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曾总结说，在打破西方的外交封锁上，新中国有三件法宝，一件是边界问题谈判，一件是经济援助，还有一件就是“双重国籍”问题的解决。前两个法宝为人们所熟知，第三个法宝是怎么回事呢？

落叶归根还是落地生根？

近代，移民海外的华人越来越多，保护海外侨民的合法利益成为清政府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1907年，荷兰殖民者勒令荷属印度尼西亚华侨全体改入殖民地籍。为了护侨，清政府在1909年对抗性地通过了《大清国籍条例》。当时荷兰殖民者奉行出生地原则，即以个人的出生地点来确定国籍，而清政府则奉行血统主义，即以亲子关系来确定国籍，承认“双重国籍”。其后，民国政府继承了清政府的相关规定，均承认“双重国籍”。

到了1946年，印尼政府颁布《公民法和居住法》，沿袭了荷兰的原则。后来又规定，两年内不声明脱离中国籍的华侨，即“被动地”成为印尼公民。其他新独立的南亚次大陆的民族国家也多是奉行此原则。于是，“落叶归根”还是“落地生根”，成为一个问题。

华侨成为东南亚国家心结

新中国建立之初，东南亚的华侨有1000万之多，且80％是二代或三代华侨。这些华侨多数从事商业，往往财大势雄。作为刚刚摆脱殖民统治的民族国家，基于民族情绪，很多东南亚国家很难接受华侨的模糊身份。

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大肆渲染“红色政权”威胁，导致东南亚一些国家认为“共产党中国”的存在是一个威胁，一些报刊宣称“华侨是中国对东南亚抱有帝国主义企图的实证”，很担心华侨是“红色中国输出革命的载体”。华侨问题因此成为一些东南亚国家的心结，那个时期发生的封闭华侨报馆、社团、学校等反华、排华运动，与此不无关系。

建农场安置归国难侨

当时对于华侨归国，新中国采取积极态度，并主动斡旋接回遭迫害的难民。为安置他们，中国政府还拨出专款，在海南、广东等地建设国营华侨农场。

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新中国迈入一个和平建设期。但当时西方国家千方百计孤立中国，美国在中国周边构造了一个外交包围圈，华侨“双重国籍”问题成为它们挑拨中国和东南亚邻国关系的手段之一。在这种情形下，中国决定先解决印尼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

中国放弃“双重国籍”

1954年，印尼即将举行大选，华侨的国籍问题成为其考量的重要问题。当时苏加诺委托尼赫鲁向毛泽东问候，其中就涉及华侨“双重国籍”问题。毛泽东间接回答说，华侨问题“应该适当地解决，免得有些国家说我们要利用华侨捣乱。如果华侨保持侨民身份，他们就不应该参加所在国的政治活动；如果取得了所在国的国籍，那么就应该按该国的法律办事。”

解决华侨国籍的另一个推力是亚非会议，对于处于外交封锁的新中国而言，这次会议是跻身国际舞台的机遇，但如果没有大会发起国和举办国印尼的邀请，新中国与会将阻碍重重。而华侨“双重国籍”问题是双方交往和外交折冲一个很好的突破口。最终，会议期间，周总理以外长身份与印尼外长签订了解决华侨国籍问题的条约，根据这一条约，海外华侨在一人一国籍的原则下，自愿选籍。

签约之后，周恩来对华侨团体解释说，“过去中国弱，那时虽也存在着‘双重国籍’问题，但没有人拿这个来制造国际间的纠纷。现在中国强起来了，有的国家就从中挑拨，说你们这样的大国，有1000多万华侨呆在海外，是不是想搞颠覆活动”，因此，“不论从我们国家的对外政策上，还是消除误会、解除怀疑、改善我们两国的关系上，都须解决这个问题”。周恩来鼓励华侨，“能善于与人同化，才能和人家一道前进”。

中印（尼）协定解决了两国间一个久悬未决的问题，虽然事后来看，在处理中有些方面过于简单。但为同东南亚其他国家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范例，并在总体上使新中国有了一个外交突破口。正是在与东南亚国家的侨务谈判中，一个睦邻友好的局面在建国初得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