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后汪精卫倡导对日抵抗

汪精卫自1927年12月17日发表通电宣布“引退”而沦为在野之身后，一直从事反蒋活动，力图恢复失去的权位。为此他与胡汉民结成同盟，一致展开对蒋介石的斗争。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给了胡、汪联盟的机会，在之前叙述两广军阀真相的那期《重读抗战》中我们已经说到。也正是抓住这一机会，汪精卫在公开场合高调主张对日抵抗。

9月24日，他出席广州各界抗议日本侵略大会，并发表演说，称：“当此危亡之秋，我们应持勇与定态度，纵外交不能收效，四万万同胞为救国而死，亦觉值得。”

11月16日，汪精卫根据宁粤上海和会的上述决议，强调指出：“至对日问题，不能专倚国联之助我，尤恃我有抵抗之能力及牺牲之决心。”

与同样高唱抵抗但却不愿走上前台带领政府负起责任的胡汉民不同，汪精卫高喊抵抗的同时，也做好了进入政府承担责任的准备。从此，胡汪分道扬镳，胡汉民留在广东做他永远的反蒋派，而汪精卫则与蒋介石达成妥协，共组政府。

在汪精卫上台前夕，在对日的问题上，他提出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出长行政院后，汪精卫本此方针来行事。

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事变爆发的当天，汪精卫入主行政院，出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内政部长，形成蒋主军事、汪主行政的再度合作局面。

日本挑起一二八事变，大举进攻上海，并威胁到南京的安全。国民政府“为完全自由行使职权，不受暴力胁迫起见”，决定迁都洛阳。

1月30日，汪精卫即以行政院长的名义与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联名签发了《国府迁洛宣言》。汪精卫解释政府迁移的原因及对日主张：“政府如果预备屈服于日本暴力之下，为城下之盟，则或者不会离南京；如果预备以最大牺牲，为长期之抵抗，则必然将国民政府移至中原腹地。因为如此，始能团结各种力量，以策应全国。国民政府迁至洛阳办公，其最大精神即在如此。……此后必入了长期奋斗的境况，断然无疑。但是我们并不主张对日绝交，或对日宣战。为什么不主张对日绝交呢？因为日本对我们所用手段，已经甚过绝交，胜过宣战，已经是不断的进攻与占领了。仅仅对日绝交，是不能发生何等作用的。为什么不主张对日宣战呢？因为此次日本对我虽无宣战之名，而有宣战之实，是破坏万国联盟公约、华盛顿九国公约、海洛格非战公约，不但侵害中国，而且侵害各国，不但中国对日本有正当防卫之权利，各国对日本亦有干涉其野蛮举动之义务。中国此时应联合签约各国以制裁日本，用不着宣战。

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上海各界人民予以积极支持。汪精卫手中虽然没有军权，但他也报以积极支持。汪精卫的支持行动不可谓不努力。当十九路军受到来自浏河登陆日军侧翼威胁时，汪精卫曾派李济深、陈公博北上求助张学良，虽然没有搬来救兵，但还是从山西阎锡山那里为十九路军捐来十万个手榴弹，当然这只是杯水车薪。但作为没有军权的行政首长，也算尽到努力。

汪精卫也开宗明义地公布：“我们现在应该抱定什么态度呢？我们应该要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这个主张，不是今日才定的。兄弟从去年十月由广州到上海之时，已经抱定这个主张了；兄弟对于那时从南京来请愿的学生及各民众团体，都是以此来答复。因为中国的国难，不是偶然的，所以我们要预备长期的抵抗。同时也要尽力的交涉。”他还说：“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同时并行，军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领土，不丧主权，在最低限度之下，我们不退让，在最低限度之上，我们不唱高调，这便是我们共赴国难的方法。”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提出，成为此时一直到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庐山讲话止国民政府应对日本的长期策略。

1932年2月7日，汪精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余自去冬来沪，即表示对日主张，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此主张至今无变。此主张不但不相反，而且相成，盖军事上若不积极抵抗，则外交无进行可言，而外交上进行得力，亦可使军事胜利更有把握也。”他在这里道出了抵抗与交涉的相互关系。

