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之前日本势力只有两地一路

张作霖曾经慷慨激昂的对亲信说：“我张作霖受日本人的好处，只有拿出我自己的财物报答他。我将日本银行的存款，全数赠送，表示我的全心全力，日本人如果另有要求，只要是张作霖个人所有，我决不吝啬，但国家的权利，中国人共有的财产，我不敢随便慷他人之慨，我是东北的当家人，我得替中国人保护这份财产，不负他们的所托！”

话可谓掷地有声，但事实是这样吗？我们不妨从张作霖上台前后日本究竟在东北得到了哪些权利来看。

1904 年，日本与俄国在中国东北爆发了日俄战争。俄国被日本打败。1905年9月5日，日俄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规定：俄国政府在清国政府的承诺下，将旅顺口、大连及其附近领土的租借权并与该租借权相关的或其组成部分的一切权利、特权让与、转让给日本政府……俄国政府约定，将长春（宽城子）到旅顺口铁路及其一切支线，连同在该地区所附属的一切权利、特权及财产……转让给日本政府。1906年1月23日，《日清关于东三省条约》签订，日本实现了进入中国东北的目的。

日本占领旅顺大连后，延续了俄国“关东州”的叫法。1906 年 8 月，日本政府在关东州设置关东都督府，下设民政部和陆军部。陆军部设参谋长，辅佐关东都督掌管军事，关东军即脱胎于此。另外，日本政府还设立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经营从俄国接收的南满铁路及其附属的一切权益，满铁成为日本在中国东北侵略的经济机构。

很明显的，日本势力最初进入东北是“日俄战争”的战果：从俄国手中接收了两块强行租借的租借地和南半条中东铁路（日本改称“南满铁路”）的权益。对此，当时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有明确的界定。他说：“日本在满洲的权利，是因讲和条约由俄国让给的，除了辽东半岛租借地和（半条中东）铁路之外，什么都没有，满洲绝不是我国的属地，纯粹是清国领土的一部分。在不是我国属地的地方，没有行使我国主权的道理。满洲的行政责任必须由清国负担。”

请大家记好这个“除了辽东半岛租借地和（半条中东）铁路之外，什么都没有”，这就是张作霖上台之前日本势力进入东北后的实际情况。

嗣后，清朝灭亡，袁世凯就任民国大总统，日本提出了试图将中国变为殖民地的《二十一条》，其中围绕东北日本试图掠夺的权利主要包括路权、采矿权和土地所有权。尤其重要的是铁路的路权。我们就从这几个方面看一看张作霖上台后是怎样配合日本出卖中国权益的。

日本侵略的主要武器是铁路修筑权

自20世纪初期以来，中日关系在东北地区的主要表现,即是围绕路权的交涉和谈判。

为了巩固和扩大侵略权益，日本政府于1906年设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日本充分认识到铁路在攫取海外殖民利益中的重要作用，一方面铁路的延长是扩大侵略权益的最好方法，不但能掌握控制交通权，而且还控制沿线附属地，利益极大；另一方面便于控制运输资源，是经济掠夺的最好工具。因而，“满铁”活动的一个重点就是对铁路的投资、夺取和经营管理。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为大本营对东北进行全而侵略,尤其是经济掠夺,来巩固和扩大日本在满蒙之既得利益。其既定方针是：“首先打通日本本土通向我国东北的通道，以南满铁路为中心，尽快地构建南满的西部边缘地区和南部边缘地区的铁路网,从而把半个东北划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即打通日本本土通向中国东北的通道,再以满铁为中心,将南满西部、南部边缘纳入日本铁路势力范围,以策动满蒙独立。

1912年，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日本乘他急需政治、经济、军事上的支持和西方国家无暇东顾之机，提出索取“满蒙五路”权益的要求，企图取得四平街至郑家屯、郑家屯至洮南、开原至海龙、海龙至吉林、抚顺至山城子或兴京等五条铁路修筑权。

