑制悲伤时，朱玉就把自己关进书房，她告诉家人，谁都不要管她。可隔着两层木门，家人还是可以听到她嚎啕痛哭的声音。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记者都愿意在旁人面前流泪。有些记者觉得，自己的这些苦难，“和灾民比起来实在不值一提”。
但记者们受到的心理创伤，并不能得到合理的释放，于是，便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南方都市报的首席记者南香红，从灾区回来后，不敢在丈夫和12岁的儿子面前表露悲伤，怕“吓着他们”。但时间不长，她就觉得浑身不舒服，做什么事都提不起精神。没多久，她就得了哮喘、心脏疼痛，一躺下，就会胸闷得透不过气。整整两个月，她都只能坐着睡觉。
某中央媒体一个女记者，从灾区回来后表现得很正常，能说能笑。直到过了两周，一个朋友做了一本汶川地震的画册，送到办公室给她。她翻了翻那本画册，突然间当着众人的面，用画册蒙着脸，嚎啕大哭起来。
还有些记者，像是得了某些强迫症，他们不能听到音乐，或是看到旁人的笑容。有人变成了“道德的化身”，一旦身边有朋友谈论吃喝或者享乐，他们就会露出嗤之以鼻的神情。
有人一边排斥着来自四川的消息，一边又不断地关注着那儿的新闻。有人无论到哪儿，都要查看一下建筑结构和地质结构，找出房子里最安全的地方；有人习惯在睡觉时穿着衣服开着门，并且在床头柜上放上手电、水和食物。
有一位摄影记者，甚至再也不去翻看在灾区拍摄的那些照片，因为，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只要一看到那些照片，他似乎就能闻到浓郁的尸臭味。
“那段时间，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张纯如在采访完南京大屠杀后自杀了，因为，每一次采访，对自己都是一次伤害。”朱玉说。
2 这位老记者至今忘不了这样一次采访。
那是5月17日上午，离地震发生近5天，朱玉在北川中学的废墟边，注意到一位老师的手中拿着一张白纸。
看上去，这仿佛就是一张普通的白纸。但当人们把这张纸捧在掌上，迎着阳光，眯起眼仔细查看，却依稀能看到上面的刻痕。没有人知道那是用什么东西刻出来的，但能辨认这些刻出的字迹——“姜栋怀，高中一年级一班。爸爸妈妈对不起，愿你们一定走好。”
采访中她得知，当人们发现这个孩子遗体的时候，他的怀里还紧紧搂着这张白纸。那是他在废墟下跟爸爸妈妈最后的告别。
而最令南香红内心感到疼痛的一次采访，是在映秀小学。在那片小山般的废墟前，她突然看到一个老太太。每当有士兵抬下孩子的遗体，她就要颤巍巍地走上前去，辨认孩子的面容。她读五年级的孙儿，还埋在废墟下，孩子的父母早已放弃了希望，但这位双耳失聪的老人，却独自一人在这里守了10天。
老人背着一个大筐，里面放着一套干净的衣服，以及一块白布，她告诉南香红，如果找到孙儿，还活着，她就给他换上新衣服，带他回家吃饭，如果孙儿死了，“就用白布擦干净，然后盖上”。
那一刻，南香红痛哭流涕，“几近崩溃”。
对于年轻记者吕宗恕来说，那个留在他照片上的女孩，是他内心难以愈合的伤痛。
地震发生的当天下午，吕宗恕第一时间赶到了都江堰。在一家建筑装饰材料批发市场，他遇见了那个下半身被压在废墟中的女孩。女孩的丈夫焦急无助地守候在边上，吕宗恕帮着拨通了警方电话，但因为急着赶往映秀镇，没能待太久，他只是拍下了当时的场景，也忘了打听这对夫妻的姓名。
但时至今日，女孩求生的目光、试图爬出废墟而拼命撑起的手臂，还有被压住的身体，却一直留在这个30岁男人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他先后四次去过都江堰，都去建材市场打听女孩的消息，但一无所获。
“我应该等到她获救再离开的。”他内疚地说:“现在想想，这或许会让我内疚上一辈子。”
的确，几乎每个在第一时间去过地震灾区的记者，都会遇见类似的故事。那些交织着死亡和悲伤的细节，有意无意地渗透进他们的记忆里，没有人知道，它们会在什么时刻，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迸发出来，而保存这些记忆的人，又会感到怎样的痛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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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林天宏
编辑：
汪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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