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桂榛的第二封信

桂榛，你好。

谢谢寄来严绍璗《战后六十年日本人的中国观》（2007年4月11日，南方网），细读了几遍，了解了战后中日关系的一些掌故，如新中国于1956年特赦日本战俘、竹内实翻译廖承志的讲话，泪流满面，不能翻译等。竹内实先生，我回国后1995年初在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工作时，与他见过几次面，曾陪同他采访过黄源先生。竹内先生有句名言说，中日关系“友好容易，理解难”。如果相互之间不能理解彼此立足于地缘政治与各自历史的看待世界的观念体系，恐怕“友好”会转变为“敌视”。

在日本时，听说严先生研究中国留学生的精神结构拿到学位，他的专业是文学，见证了战后的中日关系史，但总体来看，无论是日本的中国通，还是中国或是西方的日本通，对研究战争与和平的国际关系的领域显得较为陌生。

自甲午战争到抗日战争结束，中国与日本之间，前后打了四十年仗，今年是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大庆，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日关系直到今天仍然处于冷战之中，民主党刚上台就重申日美同盟关系，而日美同盟现在主要就是针对中国大陆的。严先生说:“作为‘东亚文明圈’的一个重要成员，日本自身的存在与发展，也为中华文明的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这样的说法还带有浓厚的中国中心主义的色彩，事实上，日本、朝鲜、越南与中国（包括台湾、香港）都是儒家汉化文明的载体，从各自不同的地理与历史的立场出发守护东亚文明的整体安全，是东亚文明的周边地带促进了东亚文明的近代转型。如果缺失中国大陆周边儒家汉化地区的文化视角，就无法理解东亚文明史的整体进程，也无法理解中国在这一整体进程中迎来近代转型的过程。

自从甲午战争以来到现在，中日之间热战、冷战已经打了一百十五年了，近年来，日本学界提倡海洋文明令严先生感到不安也说明，中日之间的“冷战”尚在继续。如果把近代中日之间的百年之战追溯到丰臣秀吉入侵朝鲜，可以说，中日之间的敌对关系至少已经有五百年历史了。我们比较熟悉的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日本后来加入西方阵营）入侵中国的解释，但这个解释模式用到日本上，对诸如明治维新鼓舞了中国人去推翻满洲王朝、中国通过日本吸收西方观念以及被目为日本法西斯教祖的北一辉支持辛亥革命的动机等文化层面的现象就不能自圆其说了。甲午战争至今已经一百十五年了，历史学家仍然没有对中日之间的冲突乃至战争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是令人遗憾的。

我二十年前在东京大学读国际关系专业的博士课程，开始从文明触变的视角来研究十九世纪末期东亚的国际关系，当时我的前辈台湾中研院的张启雄先生已经完成博士论文，他提出了日本入侵中国仍是“逐鹿中原”的思维方式在起作用，这就意味近代中日之间的战争仍然是文明内战。同一文明内部的战争与不同文明之间的战争在战争动机与战后处理上是有区别的。吉田松阴的“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吕宋诸岛”的构想也成为他的论据之一。严先生把吉田看作是“侵略的原主”，我是不同意这个观点的。弗洛伊德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提出过战争起源于不同观念的冲突的看法，我受到这一观点的影响，开始思考中日战争背后双方所持有的不同的观念。

与你的第一封信中，我讲了日本的天皇实际上承担了天子的功能，新天皇即位举行“大尝祀”还是在承担这一功能，严先生认为是“半人半神”，其实不然，参照一下甘怀真的《西汉郊祀礼的形成》（收入氏著《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就可以知道儒家的君主观与法家的君主观在中国史上的内在困境，日本的近代历程就是对这一困境的克服过程。一方面天皇温存了儒家的天子观念，另一方面，幕府将军又分化了法家观念中的皇权。明治维新初年的自由民权运动是要把皇权转化为民权，黄遵宪向中国转播的正是在日本受到挫折的自由民权运动的精神。

为什么至今只有日本的天皇还在东亚文明中承担起作为天人中介的天子的功能呢？这个问题也要从皇帝制度在东亚文明中的演进历程来理解。中国、朝鲜、越南的君权都灭亡了，而日本的天皇作为东亚皇帝制度的反命题获得了自身的合法性。日本天皇的这一功能是到晚近才突显出来的。内藤湖南认为揭开了日本战国时代序幕的“应仁之乱”（1467-1477）是日本史的一个转机。内藤说:“使尊王心理从部分贵族的占有下摆脱出来，普及于一般人民之中。这就是当时的一个现象。”天皇作为皇权的反命题，成为一般人民抗拒权力的法原。一般人民把天皇视作制衡将军权力的社会压力的焦点，天皇获得了自身的价值，我把这一功能称为法原。皇帝制度本来就有法原与权原两个侧面，天皇是对权原的否定，对法原的继承。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分化了皇权的将军的权力开始向民权转换也是东亚文明近代转型的整体进程。中日之间的百年冲突起因于东亚文明的政治结构背后不同的秩序观念，实质上是法原与权原的冲突。

关于吉田松阴的思想历程，桥川文三在《民族主义:其神话与逻辑》中有很精彩的分析，他的尊王思想受到朱舜水的鼓舞，他虽然也读过魏源的《海国图志》，但没有接受“以夷制夷”的思维方式，他不仅反对幕府，还反对藩国，他的革命精神是针对东亚专制精神的。这种从东亚文明内部萌发出来的革命精神是阳明学的一个发展形态。要从全球化进程的角度才能理解其意义。他的学生伊藤博文后来成为甲午战争的主谋者，但仍保持了东亚文明的整体意识。真正实践了魏源“以夷制夷”思想的是福泽渝吉这样的洋学者，而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比洋学者更向“以夷制夷”的逻辑靠近了一步。

在中国，对魏源哲学最早提出批评的恐怕是嘉兴人金蓉镜，他在1908年出版的《潜书·驭夷》中指出，“以夷制夷”自己就会蜕变为夷。马一浮的复性思想发扬了金氏的观点，主张从东亚文明内部进行人心的自我更新，他把阳明学提升到了理学的高度。这是一个立足于开发我们自己内在力量的和平思想，有望成为二十一世纪东亚和解的指导思想。中国政府已经宣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这次选举掌握了政权的日本民主党若能赓续明治初年自由民权的精神，那么东亚文明就有可能打造出一个取代西方近代国家体系的以复性为方法，以民权为目的的新型政治典范。

杨际开

2009年9月8日晨，写于于潜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