1913年，日袁双方缔结了《铁路借款预约办法大纲》，即《满蒙五路秘密换文》。但是，由于国内反日爱国运动的高涨，北洋政府不敢履行协定，只与日本秘密订立了一项《四郑铁路借款合同》，日本就此问题同中国长期交涉而未果。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掌握政府实权，日本又乘机与其订立了《吉长铁路续借款合同》、《吉会铁路借款预备合同》、《满蒙四铁路借款预备合同》。日本还获得了吉长铁路“委托”满铁经营管理权和吉会铁路修筑权，以及“满蒙四路”的修筑权（海龙至吉林、长春至洮南、洮南至热河、热河之一点至某海港）。但由于当时中国战乱频繁，政权不断更迭，所谓“满蒙五路”、“满蒙四路”、“吉长”、“吉会”铁路计划和借款问题都没有付诸实施，形成所谓的“满蒙铁路悬案”。

张作霖卖国将路权拱手让人

日本意识到,要实现这些路权协议,必须寻找能在东北实行有效控制的代理人。而这一时期正在崛起的张作霖逐渐成为最理想的控制人选，日本开始对其全力扶持，希望通过张作霖的奉系军阀集团实现其铁路权益。

张作霖对于一直以来日本未能达成目标的“满蒙五路”、“满蒙四路”等悬案采取了同日本积极合作的态度。在日奉双方交涉过程中，张作霖为了势力发展与个人欲望，在路权问题上作出大让步。1917年四平至郑家屯铁路在奉天当局协助下筑成通车，郑家屯至洮南、郑家屯至通辽的延长线的承建，也是由张作霖出面协调,日本顺利得到承建权。之后，日本迫不及待地提出了施工要求,得到了以张作霖为首的孙烈臣、吴俊升等奉系要员的赞同，得以开工。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战败,张作霖退守东北,并宣布东北三省自治。这给了正在积极谋划构建东北铁路网的日本好机会，日本以此名正言顺地越过中央政府直接与张作霖的奉系集团进行交涉。四郑铁路郑洮延长线在张作霖的担保与通融下，于1923年建成通车。

1924年，直奉两派矛盾十分尖锐，张作霖正全力准备第二次直奉战争之时，日本乘机又提出索取路权的要求，索要开原至朝阳镇、吉林至敦化、长春至大赉、洮南至齐齐哈尔等四条铁路修筑权，为了得到日本军事上的援助，张作霖马上应允了日方要求,并保证奉省方面尽力斡旋。最后买通交通总长叶恭绰，盗用关防名义履行了批准“吉敦铁路承造合同”。

从史实中可以看出，张作霖是日本侵略东北扶植利用的代理人。他帮助日本在东北不断扩大侵略权益。袁世凯、段祺瑞统治时期没有实现的“满蒙五路”等计划，在张作霖的积极合作下得以逐步推进。张作霖的表现博得了日本的信任。在他的帮助下，日本积极地抢修了四洮路全线（1923年）、天图线（1924年）、洮昂线（1926年）和吉敦线（1928年）。至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铁路网计划已大部完成。

日本获得东北路权的严重后果

日本在抢修这些重要干线的过程中，均得到了张的合作。这些铁路干线均具有重要的经济及战略价值，如洮昂铁路，这条铁路的原定终端是齐齐哈尔，日本为了避免此线路横断中东铁路，引起苏联的阻挠遂将终点改为距齐齐哈尔 27.35 公里的昂昂溪。从经济价值上看，这条铁路一旦建成，南满铁路通过四洮铁路可与黑龙江省联结，原来靠中东路出口的“北满”大豆等农产品可以由此线路分流；同时，它不仅可扼制海参崴，而且能促使大连港商务更加繁荣。从战略价值上看，洮昂铁路使日本的势力向北扩展，其军事锋芒将更接近西伯利亚。

张作霖被炸死前，又在日方草拟的《满蒙新五路协约》上签字。这个协约规定：由日本政府承包修建下列五条铁路：自敦化经老头沟至图们江线；长春至大赉线；吉林至五常线；洮南至索伦线；延吉至海林线。

