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们都回来了，找出家里的旧照相机照相。妈妈被我们摆弄来摆弄去的，不但不恼，反而乐得心花怒放。

1971年的新年到来了，那是一家人欢乐团聚的时刻。一家人高高兴兴的，人世间的一切烦恼全都置之脑后。

新年过后不到一个月，又过春节。这时，二姐邓楠也从陕西汉中请假回家。从1967年被赶出中南海之后，这是第一次这么多人在一起团聚—除邓林和朴方两人外，全家人都沉浸在团圆和年节的喜庆之中。

春节来临了。一家人热热闹闹地聚在桌旁，有说有笑地吃年夜饭。看到儿女们一切都还平安，老人们甚觉安慰。父亲一高兴，多加了一杯酒，在灯光的照射下，脸上红红的。

奶奶是厨房总管，这是她在厨房门口“工作”时的样子

11月26日，父亲提笔给汪东兴写信。他写道:“我们10月22日离开北京，当日到南昌，住军区招待所四天，26日移到新居，房子很好。移住后，安排了几天家务，买了些做饭的和日用的家具。11月9日，我和卓琳就开始到工厂劳动。每天上午六时半起床，七时三十五分由家动身，二十几分钟就走到工厂，在厂劳动大约三小时半，十一时半由厂回家，吃午饭后睡睡午觉，起来后读毛选（每天力求读一小时以上）和看报纸，夜间听广播，还参加一些家务劳动，时间也过得很快。我们是自己做饭（主要由我的继母做，我和卓琳帮帮厨）。我们过得非常愉快。”

父亲详尽地把他来到江西后的生活一一写上。信中他说过得非常愉快，是真心话。新的生活，劳动的锻炼，与工人们的接触，无不令人耳目一新，总的来讲，心情是愉快的。

他继续写道:“我们是在新建县（南昌市属，距南昌二十余里）县办的一个拖拉机修造厂劳动。这个厂原是县的拖拉机修理站，现扩大为修理兼制造的厂，全厂八十余人，除劳动外，还参加了两次整党会议和一次大干年终四十天的动员大会。厂里职工同志对我们很热情，很照顾，我们参加的劳动也不重，只是卓琳心脏病较前增剧，血压增高到低一百高二百，吃力一点，但她尽力每天上班。”

把生活和劳动的事情写完后，父亲在信中表示，决不辜负主席和党的关怀，决不做不利于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事情，努力保持晚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