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中越关系究竟如何？

网友评论()2014.05.15 总第15期 作者：兰台

胡志明与毛泽东 资料图

随着近日越南反华游行愈演愈烈，不少网友开始怀念毛泽东时代中越“同志加兄弟”般的亲密关系，但是事实真是如此吗？兰台君认为不是。接下来兰台君将为大家介绍在毛泽东时代影响中越关系的三次谈判。

1954年《日内瓦协议》：越共对中共不满开端

对于1954年日内瓦会议，中国与越南方面的记忆是完全不同的；在我们的叙事里，1954年日内瓦会议是“中国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首次以大国身份参加会议，就与以杜勒斯为代表的“十六国”，在日内瓦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激战。周恩来通过台前幕后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不但打击了美国霸权主义的嚣张气焰，也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①

“日内瓦会议的成功召开使印度支那的和平得以恢复，不仅缓和了远东地区的国际紧张局势，而且还粉碎了美国扩大印度支那战争的阴谋，使美国从中国南边军事逼近中国的战略遭到了挫折。”②

但是刚刚取得奠边府大捷，全歼1.6万法军的越共来说，他们对1954年日内瓦会议的评价完全两样。

后来的越共总书记黎笋回忆到“当我们签署日内瓦协议时，正是周恩来将我国分成了两部分。我必须说，在1954年，当时我们赢得了奠边府战役的胜利，胡伯伯发电报给我，要我必须前往南越重新集结那里的部队，并向南越的爱国者说明这件事。我乘货车到了南方。一路上，爱国者们出来欢迎我，因为他们认为我们已经取得了胜利。这是多么痛苦！看着我的南方爱国者们，我哭了。因为在这之后，美国人会到来，会以可怕的方式大肆屠杀人民。”③

在黎笋等越南领导人看来，1954年7月奠边府战役越南民主共和国军队获胜后，越南仍在中国和苏联的压力下作出让步，签署了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日内瓦协议，以北纬17度线以南、9号公路以北20公里的六滨河为军事分界线，越南被分割成了南北两个部分。

1955年越南国举行全民公决，废除保大皇帝，建立越南共和国，吴庭艳出任总统，于翌年3月单方面举行“制宪议会”选举，使其政权合法化，进而把南越置于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军事保护之下，彻底破坏了日内瓦协议关于通过全越南普选实现南北统一的规定。其间，吴庭艳政府对越南南方的抵抗力量进行了镇压屠杀。这段历史，已成为1956年以来分工留在南方指导革命运动的黎笋心中一种永久的痛。在他看来，越南当时有可能乘奠边府战役胜利之势解放全国，而在中国的压力下停止前进步伐，结果为吴庭艳集团清洗南方革命者和人民创造了条件。④

而毛泽东在1960年代在会见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代表团时就此事反复做检讨，可以看作黎笋等人看法的一个注脚：毛泽东表示，我们在日内瓦会议上“犯过一个错误”。“从1954年到1959年6年中，吴庭艳杀了16万干部和积极分子，你看这个教训惨不惨。”“日内瓦会议的错误害了你们。”“再打一年就好了，打到吴庭艳的军队消灭得差不多了再谈。”“我总想当时是失掉了一个时机。”⑤

1960年代四方巴黎和谈：毛泽东反对越共与美国谈判要其继续打

时光荏苒，到了1960年代中期，随着中国国内爆发文革，毛泽东搞世界革命的国际主义热情开始不断升温，以国际促国内，更要高举反帝大旗，中国再次奔向反美斗争第一线，支持和支援北越在南越开展武装斗争。也因为如此，使得越共认为他们是保卫中国的前线，中国出钱出枪支援越南进行武装斗争是理所当然，不存在什么“感恩”心理。

1960年代末，越共和美国都打得有些力不从心，便开通了政治解决的渠道。这时苏联介入，牵线搭桥，越美苏三方一同搞起了缓和。中国则非常愤怒，强烈批判苏联的修正主义和绥靖主义，斥之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又指责越南中了苏联的计，对美国搞妥协投降。

