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老头一本书改变的历史

没有什么注定改变世界的大人物诞生，也没有一声炮响给闭关锁国的日本人民带来光明，只是2个日本老头完成了1本书，1本医书。

这2个老头儿名叫杉田玄白、前野良泽，都是日本的著名“兰医”，也就是西医。

日本的传统医学，和他们的衣裳一样，是从中国学过去的，用的是“汉方”，大夫这个职业讲的也是世代相传，老子做大夫、儿子也学医学，几辈子干一行，对于医术的感情也就非同一般，往往在学完家传手艺之后，去外面游学拜师。

杉田玄白就是医生中的奇葩，不但学“汉方”写出了《养生七不可》，还苦学荷兰语，抱着荷兰人不远万里带过来的医术乱啃，其中就有1731年出版的荷兰文解剖教科书，看到其中详尽的插图，佩服得不得了，可惜活人不能乱解剖，也就苦于没有验证的机会。

直到1771年，杉田仔细观察了一个被处死的犯人的尸体，估计也伸手切了几刀，惊奇地发现，人身上的结构和插图上画的一样，比中医说的人体结构靠谱多了，咱赶紧给它翻译成日文，让大家都知道知道吧。

就这样，山田拉着前野良泽、桂川甫周等同仁、小辈，花了4年时间翻译成了《解体新书》一书。

这本书之所以重要，和它在医学史上的位置关系不大，而在于参与翻译它的几个人，通过这本书学习、实践了近代科学的研究方法，并扩展到了“兰学”（注：西方科学，取荷兰的兰字得名）的其他领域，完成了日本科学史上的一次飞跃。

好吧，这话说得太严肃了，轻松点说，这几个日本老头儿点对了科技树，正巧他们很会教学生，成材的弟子足够多，弟子混得好，师门水涨船高，“兰学”终于成了日本一个正经的学派，上了台面。

“兰学”走上台面的效果

你可别小看“上台面”这个成果。

要知道，德川幕府在17世纪屠杀了国内的天主教徒之后，反复下达禁令，不允许外国人到日本做买卖、传教。

稍稍有点特权的是荷兰人和中国人，也被限制在长崎居住，你没看错，就是后来挨了原子弹的长崎，那地方的中国人有生活了7代还没有加入日本国籍的，比汪精卫可有种多了。

话题拉回来，荷兰人不远万里来到长崎，被圈在一个人工岛——出岛上居住，有人就有病，有病就有医生，因此，荷兰东印度总督在250年间派遣了100名左右的西医常驻长崎。

德川幕府的大将军不是傻瓜，身边放着这么个小岛，不只是为了买点鹿皮。实际上，幕府政权一直趴在这扇小窗口后面，羞羞答答地观察着世界，比如，规定每年来航的荷兰商人必须向将军报告当年世界上发生的大事，是不是很有点《参考消息》的味道？

这种有限地开放，在1716年继任第八代将军的德川吉宗任内，达到了一个小高潮。

同时期的清朝皇帝如何看待西方科学

与德川吉宗同时代的清朝皇帝是谁呢？

康熙、雍正、乾隆。

这爷仨同样对世界洞若观火，法国传教士钱德明在给自己妹妹的信中曾提及此事：“乾隆皇帝有遣使臣至法见路易十六世之计划，德明将随使行。法国王室似甚期待使臣之来。”这次访问，最终因法国大革命爆发而夭折。

有能力、有意向和万里之遥的法兰西互派使团的清帝国，无疑远比只能拉着荷兰商人问长问短的德川幕府更加开放，但是，这种开放只与皇帝有关，扩大一下外延，只与八旗贵胄中的一小部分近臣有关。

