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近代“疑古”思潮兴起以来，围绕《论语》的编纂、结集，学界已有过种种研究和讨论。从经学思想史的角度看，《论语》一书的性质及其所反映的价值观同样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同《论语》的结集又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根据解释学的观点，文本的编纂、结集实际也是一种理解活动。孔门弟子对孔子言行的“辑而论纂”，无疑是对孔子思想一次系统的认同和理解，由此确立起早期儒学的价值观。而《论语》作为这一理解活动的记录，便在经学思想史上具有了特殊的地位。本文拟从考察《论语》的成书入手，进而分析、揭示《论语》一书的特殊性质及其所反映的价值观，并对《论语》在汉代的流传及在经学史上的地位作出说明。

一、孔门后学的分化与《论语》的结集

关于《论语》的成书，历史上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看法。汉唐学者一般认为《论语》是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结集而成，结集的时间当在孔子去世后不久，其中讲得较具体的，是《汉书·艺文志》中的说法:

《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此外，像何晏《论语集解》引“汉中垒校尉刘向言:鲁《论语》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王充《论衡·正论》:“夫《论语》者，弟子共纪孔子之言行。敕记之时甚多，数十百篇。”赵岐《孟子题辞》:“七十子之畴，会集夫子所言，以为《论语》。”都肯定《论语》是由孔子弟子编纂、结集。汉代学者中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论语》的结集是由某位或几位弟子所为。如《经典释文》引郑玄说:“仲弓、子夏等所撰定。”同书《论语音义》又称:“郑玄云:仲弓、子游、子夏等撰。”《论语崇爵谶》:“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事素王。”《文选·辩命论》注引《傅子》:“昔仲尼既殁，仲弓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这种看法与前面虽稍有不同，但在肯定《论语》是由孔门弟子编纂、结集，即《论语》成书较早这一点上，则是一致的。古人叙事简略，以上只谈到《论语》开始结集，而没有说明完成的具体时间。唐代柳宗元注意到，《论语》中有曾子临终前与弟子的对话（见《泰伯》），“曾子少孔子四十六岁，曾子老而死，是书记曾子之死，则去孔子也远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无存矣。吾意曾子弟子之为也。”认为《论语》的成书可能要晚至孔子的再传弟子。但又说“或谓:孔子弟子尝杂记其言，然而卒成其书者，曾氏之徒也。”实际仍然承认汉人的说法，只是对其作了补充和说明而已。

清代学者崔述则对《论语》的成书提出不同看法，他注意到今本《论语》前后十篇在文体和称谓上存在着差异，前十篇记孔子答定公、哀公之问，皆变文称“孔子对曰”，以表示尊君。答大夫之问则称“子曰”，表示有别于君，“以辨上下而定民志”。而后十篇中的《先进》、《颜渊》等篇，答大夫之问也皆作“孔子对曰”，故怀疑“前十篇皆有子、曾子门人所记，去圣未远，礼制方明；后十篇则后人所续记，其时卿位益尊，卿权益重，盖有习于当世所称而未尝详考其体例者，故不能无异同也”。又如，前十篇中孔子一般称“子”不称“孔子”，门人问学也不作“问于孔子”。而后十篇中的《季氏》、《微子》多称孔子，《阳货》篇子张问仁，《尧曰》篇子张问政，皆称“问于孔子”，与《论语》其他篇不同，“其非孔氏遗书明甚，盖皆后人采之他书者”。受崔述的影响，以后学者继续从《论语》前后十篇用语、称谓的差异对其成书作出判断，有学者甚至认为，《论语》最初只有单独的篇，其编定成书，要在汉代以后。

从现有材料来看，以上看法当以前者更接近事实。先秦典籍中明确提到《论语》一词的是《礼记·坊记》:“《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史记·孔子世家》说:“子思作《中庸》。”《隋书·经籍志》引沈约说:“《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子思子》一书，唐时仍存，宋以后方才佚失，故沈约所说当有根据。但在“疑古”之风的影响下，学者往往将《坊记》、《缁衣》、《中庸》等篇看作是秦汉时作品，这条材料的可靠性也受到了怀疑。然而近年公布的郭店及上海博物馆竹简中均有《缁衣》一篇，内容与今本基本相同。据发掘报告，郭店一号楚墓的年代为公元前四世纪中期至三世纪初，上博简的年代可能与此相差不远，证明《缁衣》确实是先秦古籍。另外，郭店竹简中与《缁衣》同时出土的还有属于子思学派的《五行》篇，记载子思言论的《鲁穆公问子思》篇，说明《缁衣》与失传的《子思子》确实存在着某种联系，沈约说《缁衣》、《坊记》等篇取自《子思子》应是可靠的。既然子思在其作品中已提到《论语》，那么至少在子思生活的时代《论语》已经成书。据学者考证，子思的生卒约为公元前四八三年至前四〇二年，则《论语》的成书的下限当在公元前四零二年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