13日，汪发表“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谈话之要旨。关于抵抗，他说：“此次中国不屈于日本之暴力，而出于正当防卫，必须有最大之决心，极巨之牺牲，方得最后之结果，过于畏葸，固为不可，徒作壮语，更为不可。须知数十年来，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备。吾人认清此点，即须从举国一致着手，以土广民众之中国，对富国强兵之日本，纵使有一二城镇不幸落彼手中，而中国之内，人人皆抵抗，处处皆抵抗，日本虽有二三百万精兵，亦不能遍布也。世界上有可败之军队，无可亡之国民，切须牢牢记住此二语，苟行之不懈，日本必有力竭之日，列强亦必群起而共踣之。”

全面抗战、长期抗战，汪精卫在这次谈话中都提到了。虽然他所主张的抵抗是一种自卫性的消极的抵抗。但在日本的侵略威胁到国民党统治中心时，汪精卫的对日主张中将军事抵抗作为口号公开提出，较之国民政府过去的政策有了根本的转变。

蒋介石从九一八事变刚发生时避战的态度上转变，接受了汪精卫“边抵抗边交涉”的战略。而汪精卫的主张，为他赢得了相当的赞誉和名声，也为后来的“逼张抗日”埋下了伏笔。

辞职逼张让汪精卫走向高峰

1932年7月19日，日军侵犯热河，形势危急。22日，汪精卫通电全国，称：“国难日深，望我军政长官，督饬所属，同心戮力，共谋捍卫。”同时，他电令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张学良出兵抵抗；但张学良拒不执行命令，还回电暗示汪无权指挥华北军事。汪精卫无奈，请蒋介石回南京共商对策；但蒋介石出于对张学良在“中原大战”中相助的感恩，对张学良持包庇态度。因而蒋介石既未回京，也不表态。张学良又屡屡借口抗日，向南京中央政府索要巨款。汪精卫忍无可忍。他一气之下，于8月6日提出辞职，并致电张学良。汪精卫在电报中历数张“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千万里土地陷于敌手”的事实，致使“敌气益骄，延及凇沪”，“寇氛益肆，热河告急”。

在这封电报里，汪精卫指责张学良“惟兄拥兵最多，军容最盛，而敌兵所扰，正在兄防地以内，故以实力言之，以职责言之，以地理上之便利言之，抵抗敌人，兄在职一日，断非他人所能越俎。须知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凡属族类，皆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今兄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借抵抗之名，以事聚敛，自一纸宣言抵御外侮以来，所责于财政部者，即筹（款）五百万，至少先交二百万；所责于铁道部者，即筹（款）三百万；昨日，则又以每月筹助热河三百万责之行政院矣。……无论中央无此财力，即令有之，在兄未实行抵抗以前，弟亦万不忍为此浪掷。”

汪质问张学良：“当此民穷财尽之际，中央财政竭蹶万分……乃必以此相要挟，诚不知是何居心？”汪扬言：“无论中央无此财力，即令有之，在兄实行抵抗以前，弟以断不忍为此浪掷。弟诚无似，不能搜刮民脂民膏，以餍兄一人之欲，使兄失望于弟，惟有引咎辞职，以谢兄一人，并以明无他。惟望兄亦以辞职谢四万万国人，勿使热河、平津为东北锦州之续。”

言下之意，你张公子兵最多，武器也好，事情也发生在你防区。无论从指责，还是说便利，哪怕是作为中国人，你都毫无疑问应该抵抗，可你就是不肯抵抗，反倒借抵抗之名向中央伸手要钱。一笔笔巨款给了你，你还是不动，那么好，哥哥我不伺候了，我辞职！我劝你也要点脸，不抵抗就别赖在这个位子上，你有点羞耻也该辞职了。

