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从全面投靠到产生背离

从1911年11月到1919年8月，即张作霖崛起到统一东三省，张的对外基调是以亲日、争取日援以图自固。张欲做“东北王”的心情迫切，困难重重，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外援帮助他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寺内正毅上台组阁时，张曾委托其日籍顾问菊池武夫转达亲日立场：“我对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地位十分了解，对日本开发满蒙一事”，“抱欢迎态度”。上一期《重读抗战•张作霖才是危害最大的卖国贼》一期中已经充分列举了张是怎样为了个人和奉系军阀集团的崛起用出卖国家利益的方式争取日本援助的。

当时的日张关系，用时任首相的原敬的一番话可以准确描述。原敬首相在日记里写道：“张作霖试图以日本为后台扩展他的影响。很好地对待张，以便我们在东三省进行扩张，对日本来说也是重要的。这样，双方的利益恰巧能够协调一致。”

这一过程，到了20年代后，发生了一些改变。

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一旦张作霖建立了对东北的切实有效的统治，他就不再甘心做一个“东北王”，而是野心勃勃地制定新的目标，那就是从地理上、经济上、军事上以东北为基地和跳板去控制整个中国，力图以东北为基地和跳板进行关内扩张，问鼎中央政权，从而与日本的对张政策之间发生根本性矛盾。

日本政府1921年5月17日制定了《关于对张作霖态度的文件》。该文件强调：“张作霖期望在满洲维持和确保实际权力，进而向中央政界伸张其权势，这几乎不容置疑。最近，张对我文武官员表示，需要武器及其它物质援助，对此人今后之活动，帝国之态度需要最为慎重考虑。大体而言，对张作霖在满洲整顿充实内政及军备，在当地确立其牢固势力，帝国应给予直接或间接的援助，但其为了在中央政界实现野心而要求帝国帮助时，以不采取进一步帮助的态度为适宜之对策。”

日本政府采取这个态度，是因为，张作霖向外争权必然不利于东北的稳定，也就不符合日本的利益要求；再者，张的行为也会招致美英列强对日本在华权益的打压。因此，日本对张的支持是有限度的，囿于一定的范围。这表明，日本对其在华动作恐招致各方的不满而忧心忡忡。这种“稳健”政策背后，则是日本根据自身实力认为需要对中国局面进一步发展进行观察后再作实质的判断。

张作霖试图引进美英势力平衡日本

最终，张作霖不顾日本的反对走上关内扩张之路。在继续争取日本援助的同时，开始在各个领域里或明或暗、或轻或重地抵制和排斥日本。日、张之间矛盾叠加并日趋激化。

张作霖的奉系首先为美国资本的渗入大开方便之门。奉系当局欢迎美国资本渗入的倾向在以下几件事上表现得非常明显：修筑吉海、呼海铁路所用建筑材料及车辆，主要从美国购买；张主动要求美英承建洮南至热河、齐齐哈尔至黑河两大铁路；答应美国，在接收中东铁路之后，吸收美国银行向该路投资；张与美英荷三国银行团议妥，由该银行团投资二千三百万元承建葫芦岛港。

同时，张作霖还吁请英国援助。拉拢美英借以驱逐日本，建立新的外交均势，摆脱与日本过于紧密的捆绑关系，是张所追求的新的外交目标。但张的吁请和他略带威胁的方式并不奏效，英国官方对张明显信心不足而且表示出一定的反感：英国官员对此的结论是“张元帅当初靠当土匪为生，现在并没有多大变化。他可能比民族主义者更坏。”

在经济上，1920年代后，奉系军阀开始抵制“中日合办事业”，由于奉系当局采取抵制措施，1924 年以后东三省几乎没有新建的中日合办企业。同时，奉系军阀还开始创办民族企业，发展地方实业，还收回关税主权，实行二•五课税，且严禁土地商租与日人。在交通运输系统方面，奉系也采取了对日本具有抗衡性的举措。20 年代以后，奉系开始积极酝酿自建东北铁路干线，计划于南满铁路两侧修筑东、西两大铁路干线。除自建铁路计划外，另一引人注目的举措就是筹建葫芦岛港。其计划是企图通过自建铁路，把奉、吉、黑以及内蒙联接起来，以葫芦岛做吞吐港，并在南满铁路沿线设卡征收货物税等，以此来限制日本利用南满铁路对东北财富的掠夺。