因为带来西方文明的传教士，事实上被皇帝拴在了宫殿里，作为私人的工具。

除了以画画知名的郎世宁外，精通天文、数学的戴进贤受命修历法；蒋友仁负责画《皇舆全图》；傅作霖到征讨大小金川前线设计火炮；安文思为宫廷修钟表。

上面这几位看着名字都像中国人吧？其实既有法国人，也有意大利、德意志人，他们在北京的生活被严密监控，不仅传教的本职工作干不成，还像拉磨的驴一样，“总是被支来支去干这干那。”比如给圆明园造喷泉……

到了嘉庆皇帝即位，这些忙来忙去的外国人也被赶走了，新皇帝不喜欢西人，也不喜欢西洋物什，传教士们像垃圾一样被爱新觉罗家族赶出了北京，直到1830年代，澳门之外的中国大陆，再也找不到传教士的踪迹了。

“兰学”在日本的兴盛于流行

反观日本，中国的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元旦，杉田玄白、前野良泽等人的学生大槻玄泽在他开办的学塾“芝兰堂”中举行“新元会”，聚集了29名兰学同仁，一起开了个元旦茶话会。

在这个悬挂着西方医学之祖希波克拉底画像的斗室之中，日本的兰学者的元旦聚会，足足搞了42年。

在有名字可查的1796年、1798年两次“新元会”中，参与者共有藩主7人，藩臣、武士7人，幕府医官、藩医26人，町医8人，翻译3人，庶民6人，其他职业或身份不详者10人。

在德川幕府的分封体制下，幕府高踞顶端，其下就是各个藩国的世袭藩主，放在中国，就是曾国藩、左宗棠的地位，他们对兰学的学习，已经可以窥见当时日本对于西方知识学习的积极程度了。

另据日本学者的统计，明治维新前，日本有名姓可考的兰学者有9000多人，他们多以医入学，进而翻译西方的自然科学著作，以及少量的社会科学著作，并通过师徒传授和游学等方式，形成了一个遍布全日本各个阶层的“兰学者”群体。

在这个群体之中，大槻玄泽的弟子和再传弟子，无疑成为各个区域的绝对骨干，日后明治维新中最活跃的政治人物们，都或多或少与他们有关。

当然，大槻玄泽的徒子徒孙们其实仍是翻译荷兰书籍的闭门造车，他们掌握的往往仍是二手、三手的知识。

改变日本命运的医生们

真正让日本的兰学者走入新时代的是一个外国人——弗兰茨•冯•西博尔德。

作为第一个被幕府特许在长崎出岛之外开设诊所的外国人，西博尔德行事非常与众不同。出身医学世家的西博尔德，既是医生也是博物学家，他在长崎郊外的鸣泷塾广开宗门，要求其中优秀的学生各自认领课题，在全日本进行科学考察，最终用荷兰语撰写论文。

这也是日本兰学界第一次与国际科学界接轨，第一次走出翻译的旧路，这些改变为日本带来了一阵“西博尔德旋风”。

日后倒幕战争的主力，维新前造出日本第一艘蒸汽船的萨摩藩两代藩主，岛津重豪、岛津齐彬，维新前就独立制造出蒸汽机车的福冈藩藩主黑田齐清，中津藩藩主奥平昌高等人，都曾和西博尔德交往，这些人的影响力，或许比鸣泷塾多达100人的学生更强大。

不久后，归国的西博尔德行李中被查抄出了日本地图，以间谍罪被判驱逐出境，永久不得踏足日本国土，只给日本留下了一个2岁的混血女儿，楠本稻。

楠本稻日后师从西博尔德的徒弟们学习艺术，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女妇科医生，而她为了学习西方医术所拜的荷兰语老师更为知名，甚至可以说改变了日本历史。

大村益次郎，日本“军制之父”，一手完成了倒幕主力长州藩的陆军整编，并且力排众议要求倒幕后的日本陆军完全学习西方军制，彻底终结了武士制度，而他本人也被愤怒的武士暗杀。

而他，就是个医生，村庄中的医生。

事实上，真正改变日本国运，令其免遭中国近代屈辱命运的人们，并非高高在上的天皇、将军，而是这些用自己的眼睛了解世界，用自己的手笔介绍世界的兰学者们，他们的第一职业，都是医生。 当然，面对沉珂缠身的病人，医生不止要会用药，也要会用刀。