可有蒋介石的偏袒，张学良反而有恃无恐。当天就汪电发表谈话称：“汪先生如欲余去职，尽可直告，何必牵涉其自身，更何必于电文内栏入远于事实之语。自九一八以还，余个人身家性命，均早经置之度外，更何论乎去留？惟余为负有地方治安责任之人，事实上去留颇难自由。自今以后，立当部署所属，准备交代，绝不能拂袖引去，而危及治安。”

8日，张学良又复电汪精卫，对汪6日电责张“自一纸宣言抗御外侮以来，所责于财政部者”等情，用事实解释，并表示“良如在职有碍于内政或外交之进行，自当立时引退”。“顷已遵照公意，电请中央罢免本职”。

张学良言下之意，你要我辞职直说，犯不着你先辞职来要挟我，公子我不吃这套。辞职是没门，我打报告上去要求中央罢免我，你有能耐就直接把我职务撸了。

这样，两人你来我往，明争暗抗。

汪张之争不完全是抵抗与不抵抗之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军权的争夺，其中的幕后人物则是蒋介石。据陈公博讲，“汪先生初入南京，宋子文劝汪先生不要管军事，他说蒋先生最怕汪先生过问军事”；而汪精卫要张学良出兵抗日，就犯了蒋介石的大忌。蒋介石并没有站在汪精卫这边。

汪的辞职逼张虽然对张学良毫无用处，但争得了社会舆论的支持。胡适曾在同年8月14日的《独立评论》上发文指出：“行政院长用自己辞职的手续来劝一个疆吏辞职，是很失政府体统的。”同时，“我们本‘君子爱人以德’的古训，很诚恳的劝告张学良先生决心辞职”。这多少代表了当时社会舆论的看法。他一方面同意张学良辞职，设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取代北平绥靖公署，自己兼任北平军分会委员长；另一方面又准张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资格代行北平军分会委员长职权。这使汪精卫大为不满，他决定消极抵抗，称病住院，后又于当年10月

汪精卫的“辞职逼张”没有成功，保留了张学良继续坏事的机会。

1933年2月下旬，日伪军大举进犯热河，该省主席兼第五军团总指挥汤玉麟率部不战而逃。3月4日，随着省会承德的失陷，热河全省为日军占领。对热河沦陷负有直接责任的张学良，在国内、党内的舆论重压下，于11日宣布下野。

虽然，汪精卫没能逼张学良抗战，但他“先见”般的声誉伴随张学良的下野达到了最高潮。

1933年1月，日军侵占山海关，国内局势动荡，蒋介石企盼汪精卫回国以解燃眉之急。在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数电催促下，汪精卫“不待病体痊愈，仓惶回国”。不久，热河沦陷，蒋介石迫于舆论不得不北上督师。3月20日，奉命回国的汪精卫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会上发表讲话说：“时至今日，除了抵抗两字，更无话说，固然抵抗与交涉并行，但应付时局之根本原则，但有抵抗，然后有交涉。”他表示“今日以后，抵抗愈得力，交涉愈有希望，否则无交涉之可言”。

直到此时，汪精卫依靠高调宣传对日抵抗，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汪精卫认知的逆转

但是，长城抗战反而成为汪精卫思想180度大转弯的起始点。

1933年3月31日，汪精卫复职的次日，他即对外界发表抗日意见，称：“本人素抱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之精神，现国际一切公约，被日破坏无余，公理无可伸张，更无交涉可言，在此千钧一发之际，除全国上下精诚团结积极继续抵抗外，别无他法，同时并须妥筹充实军备，以期达到最后胜利。”至此汪精卫鼓吹抵抗的论调臻于极致。

但随着进入4月份后中国军队在长城抗战中转为被动不利的形势，汪的抗日高调逐渐低落下来。

原因是，汪精卫派心腹陈公博北上“劳军”。陈到达北平后，恰值长城抗战各军溃退下来，代理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何应钦一筹莫展。为稳定军心，何只得央求陈公博以“中央已有办法，不要他们作无谓的牺牲”来哄骗溃军。此举奏效。军心暂时稳定了，但仗实在没法再打下去。前线溃败之惨状，让陈公博大为恐慌。回到南京后，对汪精卫据实相告。