在最敏感的军事领域，张也表现出了排日自主的倾向。在不放弃与日本原有联系的同时，张开始与西方各国广泛交往，进行军火和军械贸易，以减少对日本的依赖。

总之，为了维护奉系军阀集团的现有利益和未来野心，原本全面依靠日本成为“东北王”的张作霖在无法得到日本对其统一中国的支持后，表现出强烈的摆脱日本的倾向。

郭松龄反奉事件凸显张作霖命运为日本所控

虽然张作霖自觉羽翼丰满，想逐步摆脱日本的控制。可直到这个时候他才发现，拉拢英国受挫，引进美国势力收效并不明显，他所能依靠以图逐鹿中原的外国势力，依旧只有一家：日本。他依靠日本人的援助成为“东北王”的代价就是与日本紧紧捆绑在一起，这会儿想拆也拆不开了。

为了奉系军阀自身的利益，张作霖不时向日本的侵略要求耍无赖，但在这背后体现出的却是他无奈的现状：除了日本他再没有其他势力可供依赖，否则直接求别家即可，还用得着耍无赖？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郭松龄反奉事件。

1925 年11月23日，手握重兵的奉系军事将领郭松龄在河北滦州发表反奉宣言，公开声讨张作霖，并将所属的奉系第三方面军改称“东北国民军”，声势逐渐壮大。郭松龄发电要求张作霖下野，并由其子张学良任东北军总司令，提出在东北实行民主共和的主张。起初进军顺利：27 日国军占领山海关，而后逐渐占领连山、锦州等军事要塞，一路势如破竹，连连告捷，直逼奉天城。张作霖惊恐万分，一度做好打算弃城而逃。日本人在作壁上观良久后，最终选择了继续支持他们的“老朋友”张作霖，打着“不干涉”幌子，以各种方式较为隐蔽地支持了奉张，如当郭军一鼓作气直捣张作霖奉天老巢之时，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分别于 12 月 7 日和 15 日发表名为不干涉实为偏袒张作霖的声明：“不准郭军通过南满铁路或在附属地二十华里以内作战。”这极大地遏制住了郭军的进攻势头，给张作霖以缓冲和重新军事部署的时间。

在此情况下，郭松龄虽然发电抗议但仍然按照日本的要求采取了徒步行军绕远包抄奉天的军事战略。18 日至 20 日，郭军占领了白旗堡、柳河沟、新民等重镇。22 日便发动了总攻。不料，此时情势却急转直下，巨流河一战，郭军大败。

24 日早晨，郭松龄夫妇乘大车出逃，不幸被王永清部俘虏，在押解回沈阳途中惨遭杀害。

在郭松龄反奉的过程中，郭表态：“张作霖为了个人的权利出卖国家，这种引狼入室的做法，无论如何我是不能苟同的”，而与此同时，张作霖分两次与日本签下密约，一次六项：

一、 割让海城以南各县；

二、 承认二十一条中关于满蒙的部分；

三、 让与鸭浑两江航行权；

四、 东三省之铁路、矿山均为中日办；

五、 日人在东北三省及东部蒙古有自由居住权、土地所有权，遇有必要时设置警察权；

六、 参加奉军之日兵，有战死者，每人给恤金一万日元。

另一次五项：

一、日本臣民在东三省和东部蒙古，均享有商租权，即和当地居民一样有居住和经营工商业的权利；

二、间岛地区行政权的移让；

三、吉敦铁路的延长，并与图们江以东的朝鲜铁路接轨和联运；

四、洮昌铁路所属各线均准许日本人开设领事馆；

五、以上四项的详细实施办法，另由中日外交机关共同协商决定。

这两个条约的卖国尺度甚至远远超过了当初日本逼迫袁世凯接受的《二十一条》。

也就是在这种条件下，日本决定保张作霖，从而直接插手干涉反奉作战，最终保证张作霖得以逃出生天。

张作霖自己也知道这次卖国卖得太狠，因此，事件平息后，日本多次要求张履行郭松龄事件中所许的承诺，但张作霖却借词推脱，无限期地推延正式办理签约手续。使出了惯常的耍无赖的手段，就是拖着不办。