两门火炮背后的清日差别

如你所见，这是一门火炮，不过和甲午战争没什么关系，它从造出来，就一直趴在大阪的天保山炮台上看大海，现在正给靖国神社的游就馆守大门。

这款“守门炮”全长4.22米，想想俩姚明摞起来就差不多了，口径290毫米，弹重68千克，能打多远不知道，但只要挨上一发肯定好受不了，绝对算得上一件大杀器了。

由它说起的原因是，这门需要从炮口倒火药、塞铁球的前装重炮，是由德川幕府治下的一个藩国——萨摩藩独立铸造的，时间是1849年，即中英鸦片战争后7年。

再来看大清朝的“国货”，铸造于1843年的“耀威大将军”万斤铁炮，不对，应该称作“耀威大将军级”，就像海军造船讲个同级舰，大清朝铸炮那也是扎堆的，下节图就是南京博物院院子里陈列的一门“耀威大将军”。　

够威武雄壮吧？

3.46米的炮身，口径185毫米，额定弹重28.65千克，射程么，和火药质量有关、和装药量有关，还和炮弹的形状与炮管内的光滑度有关，这些方面大清朝向来不讲究，还是别提了。

就算是“耀威大将军”的同级重炮，在江阴2个古炮台里挖出来的5门万斤小兄弟，炮长都差着不少，短的有3.3米，长的有3.54米，就连口径都能差个5毫米，还规定放一样的炮弹，到底是打英国人的船，还是给英国人放烟花啊？

当然，有一点忘了说了，鸦片战争中英国派出的木帆战舰，虽然是木头钉出来的，甲板和舷侧板一般都是按能够抵抗30.8千克实心炮弹冲击的标准建造的，清朝的万斤炮也才打28.65千克的炮弹，一般的小炮，弹重多为1.5-15千克，所以，在中方的记载中经常有炮弹被“碰回”的说法。

所谓“碰”运气，似乎说的就是这个。

态度差别：相不相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不幸的是，一个“锁国”状态下分裂封建的日本，一个“闭关”政策下的官僚集权的中国，同样没有摸到工业化大时代的门，只以农业国的人口和国力来衡量，肯定是中国强、日本弱，但是从用来自卫的“刀”来看，事实分明相反。

上面提到的这两门炮，材质不同，也都锈迹宛然，可经过三解实地观察，日本那门内、外壁都极为光滑，中国这门则外壁坑坑洼洼、内壁已经锈蚀出了铁胎炮管中的砂眼，大者至少有1厘米的直径，这种质量的武器，若是在战争中，怕是用来自杀更快些。

别以为三解危言耸听，1839年的官涌之战，清军的千斤大炮才放了四响就爆了炮管，还炸死了两名顺德协的士兵。

关键是，这门1843年铸造的巨炮，身处时人与后人都津津乐道的《铸炮铁模图说》分发全国之后，这套“欧洲人30年后才掌握”的先进技术，那是天朝智力优越性的绝对象征，以至于当时人说：

“益工益巧，光滑灵动，不下西洋。”　

不过只要你去南京博物院摆放火炮的区域去转一圈，应该能够自行扯掉这层遮羞布。你只要看看那些大大小小的铁炮炮身、炮口的锈蚀程度，再看看炮身上有没有“皇冠”标记，就很容易分辨出“我大清”和“洋夷”的技术差距了。

说到底，面对西方文明的强大压迫，中国和日本都产生了应激反应，也正因为如此，近代历史上没有哪个民族会比中日两国更加热衷于引爆“精神原子弹”。

他们相信捆着炸药包的肉弹可以征服钢铁，我们相信请孙悟空上身的大师兄刀枪不入；他们相信美国人登陆，“一亿人玉碎”，我们相信“大不了核战争，中国人死一半还剩三亿”。

但有一个根本不同就是，日本人并不相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不同于有1000年科举历史的中国，幕府时代日本人的上升渠道几乎为零，人们被世代相传的身份囚禁在自己的职业里，创意和能力往往在自己的“本分”中迸发。

