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桂榛的第三封信

桂榛，你好。

与前几次大文一样，吾兄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何才能达成东亚和解，我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东亚和解是历史趋势，两岸关系的缓和是东亚和解的先声。给你的两信都贴在我的新浪博客上了，第二书中有些改动，以博客文为准。现在国家已经公布了人权计划，但落实不下来，原因是没有“东风”，如何落实人权，在日本是经过二战的失败，在美国占领军的监督下才痛下决心落实人权、修改宪法的。但我并不认为现代日本经过战后重建就成了亚洲的民主典范，如同明治初年的自由民权运动一样，战后日本的所谓和平宪法当日本成为西方反共阵营的桥头堡以后，已经名存实亡。

你认为中国不自己落实民主是无法与人谈和解的，我基本上是同意这个看法的。东亚和解是一个社会工程，改变敌性预设以后，要在社会行为的细部落实国际人权法。中国近代化的起步早于日本，所谓同治的中兴给明治维新提供了变法的样板，魏源的《圣武记》、《海国图志》传到日本，引起了日本高层的重视，日本是从中国手中接过了变法的接力棒的。你说的徐继畲也是一个先驱，宋恕是把魏、徐两人并列的，徐批判理学意识形态，没有“以夷制夷”的思想开了容受西方民主思想的先河。

我一直主张不能把东亚文明近代进程分割开来看，日本成功了，中国失败了，这是一种西方中心论的观点，以他们的民族国家的价值标准来看，日本成了类似于英国的立宪君主国家，而中国因无法成为类似于西方如美国那样的民主国家，所以“失败”了。事实上，日本完成了中国无法完成的近代转型，成了二十世纪世界思潮的发信源，为中国提供了近代转型的资源。而中国也有自己容受西方民主思想的气概。

日本有自己的局限，如自由民权运动，在明治日本并没有扎下根来，反而助长了国家主义，黄遵宪明治初年出使日本，一看就看中了自由民权运动的精神，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他把从日本带回来的自由民权运动的种子播在了上海、湖南。严绍璗认为，新中国的建立实现了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日本无法实现的理想，其实，要从更为宏观的视野来看待东亚文明内部的互动，近代中国革命是要把在日本生长出来的自由民权的种子培育成参天大树，这才是推动中国近代史的主线。夺取政权只是推动民主进程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然而，如何落实人权计划，战后日本的经验还是值得借鉴的。我在日本时，日本朋友就告诉我，在日本不能搞全民身份证番号，这是违反尊重个人隐私的宪法精神的，商业广告也不能通过私人电话打到家里来做。中国人往往把自己认为是对的东西就强加给他人，这是违反自由意志原则的。我现在不用电信的电话，因为电信时常会利用电话来进行商业宣传，我现在住在临安，当地政府把高音喇叭装到家家户户的门前，商业广告也通过高音喇叭来宣传，这就混淆了公私的分界。我回国已经15年至今仍然是讲师，因为没有通过省教委制定的“岗前考试”，连晋升的资格都没有。类似的例子还很多，我主张东亚和解不光是理念，而是要把我们的视野缩小到我们生活的社会共同体上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关心人权议题，关注我们生存其中的环境，时时抵制权势者把自己的意识强加给他人，蔑视人权，假公济私。

希望刚上台的日本民主党的对华政策能够超越意识形态的对立，成为中国人权行动计划的“东风”。

杨际开

2009年9月8日下午，写于于潜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