但这件事已经清楚的表明，紧要关头，能够救张作霖的，只有日本人，这直接导致了一个后果：张作霖的命运实际上攥在日本人手里，张式耍无赖能否成功，决定的是日本人而非张作霖无赖耍得有多坚决。

耍无赖被逼就范

从上文的叙述可以看出，日本此时在东北的扩张还要大力借助张作霖的作用——日本在东北的扩张如太快太明显，将招致美英列强对日本在华权益的打压。这也是张作霖得以耍赖的根本原因：那些太明显，步子太大的侵略条款，张耍赖了，日本碍于国际利益的牵扯，也只好听之任之。但这让一些人造成了错觉，就是张的耍无赖是有效对抗日本人的手段。

事实如此吗？并非如此。

一方面，日本人在一些过分的侵略计划被张作霖耍无赖后会听之任之，但对于日本人认为在合理范围内的步步进逼和蚕食，任凭张作霖如何耍无赖，日本人都会逼其就范——而到最后张作霖也只能乖乖就范。

如日本谋划的奉海路与南满路联运计划。自1926年2月起奉系与日本双方就联运事宜多次协商。1927年6月双方意见接近，但因路局总理易人，交涉暂时搁置。至1928年初，因奉海路车辆不足，计划向满铁租车，遂而联运之动议又起。1928年2月8日，奉海与南满二路于大连召开联运会议，24日成立协定及细目，向南满铁路商借机车并订立20万元之联运合同。奉海与南满铁路联运一项实已基本达成解决方案。其后,日方只做承认,日后铁路协定必经中国政府批准乃为有效。奉海一旦与南满铁路之联运,奉海路就成为南满铁路的培养线，中国名为自建实则徒增日本之功效。

但正在此时，张作霖派常荫槐新任交通部长兼奉海路督办，将奉海路改为国有，又以违背该路建设之原旨为由，废止此前与满铁订立之联运协议。3月5日，奉海铁路公司称,奉奉天省省长令向南满铁路声明，联运合同立时废止。中方单向“废止满铁与奉海之联络协定”，也就是所谓的“奉海路联运问题”。

可以说奉海路联运问题，是张作霖集团惯常的向日本耍无赖的行为。

但事情的发展如何呢？这次日本根本不给张作霖耍无赖的机会。

日本政府于1928年4月11日,令驻奉满铁事务所所长铃木二郎禁止满铁火车驶赴沈阳站及城根支线,停止供给京奉、奉海二路任何车辆，停止供给二路石灰，中止拨借京奉路城根线货车。索回四洮、洮昂两路之本利，杜绝兵工厂互惠运输，并命令在奉天一切中国铁路上所有之日本货车一概停工。

当时，张作霖以关内战事紧张，令吉林奉军入关助战，吉林省驻扎农安长城岭的十六师十旅常尧臣部计士兵1820名，马1300头及迫击炮等，原定由长春出发入关作战，却因满铁以车辆不足为借口，拒绝提供长春、奉天间运输而被迫滞留于宽城子。满铁方面声称,如果无效，该会社将采取更严厉手段，将所有中国铁路与南满路隔断交通。同时，日本军部方面为确保万一，召秦特务机关长至旅顺，以村冈军司令官为中心，由关系当局协议中。日本大使透露日本以不惜用兵解决。最终，军情紧急，张作霖不得不妥协让步，4月30日下午三时，常荫槐部长批复准联运大纲实施。10月奉海满铁联运协议成立。奉海路机车、客车、货车及守车向满铁租用。次年，又陆续增租。日本的目的完全达到。