“本分”是现实，也是宿命，可以改变，却不能突破。

明治维新前就已奋起直追的日本人

这一点，在佐贺藩、萨摩藩这两个日本首屈一指的兰学重镇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和临近长崎的佐贺藩相比，1849年才能够铸造大炮的萨摩藩就是个乡巴佬。早在1831年，佐贺藩下属的武雄领主锅岛茂义就在长崎向荷兰人购买洋枪，并聘请荷兰教官使用西法练兵，同时还瞄上了西方的大炮，尤其想自己造大炮。

帮助锅岛茂义实现梦想的人叫高岛秋帆，一个幕府特权商人的后代，跟随父亲学习的荷兰炮术，成为日本首屈一指的炮术权威，他也是一位兰学者。1835年，高岛完成了2门青铜臼炮（类似于大口径迫击炮的攻城炮）。

在锅岛茂义的支持之下，佐贺藩藩主锅岛直正通过抵赖欠账、开发特产、发展贸易等手段缓解了债务危机，对全藩的武士施行兰学的强制“扫盲”，还创立了蒙养舍，规定所有15岁以下的武士子弟必须入内学习，完成了佐贺式的强制义务教育。

1855年，德川幕府组织长崎海军传习所，也就是海军军校，总计170名学生之中，佐贺藩最多，有48人，超过了幕府的39人。要知道，按照幕府的领地算法，佐贺藩只有36万石，而幕府则有400万石，人口上，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而这样蕞尔小国的一隅小藩的生产能力有多大呢？

据统计，自1843年大规模铸炮起，一直到1868年维新，佐贺藩共制造了近400门各式火炮，大到150磅、80磅的青铜海防炮、32磅的熟铁重炮，小到6磅、9磅野战炮，甚至于连只有英国军队装备的最新式后装线膛炮——阿姆斯特朗炮，佐贺藩都在1864年8月仿制了三门，并试射成功。

1865年，佐贺藩的三重津造船所成功建造了蒸汽船“凌风丸”，值得注意的是，佐贺藩的蒸汽船实验项目和他的火炮项目一样，力求实现国产化，“凌风丸”下水2年前，造船所就自主制作了蒸汽罐三个，经过检验，质量完全比得上西方货，这才得到了真正实用性的蒸汽船。如果比时间，1855年，萨摩藩就已经造出了日本史上第一艘蒸汽船。

不一样的思维造就了日本人不一样的选择

无论是风帆船、蒸汽船，还是火炮、步枪，佐贺藩和萨摩藩，乃至整个日本的“制器”都是自照猫画虎开始的，比如幕府的菲山反射炉、佐贺的多布施反射炉、萨摩的集成馆反射炉，这些用于铸造枪炮的炼钢炉，技术来源都是比利时陆军胡根宁少将（U.Huguenin 1755-1834）撰写的《皇家列日国立铸炮厂火炮铸造法》。

甚至于萨摩的反射炉，还是藩主岛津齐彬找佐贺藩藩主锅岛直正走后门要的技术支持，他俩表兄弟的关系不错，锅岛直正不但送了这本书，还派了相关的兰学者去帮忙。不过，反射炉的建设并不顺利，1号炉直接倒塌，萨摩藩武士都非常沮丧。

岛津齐彬此时说出了一句名言，最能代表大变革时代日本人的心态：

“西洋人是人，佐贺人是人，萨摩人也是人！”