张作霖出卖给日本的“满蒙新五路”权益，其影响之大，后果之严重可以说是不可估量的。日本一向重视控制交通权在国防以及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但“满铁”所控制的铁路线多以经济为目的，缺少循环线路,不利于战时动员及军需物品的搬运。

为解决这个问题，日本确立了以军事为目的建设满蒙大循环线的方针。如果其攫取的“满蒙新五路”铁路全部建成，则在东北南部、北部与朝鲜间成为大循环线路，长春至洮南、长春到大赉至洮南为小循环线路。这样可以四通八达，有利于军旅及食料运输的方便，一旦正式发动战争，日本军队可以从本土迅速增援东北，以长春为中心，“南则把守山海关以防支那军北上,北则把守齐齐哈尔以阻俄军南下”，这个如意算盘也是日本迫切索要“满蒙新五路”的根本原因。

满蒙五路之约是张有生之年内预付给日本的最后一个帐单，也是他最后出卖的一个中国权益。协议一经签署既授日人口实，国权既陷危险之中。张被炸死以后，日方仍以所持密约为依据，向东北当局强硬交涉，要求履行合同。

至九一八事变前，日方建立的铁路系统主要集中于满洲中南部,以满铁独控之南满铁路为干线,以营口(大石桥至营口)、旅顺(周水子至旅顺)、抚顺(苏家屯至抚顺)、烟台煤矿(烟台至抚顺)、浑榆联络线(浑河至榆树台)、安奉(安东至苏家屯)、吾妻(吾妻至甘井子)、入船(沙河口至入船)、甘井子(南关岭至甘井子)等为支线;另有吉长(吉林至长春)、吉敦(吉林至敦化)、四洮(四平至挑南)、洮昂(洮南至昂昂溪)等路,虽名归中国所有,却牵连有日本贷款关系,实际上充当了满铁的延长线和经济上的营养线。而金福(亦称金城线，金州至城子疃)、天图(天宝山至图们)、溪域(本溪湖至牛心台)等路本属中日合办。

日系各线四通八达而遍布东北全境。铁路所过大城市憐次符比，抚顺、本溪之煤矿,鞍山之铁矿,丹东之木材不一而足,至于大豆、高粱等农作物更是无处不有且出产丰盈。整个东北,除中东铁路可吸收北满物资通海参歲出海外,其余物资绝大多数均需要依靠日本铁路系统终端的大连港做出口。日本控下的铁路系统成为全东北之经济政治动脉，而日本人则可坐享独霸中南满的局势。

此时再回首伊藤博文那句“除了辽东半岛租借地和（半条中东）铁路之外，什么都没有”，短短20年，反差何其之剧烈，日本势力在东北的扩张何其迅速，这都得归功于张作霖一次又一次的出卖中国利益。

张作霖出卖经济主权方便日本资本家

张作霖的卖国，不止体现在铁路路权一事上，相反，他对于东北中国权益的出卖体现在方方面面。

在实业上，张作霖首先大力促进“中日合办事业”。

1913 年末，“满铁”打着“中日合办”的旗号，欲攫取辽阳、海城及鞍山一带的铁矿开采权。“满铁”佐藤公所长为此事专门拜望了当时在奉省已属实权人物的张作霖。张为买好日本对日中合办矿业一事不仅表示赞同，还为之出谋划策。他说：“在目前办理这种事业，如由总领事公开向都督提出，或者企图作为南满铁道会社的事业，恐怕都会引起民间的非议，所以，莫如不公开办理。如果作为适当的日本人个人事业，筹划日中合办，而着手进行，省议会方面也不一定特别反对。为了这些事业能够办成，本人也将不惜给予相当的协助”。落合总领事也主张在实施方法上“可让某一私人负责进行”。后来，日本经镰田弥助等人积极活动，奉省当局正式向“满铁”颁发了许可与执照，“满铁”以“振兴公司”的名义，攫取了鞍山一带铁矿矿区八处。

