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奇才”陨落打了谁的脸？

网友评论()2015.2.26 总第65期 作者：兰台

引言：最近一条新闻引起了轰动，已经出了两本具有学术分量的史学著作的西安中学高三学生林嘉文。因抑郁症突然自杀身亡。许多读者对此表示了惋惜和同情，也有读者质疑其水平并怀疑是否有炒作和别的隐情。就这一事关历史学的新闻热点，兰台在此也做一番解读和探讨，希望对广大读者对此事的了解有所帮助。

 

（林嘉文同学生前照片）

特别需要提出的，林嘉文同学去世后，有渠道发布了林同学的遗书，兰台对此以为不可。为尊重逝者隐私，本文将不采用被擅自公布的遗书中的任何片段。

悲剧的发生媒体的过分炒作难辞其咎

《当道家统治中国》是林嘉文的第一本史学专著。这本书出版时，林嘉文拒绝了出版方和学校的宣传，并要求隐瞒年龄。他在一份自述中层写道：“从初中起就熟悉网络舆情的我，太容易想到如今社会上很多人不太欢迎别人的年少成名，大家对年少有才华的人并不看好，会顺理应当地认为其中有作假，或者想当然地料定别人会‘伤仲永’。”不愿让自己白白成为这些舆论泡沫下的牺牲品，不想自己宁静的读书生活被打扰。

直到2015年12月，林嘉文出版了《忧乐为天下：范仲淹与庆历新政》。这一次，秘密受不住了，各种炒作式报道接踵而来。诸如“史学研究天才少年”之类标签式的衔头人尽皆知。

经常被拿来作为证明的，是宋史大家李裕民教授破例为林嘉文的新书作序，并赞其为“解放以后最年轻的具有学术研究能力的作者”。

但是，兰台君要说，李裕民先生的这篇序文，又有几人看过？看明白李先生究竟说了什么吗？

在这篇序文中李裕民先生准确地定位了林嘉文同学目前的水平、优点和不足，予以了热情的鼓励和谆谆教诲。而这些，正是兰台君要拿出来和大家说道说道的。

李先生在序文中这样写道：

“治史大致可分写史和研史两类。写史是描述历史，如人物传、历史事件等。历史转瞬即逝，又不断翻新，它不可能重复出现，纷繁复杂的历史过后，只留下一些残片碎末，后人只能根据有限的材料去复原历史，这就需要一定的想像去拼接，所以胡适认为这是文学家的任务。研史是研究历史问题，材料有真有伪，需要辨别，许多疑难问题，需要解决，表像背后隐藏的奥秘，需要去探索。胡适认为，这一切才是历史学家的任务。当然两者之间，并没有鸿沟，现在搞历史的往往二者兼顾。

写史可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搜集有关材料，连缀成文，不看他人有关的研究成果，不做考证。这类论著比较浅薄，缺乏学术含量。第二个层次，是尽量吸收他人成果，这类论著能反映当前已达到的学术水准，但缺乏新的突破。第三个层次，则是在作者自己做过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能表现最新最好的水准。本书属第二个层次。这一层次的局限性在于，对有分歧的见解，可以有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对尚无不同看法的见解往往会照单全收……

摆在林嘉文面前的任务是如何提高至第三个层次，这绝不是做一些修改所能达到的，必须从写史走进研史之路，向历史学家迈进。即不能满足于看他人的论著，而必须从阅读原始资料著手，切记一定要有问题意识，带著问题去读，才能发现新问题，然后设法解决新问题，写出有独到见解的论文来。对于一些热门话题，要想走出自己的路，一定不要轻易相信已有的结论，要多问几个为什么？”

李先生在这里细细区分了“写史”和“研史”的区别，鼓励并鞭策林嘉文同学走研史之路——作为现代学科的历史学，是以史料为基础，为出发点，在对史料进行考据处理的基础之上进一步进行研究的学科。对此，正如李先生在序文第一段中就提到的“临别，小林拿出予在2009年出版的《宋史考论》，请我题词，我写了一句：‘考据是治学的基本功。’”

李先生在序文中直接指出，林嘉文同学的书，属于“尽量吸收他人成果”的写史类型，尚不是“从阅读原始资料著手，切记一定要有问题意识，带著问题去读，才能发现新问题，然后设法解决新问题，写出有独到见解的论文”的史学研究。这当然是因为还是中学生的林嘉文同学尚未接受大学才会有的历史学专业的基础训练。

因此，李裕民先生在序言中也写明，真正看好的是林嘉文同学的未来，而非现在。

不知道读者看到李先生的原文“他们中间是有好苗苗的，衷心希望好苗苗茁壮成长，成为学术界的新星。”“我只想说，现在仅是良好的开端，千万不可以此为满足，从研究角度讲，还没有真正上路”时能领会到什么。

