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入议程这一步总算争取到了。接着是讨论中国加入的问题，这时又碰到难题，按章程规定，亚洲足协只接受已参加国际足联的成员。那时我国尚未参加国际足联。霍英东等又建议修改章程，提出章程可改为足协不限于吸收国际足联会员，凡曾被批准参与亚运足球比赛的，其队伍亦可被接纳为会员。按照规定，修改会章亦须有四分之三以上票数通过。这次是用举手方式表决，结果又以四分之三的多数票通过了。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是：接纳我国为会员，就得开除台湾。当时一些国家与台湾仍保持微妙的关系。但一经举手表决，赞成的仍是超过四分之三。于是我国足球协会取代台湾，在亚洲足协的会籍终得恢复了。

连闯三关，一连以三个四分之三通过议案的事，在世界体育史上是从未有过的。

这虽然主要是因为中国强大，而霍英东的积极活动争取的确起了重要作用。这一重大突破，为中国全面恢复在奥林匹克委员会和其他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合法席位打开了广阔通道。

亚洲足协的决定，不少人感到意外。国际足联会员闻讯十分震动，当即采取措施，由国际足联写信给亚洲足协，指责接纳我国加入的决定是非法的，要求即予取消。此后麻烦事多了。国际足联有意要处分亚洲足协，台湾方面唯恐足球被突破了，会引起连锁反应，也极力向国际足联施加压力。

为了维护票数，国际足联的态度是很强硬的。国际足联会长历来都是欧洲人担任。那时刚好第一次以非欧洲人(一个巴西人)当选会长，他对我国是友好的，但因刚上任，各方压力又大，只能谨慎从事，成立了一个专门小组研究处理。这个小组由每个洲选一名代表组成，霍英东那时已当选为亚洲足协副会长，代表亚洲足协参加这个小组，每逢讨论他均据理力争，使国际足联无法作出结论。

1975年，亚洲足球赛在香港举行，中国能否参加，这是关键性问题。虽然中国在亚洲足协的会籍已正式恢复，而在国际足联的官司尚未了结，如不获国际足联认可就让中国参赛，势必引起更大波折。香港足球总会曾拟拍电报到国际足联请示。但霍英东考虑如单靠一封电报，万一复电说不行，便无转圈余地，这将形成恶劣的先例，以后参加其他比赛也会遇到麻烦。于是他当即和震霆商量，要震霆马上赶去瑞士，请求会见国际足联会长、秘书长，他也随即赶去瑞士。会见时，他提出许多很有说服力的理由，说明香港亚洲足球赛拟邀请中国参加，希望会长、秘书长同意。终于，他们开明地答应了，这便突破了缺口，1975年后所有比赛均可顺利参加了。

其他各单项体育组织陆续接纳我国为会员国，是在我国恢复国际奥会合法席位以后的事。

进一步支援祖国体育事业

文革结束，特别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确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体育战线和其他战线一样，呈现一派蓬勃生机。霍英东欣逢其时，更加积极热情地支援祖国体育事业。

1979年中国奥会提出，只要台湾奥会改名、改旗、改歌，就可以作为中国的一个地区体育组织，继续留在国际奥会内。这一设想，大多数代表都易接受，因而，1979年10月，在日本召开的国际奥会代表大会上中国的设想被正式提出，并付诸表决，获得绝大多数代表支援，使中国在国际奥会被剥夺30年的合法权利得到恢复，这使霍英东备受鼓舞，更加积极地为争取我国体育的合法权益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