军事抵抗既难以奏效，只得走外交途径。于是便有专门负责对日交涉的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的设置和《塘沽停战协定》的签订。

汪精卫自己都承认：“热河失守以后，华北军队在长城各口苦战三月，力竭援尽，向后撤退，平津失守，就在目前，所以我负责停战。”

对于汪精卫思想上的变化，作为他心腹，后来一起投日的陈公博曾剖析：“汪先生对于日本问题的态度……最初他主张积极抗战，‘一二八’十九路军能够在上海作战，不能不说汪先生是一个幕后的支持者。他看见张汉卿（学良）不抵抗，愤而辞职下野，这也不能说他纯粹出于冲动，他的确有爱国的诚心。及至他下野出洋，在欧洲居住几个月，他已明了国际的形势，国联本身是没有力量的，英法对于中国是不愿帮助的，美国更是保持孤立的，苏联是靠不住的，所以他愿意担上千钧重担，对于他毫不知情的塘沽协定也担上两肩，大概他那时已决定希望对于中日问题寻求一个解决方案。”

外援靠不住了，那靠自己的力量抵抗呢？

经过长城抗战一役，汪精卫对借助像张学良这样的地方实力派抗日更加失望，对中国军队作战能力的看法也日趋悲观。

陈公博回忆，“（汪精卫）在长城古北口之役，又匆匆自外归来，共赴国难，那时候汪先生总以为中国只有抵抗才有办法，可是也因长城古北口之役，最使汪先生所受的刺激太深，因为前方将领回来报告，都说官兵无法战争，官兵并非不愿战，实在不能战，因为我们的火力，比敌人的火力距离太远了，我们官兵看不见敌人，只是受到敌人炮火的威胁，汪先生听了这些报告，以后便慢慢有主和的倾向。”

汪精卫由力主抵抗蜕变为汉奸，最关键的转折就是长城抗战一战，打掉了汪精卫对武装抵抗日军的信心。

如果说汪精卫在长城抗战失利之前尚主张“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话，那么长城抗战失利和塘沽停战协定签订之后，不仅不敢提“抗战”，就连“交涉”也变的谨小慎微了。自从九一八事变后，他寄望于国联制裁日本的尝试没能成功，而美、英等西方大国又对日本侵华听之任之，这就使汪的外交态度发生了一些变化。用汪精卫自己的话说，“外交态度诚然有些改变了，但不过由‘鸣钲求救’而转为‘默守待援’。”

他在致胡适的信中称“外交不能为外交而办外交，要为军事财政全盘情形而办外交”，以当时中国军事财政情形看，此时的中国“除了努力预备做比利时，更无第二条路”（所谓“做比利时”，指在强敌面前暂时低头而待机复兴）。

在汪精卫看来，中国是一块肥肉，不象欧洲的一些小国如丹麦、瑞士之类，只是一块没有肉的骨头，两狼相争，各不得饱，争夺起来，未必划算，因而这些小国反而能够生存。

汪精卫虽然认为列强对中国的援助很重要，但却不易，除了上述的列强绝不会为了中国的利益而得罪日本外，中国的贫穷落后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他看来，“阔佬和阔佬拉交情是容易的，穷佬和阔佬拉交情是难的”。从中日两国的综合实力来看，中国是一个“破落户”，日本是一个“暴发户”，中国在国际上能争取到多少的外交支持不问可知。