张作霖式耍无赖最终被全吞

又如更加著名的“新满蒙五路”条约的签订。

1927年6月日本的“东方会议”确立了所谓的“满蒙分离政策”，而实施“分离政策”的一个重要步骤就是推行满蒙“铁路计划”。因此，“东方会议”之后，日本就满蒙铁路问题与张展开了交涉。此次交涉的内容主要围绕五条铁路，即指吉会（吉林——会宁）、长大（长春——大赉）、吉五（吉林——五常）、洮索（洮南——索伦）、延海（延吉——海林）。此五路一旦建成，等于是把整个东北变成了日本的附属地。张深知此事非同小可，遂在交涉过程中解数尽使，抵制和妥协并施。

首先，张作霖在日方压力和重金诱惑下，对日妥协，在满蒙五路草约上签字。为解决满蒙五路问题，田中一面训令驻奉总领事、驻华公使、武官、军事顾问、满铁密切配合，从各方面造成压力，迫使张接受日本的要求。一面委派满铁社长山本条太郎为田中的私人代表，以企业家身份，与张展开秘密交涉。在日本的软硬攻势面前，张表示妥协。10月15日，当日方代表将满蒙五路协约抄本呈给张并令其签字时，“张作霖亲书个阅字，以为同意之证据”。“表示张作霖和山本间之协定，已经议定”。

接着，张作霖又一次用起耍无赖，运用拖延战术与日周旋。满蒙五路草约签字以后，日方一再催促奉省当局尽快履行协议，签立铁路承造合同。从1928年1月开始双方展开磋商，以张为首的奉系当局在磋商中采取了拖延战术。由于张的部下不时提出种种要求以做变相抵制和拖延，签约谈判进行了四个月毫无进展。

张作霖的耍无赖这令山本恼羞成怒，遂命江藤转告张：“假如目前不能尽快签字，对大元帅恐将成为值得忧虑的事情。”5月13日，满蒙铁路承造合同签订仪式在日方的威逼下举行。在交通总长常荫槐避去天津、路政司长刘景山临时辞职的情况下，张命航政司长赵镇以兼交通次长兼代部务，在敦图、长大两路承造合同上签字用印。张在洮索、延海两路的承造合同上亲笔签写了“阅，准行”等字样，并许诺吉五路的承造合同待“罢免张作相之后签字”。同样，张的耍无赖再次无果。

究其原因，还是日本直接控制了张作霖和奉系军阀的生命线，张作霖不能不答应。其时奉系军阀与北伐军的长期斗争，已经使奉军难以为继。张作霖本人安国军大元帅的地位也已是风雨飘摇。北京的失守只是时间问题。1928年，蒋、冯、阎联合攻打奉系，奉军四面受敌，陷入全线崩溃的困境中。面临空前严竣形势的张作霖为摆脱困境，能够依赖的只有日本的支持。面对命悬日本之手的现实，拖延政策已经成为自己找死的架势。

日方在恫吓威逼张作霖更直接说:“如果你不合作,日本军队将帮助你的敌人蒋介石！”

在此威胁之下张作霖只能表示铁路问题必须现在解决。在其被炸身亡前的一封密信中，叮嘱奉天省长：“现在对日外交纯取公诚态度，所有从前悬案,如系无关紧要者，应速分别解决，不必争持。倘因关系重大不能轻易让步者，仍应本外交方式慎重办理。” 在巨大的压力下，张作霖只得将原来并不想让出的权益出卖给日本。其耍无赖的拖延，也只能是扭捏作态的摆摆姿势，根本无济于事。

事实上，当日本真的抛开国际利益的牵制时，奉系集团在任何问题上的耍无赖都是无用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干脆直接吞并东北，张作霖集团多年卖国建立起的基业顿时翻为画饼，想不想给日本人的，也都成为日本人的了。

这就是张作霖“抵抗”日本的真相：当张选择绑在日本战车上成为“东北王”后，所谓耍无赖也好，拖延也罢，不过是卖国的姿势做得更好看一些，尖叫两声以示自己是被强奸而非主动卖身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