人才的长成，需要师长的循循善诱，需要宽松的成长环境。既不能捧杀，也不能棒杀。李裕民先生在序文中透露出的，是希望林嘉文同学能在大学接受正规的历史学专业基础训练，真正走进历史学研究的大门，茁壮成长为学术界的新星。

但是，媒体炒作是全然不顾这些的。轻率地把“史学天才”的标签贴上，借机炒作。李裕民先生的殷切希望和破格鼓励也成了炒作点。凭空飞来的“史学天才”的沉重包袱和随之而来的种种非议、流言、争论带来的巨大压力对于抑郁症患者林同学意味着什么？今天我们都知道结果了。悲剧的酿成，媒体的过分炒作难辞其咎。

林嘉文被寄予厚望折射出的学界硕博士培养乱像

由得读者可能会问，林嘉文同学究竟靠什么被李裕民教授这样的专家青眼有加。这点其实李先生在这篇序言中有明确说明。

李先生这么写道：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完全符合学术规范，言必有据，注文长达6万多字，占全书五分之一以上。博览群书，引证古籍127种，今人论著311种，其中外国著作四十余种。充分吸收了国内外有关范仲淹与庆历新政的成果，对于有争议的问题，作了认真的分析，提出取舍意见。其治学态度是严肃认真的。其水准放诸当今有关范仲淹庆历新政较为优秀的论著之列，也是当之无愧的。

说实在的，我对当今史学界存在的粗制滥造成风、学术垃圾成堆的现象十分担忧，颇有一代不如一代之感。当我看到年轻中学生林嘉文的新作，令我确信，不可小看年轻一代，他们中间是有好苗苗的，衷心希望好苗苗茁壮成长，成为学术界的新星。我一向不愿为年轻人的书作序，我的硕士生、博士生修改论文后出书，请我写序，都拒绝了，而今自破其例，为了鼓励这位年轻人，我欣然答应作序。”

前一段，是媒体炒作时喜欢引用的点，读者也常常被其中的数字震撼。但却很少有人能体会到李裕民先生为何写下这样的文字。

那是因为让李裕民先生痛彻心扉的“我对当今史学界存在的粗制滥造成风、学术垃圾成堆的现象十分担忧，颇有一代不如一代之感。”

兰台君曾在第52期兰台说史《研究生制度之殇：评人大师生断交门》中借人大孙家洲教授断绝与研究生郝相赫的师生关系一事点出这样的事实：

历史学研究生招生考试，实际上甄别的是外语能力+背书能力，而甄别不了历史学研究生必须具备的历史学基本素质，更遑论甄别学术功底和研究创新的能力了。这导致大量不具备基本历史学研究素质的考生，抱着混文凭或者其他什么目的考上历史学硕博士研究生。

这样的学生，既不具备研究历史的能力和素质，也没有研究历史的热情和动力。他们能生产的，也就只能是李裕民先生所说的“粗制滥造成风、学术垃圾成堆”。

这时候我们再看李先生列举的林嘉文同学著作的优点，就有格外不同的意味了。

“博览群书，引证古籍127种，今人论著311种，其中外国著作四十余种。充分吸收了国内外有关范仲淹与庆历新政的成果”——历史学研究，穷尽史料和穷尽前人研究成果，把握最新研究动态和前沿是两条根本要求。而在“粗制滥造成风、学术垃圾成堆”的环境下，根本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的大量所谓“历史学硕博士生”，连行文符合学术规范、言必有据都做不到，更不用说写长注释这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和大量连基本学术史回顾都做不好的硕博士论文相比，林嘉文同学的著作仿佛黑夜中的萤火虫那般耀眼。

更重要的是，林嘉文同学所体现出来的对历史学的热忱，和由此产生的强大动力，付出的艰苦努力，在大量无所事事混日子的硕博士衬托下，显得格外光彩夺目，这又怎么能让教授们不对他进入大学接受历史学专业训练后的学术前途充满期待呢？在现行招考制度下，大量混日子的硕博士考生的挤压下，每一个真正有志于历史学的苗子都弥足珍贵，都是让老师们充满期待的。

因此，有采访中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专家张老师称林嘉文：“他的水平，一般的博士也达不到，带博士也带不到他现在这个水准。”这个评价实际反映出的，是现在国内历史学硕博士整体水平低下到了多么可怕的程度。

也正是痛于“颇有一代不如一代之感”，李裕民先生才对林嘉文同学这样的好苗子格外青眼有加。

而在林嘉文同学去世之后，我们不但不当痛悼一号的历史学苗子夭折，难道不也应当对专业研究生群体的乱象产生警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