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接着指出:“指挥一定要高度集中，要有‘三性’，各自坚守岗位，事故处理的次序、步骤都要准备好。”“要充分准备，一丝不苟，万无一失，一次成功。”

周恩来不仅主持会议作出重大研究试验的决策，而且还十分关心试验的每一步情况。他亲自指派飞机运送参试人员、询问气象情况，要求有什么消息要随时报告，确定启堆时间后须马上报告；启堆后，电话线路必须保持畅通。当接至报告启堆时间后，又给试验人员打来电话:“不要急，要仔细做工作，把工作做好为原则。”

陆上模拟堆启堆运行试验，是一场惊心动魄的试验，也是一次向笼罩着神秘色彩的现代科学技术之峰的探险，是我国前所未有的开拓性探索。人们那种急切、激动、欣喜、担心甚至恐惧的心情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大家面对着的是一个在中国大地上第一次出现的核潜艇动力模拟堆啊！是对“核老虎”的试验啊！而进行核试验中那些触目惊心的事故并不鲜见。

我们知道，如果装有铀235的两个半球接近达到临界点，就会引起链式反应。美国核物理学家哈里·达格尼安在一次进行可裂变物质试验时，不慎就引起了这种反应，幸而他在千钧一发之际切断了辐射源，他自己却在战胜魔鬼的一刹那被魔鬼夺去了生命。还有一个科学家叫路易斯·斯特洛金，当他把两个有裂变物质的半球置放在一根金属棒的两端时，由于不慎两个半球靠拢了，发出了耀眼的蓝色火花，又是幸好他及时发觉，猛扑过去把它们的距离拉开。但他自己却中了大量射线而不幸身亡。而在1958年，前苏联乌拉尔地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附近的一次核武器试验中钚的装置发生了不测，事故造成的反应堆裂变产生的放射性污染殃及周围1500平方公里。1960年10月17日，苏联拜克努尔火箭发射场上发生了一个震惊世界的悲剧:在向夏威夷以南1000公里海区发射洲际导弹时，火箭未脱离发射台就发生了猛烈爆炸，在现场督阵的苏联元帅、苏联国防部副部长、火箭部队司令米·伊·湟杰林和几十名将校级火箭专家被当场炸死；1967年，美国“阿波罗”宇宙飞船在发射前的一次试验中发生火灾，3名美国宇航员丧生，飞船部件悉数烧毁。

这些事故，当然使人们震惊不已，同时也担心这些悲剧在中国的大地上重演。周恩来总理等领导人一次又一次地召见核潜艇研制人员，正是这种高度责任感的证明。而对于担当设计研制任务的工程技术人员来说，就更加不安地揪紧着他们的心。

1970年7月18日18时，模拟堆开始升温升压，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反应堆的功率也在一点一点缓缓提升，在场的领导和科技人员都瞪大眼睛，观察着中心控制台那一排排熠熠闪光的信号灯和不停转动的仪表，观察着已经启动起来的反应堆。一个个操作人员瞪着明亮的眼睛，全神贯注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仔细地记录着各种试验参数，大厅气氛格外紧张。

就在同一时间，在北京中南海总理办公室里，周恩来通宵达旦，一连10多个小时，每隔一会儿就打电话询问试验情况。试验现场的信息通过国防科委及时报告到总理那里。当将测量仪表脉冲管漏水、停堆检修的情况和第二次升温升压的时间报告总理后，总理再次明确指示大家:“加强现场检查，越是试验阶段，必须全力以赴，丝毫不苟，才能符合要求，取得全部参数。”

之后，参试人员排除了故障，继续进行试验，至8月28日，反应堆达到额定功率，主汽轮机超过原定设计指标，核动力装置其他各项主要指标也基本上达到或超过原定设计指标。8月30日18时30分，负责试验的指挥长激动地宣布，反应堆主机达到满功率指标，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试验成功了，中国核潜艇的心脏如同饱经忧患的胎儿，终于分娩成功，诞生出世了。人们欢呼着，跳跃着，庆祝这一历史时刻的降临。

核动力反应堆试验成功后，即进行核潜艇的下水组装。

1970年12月26日，人们特意选择了毛泽东生日这一天，把中国自己研制的第一艘核潜艇送下水。

核潜艇下水，在船坞中完成了最后的安装收尾和初步调试工作。接着，将进行一次全面考察核潜艇研制是否成功的码头系泊试验和航行试验。

1971年4月，核潜艇开始进行系泊试验。试验开始之前，周恩来又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听取了汇报。李先念、余秋里副总理等参加。听完汇报后，周恩来就这次试验的指导思想、组织指挥、任务分工、步骤方法以及注意事项等，都一一作明确的指示。他再次强调；“试验先码头、水面、浅水，然后再深水，分四个阶段，每阶段都要把试验工作做好，要组织好。”“码头试验由六机部管，边疆(六机部副部长)你要负责呀，不要以为船下水就没有事了，要把码头、水面、浅水、深水四个阶段的试验做完，搞好了才能交船。二机部对堆要负责，你们耍派人到那里去帮助检查，要共同负责把这件工作做好。搞一件事就要搞成。”

9月初，核潜艇完成码头系泊试验后，就要进行航行试验时，中国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