对于越美谈判问题，中国在1965年初至1968年初的越美对话试探期间，一直主张谈判的条件、时机和决定权要掌握在越南手里，时机不到就不应与美国方面谋求接触，尤其不能降格以求。[2]当1968年4月3日越南政府宣布随时准备派代表团与美国代表进行接触，越美巴黎谈判于5月13日正式开始后，中国方面进一步加强了对越美和谈活动的干预态度，明确将反对和谈的重点放到了反对投降妥协上，强调越南不应对美国做出实质性让步，使自己丧失谈判桌前的主动权。⑥

为了打破苏联的“阴谋”，中国方面采取了各种方式反对越美和谈。为增强越南党战斗到底的决心，毛泽东这时批准了一系列的更大规模的援助越南的计划。这包括直接向越南派出支援部队，在越南北方担负防空作战、修建和维护铁路、公路、机场、通信设施、国防工程和沿海扫雷等任务；规定云南、广东、广西、湖南等省负责越南七个省的经济建设与发展等。据不完全统计，从1962年至1966年中国援助越南各种枪支27万支、火炮540多门、枪弹2亿多发、炮弹90多万发、炸药700多吨、军服20万套、布匹400多万米以及大批蚊帐、胶鞋、副食、交通讯器材等。而根据1965年4月初黎笋率越南党政代表团访华提出要求中国派出支援部队的要求，中越双方签订的有关协议，这一年6月中国以“支援部队”的形式派出了第一批军队入越。至1968年3月止，中国先后入越的防空作战部队、铁道部队、国防工程施工部队、筑路部队等达23个支队32万余人。⑦

与此同时，注意到越南党在美军大规模卷入和大举轰炸北越的强大压力下，开始倾向于赞同苏联和谈建议的心理，毛泽东多次明确向越南领导人表示反对现在和谈。6月5日，毛泽东与胡志明谈话时就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当胡志明委婉地解释说：如果越南不表示愿意走向“和谈”，美军就要增加到十万，就要继续“升级”，要炸越南的工厂，要炸海防，甚至河内。毛泽东当即回应说：怕什么？美国还说要炸中国。炸就更好，炸广州、南宁、昆明、海南岛，甚至炸新疆的原子弹基地，那就更好。10月20日，他在接见越南民主共和国党政代表团时也指出：你们应该和美国谈些什么问题，我还没有留意到。我只注意如何打美国人，怎样把美国人赶出去。过去在日内瓦曾经谈过，但是谈了以后，美国人可以不算数。你们遵守协议把南方的武装力量都撤出来了，敌人就在那里杀人，你们只好重新搞武装斗争。不是不能谈，到一定时候还可以谈，但实际上解决问题还是靠你们打仗。⑧

随着印度支那战争的继续，和东南亚各国共产党陆续开始展开武装斗争，毛泽东一度颇感欣慰。他说：“各国人民我看也快起来了，包括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有搞和平运动的，有打游击的，有在思考问题的，也有许多人尚未觉悟。各国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这叫做革命。能够相信，只有十月革命，或者中国革命、越南革命、老挝革命，其他地方就不革命了吗？不可能嘛！如果其他地方不革命，那马克思列宁主义就不灵了。”⑨

1970年代中美建交越南愤怒

随着1968年苏联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发生，1969年中苏爆发边界冲突，进而导致苏联威胁要对中国采取先发制人的核打击，毛泽东吃惊地发觉苏联入侵的危险迫在眉睫了。要革命，首先必须保存革命的本钱，这是毛泽东在夺取政权的20多年间所得出的最重要的革命经验。