既缺乏抵抗的勇气，又对争取外援失去信心，汪精卫选择“求和”之一路，也就顺理成章了。

汪精卫铁心求和

长城战役之后，日本加紧在华北五省搞自治运动，国内形势大坏。晋系徐永昌对此时的形势之坏曾评价：“中国今天不但不能出个岳飞，可惜连个秦桧也没有。”长城抗战的结局使产生了与汪精卫观感的各方势力不在少数。正如之前我们在剖析两广军阀和四川军阀的专题中提到的，当时各地方实力派以口号高喊抗日，但实际行动却多巩固自己实力，力拒国民政府中央的控制为多。北方地方实力派受日本各种暗中拉拢至为常见，至于南方军阀如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等将领，更拿着日本私下供给的经费和武器高唱“反蒋抗日”。国府本身内部便是各怀鬼胎，也就没有抗日的准备与把握。有的，也只是为“求败而战者”的高调（阎锡山）。如徐永昌所述全国皆是“对抗日的实地工作，不能踏实去做，却日日时时在喊叫抗日”（徐永昌日记指责张学良），这种情况下，产生了一批对抵抗日本持悲观态度的政界人士。除了汪精卫之外，还孔祥熙、王世杰、顾维钧、王宠惠、魏道明等，以及后来的胡适之、何应钦、程潜、陈布雷等。

而汪精卫比任何人走得更远，他甚至不惜推行对日亲善外交。为表示对日友好亲善，1934年，在汪精卫的指示下，中日双方先后就华北与伪满洲国通车、通邮事宜达成协议，恢复了关内外的通车、通邮。

1935年1月22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就“中日亲善”、“经济提携”等问题发表演说，声称：“中国倘能将排日及抵货运动完全停止，日本政府将予以精神上、人才物质上之援助。”2月20日，汪精卫出席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就“广田演说”做了关于中日外交根本方针的报告。

他说：“中国对于任何友邦，都愿意在平等互助原则之下，保持增进友谊与和平的关系，何况对于在地理上，历史上，文化上，种族上，和我国有密切关系的邻国日本呢？”他进而指出：“我们现在固然在极严重的国难当中，但我们终相信，中日两国间的关系，既有过去如此悠久的历史，现今所发生的纠纷，终归是可以用双方的诚意来解决的。”谈到“广田演说”，他说：“读了这次广田外相的演说，认为和我们素来的主张精神上是大致吻合。中日两国间既有如此的共鸣，加以相互的努力，中日关系，从此可以得到改善的机会，而复归于常轨，这是我们所深引为欣幸的。我现在坦白地郑重地声明：我们愿以满腔的诚意，以和平的方法，和正常的步调，来解决中日间之一切纠纷，务使互相猜忌之心理，与夫互相排挤互相妨害之言论及行动等，一天一天的消除，庶几总理当日对于中日携手的希望，可以期其实现。总之，如中日两国的人士不拘于一时的利害，不鹜于一时的感情，共以诚意主持正义，以为两国间谋永久的和平，则中日两国间之根本问题，必可得到合理之解决。”这篇报告可谓是汪精卫对日亲善的代表作，它表明汪的“抵抗与交涉并行”的对日方针已偏向“交涉”，而“交涉”的主要内涵则是对日友好亲善。

当年并未最先喊出抵抗的蒋介石此时仍相信抵抗到底，而早早高呼抵抗的汪精卫，已经不相信中国能够抵抗日本了。

就是七七事变发生之后，汪精卫及围绕在他身边的集团依旧主张用外交手段解决中日战争，根本原因是他们“始终认为国力不足，战争只可适可而止”。他们恐惧于日本力量的强大，片面认识中日力量的差距，认为日本不可战胜，对抗战悲观失望。他们坚持认为：中日战争中国是战必大败，认为“日本感觉着痒的时候，中国感觉着痛了，等到日本感觉着痛的时候，中国已会因痛而死了”。正是这种心理在起作用，他们最终提出“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以为只有求和才是唯一的出路。

汪精卫集团自以为是“匡过补阙”，反过来称那些主张积极抗日的为高调，所以自己便戏称自己一伙为“低调俱乐部”了。到后来，汪精卫等眼见中国战局日坏，而支持议和的军政大员愈来愈少，对时局也就愈来愈悲观。特别是武汉失守后，日本提出议和条件中，以蒋介石下台为前提，这使原有大部分盼望议和的人，望而却步，主和派更形势孤。而对于汪精卫来说，与蒋介石之间已无互信，距离愈来愈远，反倒形成一种攀上大位的吸引，汪精卫等人最后不得不走进日本的圈套落水挡了汉奸，实在是可悲又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