张还允许日商大仓喜八郎等以私人身份在东北大办“合办事业”。当时由于东北土地商租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日本欲在中国发展“合办事业”的困难极大，张以其在此问题上的慷慨态度被日本方面看作是“无上的福音”。

日本有关“中日合办事业”的各种交涉也取得了张的积极配合。伴随张势力的扩张，“中日合办事业”也在东北遍地开花。从统计上看，1917 年以后，“合办企业”的数字有了迅速的增加。所谓的“合办企业”，实际上与日人单独经营无异，因为日方在企业中所得份额一般都会远远超过其应得之份，中方所获得的股份，常常不过是森林、矿山等自然资源，或者日方不能合法获得的部分。“中日合办事业”成为日本经济侵略的得力工具，对于东北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极其严重的阻碍和破坏。

张作霖出卖主权帮日本人买地

同时，张作霖还允许日本人在东北购买土地。

在与日方借款谈判的过程中张向日本人表示，日本要求矿山、土地等问题不用北京许可，“我就有有效的许可办法”。而“有效的许可办法”背后必然伴随着利权的大量流失。

以土地买卖为例，1916 年，日本以设厂用地为名提出购买土地要求，以满铁奉天公所长镰田弥助名义照会奉天省长：“敝会社拟在辽阳南立山车站附近购地设立工厂”，“拟请先行饬知该县知事……公平议价”。张很快复函照准。结果，满铁如愿以偿，于1917年购买了4158957平土地，1918年又购买了362216平。在所购土地中，用于设厂的只有 161.3 万平，其余用于修街市、建住宅、办医院、设学校等，严重侵害了中国主权。在日方购买土地的过程中，尽管采取了种种手段以隐蔽的方式进行，但还是激起了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张出面予以压服，保证了土地买卖的顺利进行。

在统一东三省的过程中，为了取得日本的谅解和支援，张为日本的东北经济侵略大开方便之门，从而引发了严重的经济恶果。看两组数字就可明白张作霖卖国的惊人程度：日本对东北的商品输出，1913年为29,775,000 元，到1918年增至69,452,000元，增加了一倍多；投资设厂方面，1903-1913 年日本在中国新设工厂共 154 家，而在 1914-1921 年新设工厂达 222 家。新设的工厂，如冶炼、机械、火药、窑业、油脂、面粉、卷烟、造纸、制皂、制酒等厂，大都集中在东北。

如此，日本势力得以在经济上全面渗透和控制东北。

张作霖的卖国导致了后来的结果

在抗日战争历史上，出过不少大汉奸、卖国贼。如组织伪政权的汪精卫、溥仪等人，但实际上，就整个抗战的发展看来，危害最大的，却是这位在民间有不少“智斗日本人”小段子流传的东北王张大帅。

张作霖又一次接受采访时曾说，“日本人费莫大力气，要求‘二十一条’，你问他在东三省得着什么了？他连一条也未实行得了啊。”可用我们列出的事实来看，袁世凯、段祺瑞敢卖的，他卖了，袁世凯、段祺瑞不敢卖的，他也卖了，袁世凯、段祺瑞卖不了的，他依旧卖了。

当伊藤博文在辛苦签署《朴茨茅斯合约》后总结日本仅仅在东北获得了两个租借地和半条中东铁路的时候，可能想不到在仅仅20年后，就在这位“东北王”的帮助下，日本一举将铁路修到在东北形成了路网，而随着路网的推进，日本势力在张大帅的配合下渗透到东北全境的各个角落，到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已经完成了对东北的渗透和控制，这也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轻松的实现迅速实际控制整个东三省的最大原因：张作霖的卖国已经让东北完全成为日本一家的控制地。

极端的说，就是张作霖要卖国，卖得有水平一些，让列强在东北形成相互制衡的均势，日本也不敢发动战争强占东北。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根本就是日本将熟透的果子正式摘下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