在异常紧张地渡过了“深挖洞，广积粮”和“准备打仗”的战备阶段之后，他对世界革命的热心程度明显地开始降温了。为了自身安全的需要，毛泽东被迫批准与美国开始进行高层秘密接触，决心联美抑苏。这回中越关系再度受到影响，不过不再是中国批评越南牺牲革命，而是越南基于对中美秘密接触的不满反过来含沙射影地批评中国想要牺牲越南了。

自然，中国确也逐渐地不再反对越美和谈了。还在1970年，毛泽东其实就已经开始委婉地表示不坚决反对越美和谈了。尽管当年美国入侵柬埔寨的行动，一度妨碍了毛加速自身政策的转变，但在1972年前后，毛泽东在接待基辛格（HenryA.Kissinger ）和尼克松（Richard M.Nixon ）访华时，一方面劝告美国撤出越南，公开拒绝美国要求中国向越南施压的建议；一方面就考虑到有促使美苏对抗的需要了，故在实际上已开始劝告越南同志要适时结束战争，争取谈判有所成果。

毛泽东这时对越南领导人说：如果谈判成功，那么不仅越南南方，而且北方都将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毛泽东和周恩来甚至还先后为过去对越南的批评表示了歉意。称“你们自1968年以来实行的打和谈的策略是对的。起初，你们刚开始谈判时，我们一些同志认为你们采取了错误的行动。”看来，“你们的决定是正确的。”

尽管毛泽东和中共对越南同志进行了解释，但是越共领导人们仍坚持越共的立场。为消除河内的疑虑，基辛格离京次日周恩来就提出秘密访越，并于7月13、14日连续与黎笋和范文同会谈，通报情况。只是，当周恩来谈到尼克松访华将讨论越南问题时，越南领导人的反应十分强烈。

据黎笋后来回忆说，他当时即表示：越南是我们的国家，不是你们的。你们无权就越南问题说三道四，无权和美国人讨论这件事！随后，北京注意到河内《人民报》发表的社论影射中美会谈，而且对中美同时发表的关于尼克松即将访华的公告保持沉默，直到1971年末才向国人宣布，显示了极为抵触的情绪。⑩

1973年1月27日，越美巴黎会谈达成和平协议，尽管毛泽东对此给予高度的赞扬，说越美协定让美军走是个好办法。但中越之间巨大的鸿沟已经形成，越共加速朝苏联靠拢，不但如此，中共以及毛泽东还得罪了以阿尔巴尼亚为代表的过去站在中国这边的左派共产党人，他们对中国这种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深表不满，不仅反对越美达成妥协，尤其反对中国与“世界人民的头号敌人”美国搞到一起去。

对此，年迈的毛泽东回击到：人家自己要撤兵，有一个国家（指阿尔巴尼亚）死也不让撤，说是世界革命风暴在亚洲，亚洲革命风暴中心在越南。如果不打了，就不得了了，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我就不理！你奈何得了我吗？鄙人就是右倾机会主义。什么“革命是不能妥协的，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妥协的”，这是哪一条马克思主义？⑾

结语

在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中，有一个悖论。从意识形态上说，按照国际共运的原则，无产阶级无祖国，应该无条件地支持各民族的解放运动。但就民族国家利益而言，支持别国解放，就有可能对本国利益造成损害。如果不支持，又有损害他国民族解放之嫌。实是进退唯谷。中越从“同志加兄弟”发展到最后刀兵相见，其实很大程度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特殊的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所造成的。

注释：

①《周恩来日内瓦舌战“十六国”》，作者：吴光祥，载于《党史纵横》2008年05期

②《1954年：新中国首次以5大国身份亮相国际舞台》，作者：张清敏，载于中国网

③④⑤《日内瓦会议上中国解决印支问题方针再探讨》，作者：李丹慧，载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网站

⑥⑩《中美缓和与援越抗美——中国外交战略调整中的越南因素》，作者：李丹慧，载于《党史研究资料》2002年第11期

⑦⑧⑨⑾《毛泽东对印度支那战争态度的变化(1949-1973)》，作者：杨奎松，载于《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