在不如人时奋起直追，不是为了创造人间奇迹，而是为了自己作为人的尊严。

毫无疑问，这样务实的思维方式，才是明治维新之前的倒幕战争没有演变为一场日本版义和团或太平天国的根本原因。

最后补充一句，岛津齐彬毕生挚爱一本中国书，随时会拿出来阅读，这本书的名字叫《海国图志》，作者魏源。

一张“亮瞎眼”的照片

上面这张照片在日本史学界也有一定的争议，焦点不在照片本身，而在这周围一个个人名，因为如果属实，这个圈子绝对有“亮瞎眼”的水准。

这里面有日本第一位内阁首相、第一位枢密院议长，四次组阁的伊藤博文；两次组阁任首相的财政专家大隈重信；自己推辞掉首相职位的“脱亚入欧”外相井上馨；日本第一位海军大将西乡从道；第一位众议院议长中岛信行；主持日本司法改革，却比西乡隆盛更早竖起反旗的江藤新平……

至于坂本龙马、高杉晋作、木户孝允（桂小五郎）、胜海舟、岩仓具视、小松带刀这些名字，请对照幕末历史书自行脑补。

可以说，明治维新的一多半就是这一屋人主导的，就连甲午战争，也和这些人脱不了干系，且不说战争期间，伊藤博文是首相、陆奥宗光是外相、西乡从道是海军部长，在战争前大肆鼓吹的吞朝鲜、灭中国的“征韩论”，首倡者就是木户孝允（桂小五郎），副岛种臣和江藤新平、井上馨则是摇旗呐喊的干将。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看到“民族英雄”就丧失了思考的能力。自从1874年肖像画家岛田隆资认完人头“贴牌”之后，对这张照片的质疑就没有停止过。

“传奇照片”反映的实情：日本精英早已学习西方

同一张照片里，认出了不同的人，尽管不如上一张那么传奇，仍旧是人才济济。

其中有明治重臣岩仓具视的两个儿子，岩仓具经、岩仓具定；东西烟草株式会社创始人江副廉藏；曾任外相的中野健明；曾参与岩仓使节团随行访欧，后任元老院议员的中岛永元；曾任首相的大隈重信。

从可能性来说，当然是第二张照片的可能性大些，因为上述的名字，更贴合佐贺藩成立的“蕃学稽古所”的教师、学生名单，日后注定显贵的大隈重信此时正是该校的副校长。

看到“稽古”俩字，是不是觉得有点陈腐的馊味？其实这个学校是个“英学塾”，也就是英语学校，也许它后改的名字“致远馆”才更加贴合主旨。不过当时的日本正在大搞“尊王攘夷”的义和团运动，没事儿耍刀片砍外国人，加个“古”字终归能保持个政治正确吧。

当然，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义和团终究没有达到中国同行的水平，不会逮着揣着钢笔、带着眼镜的人就杀，也不会不分老弱妇孺地宰杀传教士。所以才有了精通英语的传教士弗洛贝奇出镜的机会，对，就中间那个西方脸。

弗洛贝奇的本职，其实是幕府治下长崎英语传习所的老师，没事儿还会出门去搞搞学术交流。日本人钻研了100多年的西方科学是学自荷兰人，翻的也是荷兰书，没想到先打过来的却是说英语的，这时候“开国”了自然急忙抱佛脚。

有英语需求，就有英语学校，这和“出国热”带火了“新东方”是一回事。出名的有，1864年中国人何礼之在自己家开的私塾，学生有100多人，其中最出名的有谁呢？

后来极力主张甲午年对华开战的陆奥宗光……历史是不是很讽刺？

弗洛贝奇这个时候是如鱼得水，在各个英文学校之间来回走穴，又和日后的首相伊藤博文相交，也算往来无白丁了。也正因为如此，第一张照片中弗洛贝奇身边围绕着这么多的幕末维新时代的名人，才不至于让人直接斥做无稽之谈。

日本幕末精英间有千丝万缕联系

事实上，这些名人们本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比如，出身长州藩的木户孝允（桂小五郎）曾经就学于江川英龙的私塾江川塾（别名绳武馆），同校就有萨摩武士大山岩、幕府村医大鸟圭介、松代武士佐久间象山。

大山岩后来官至陆军元帅，指挥了日俄战争，而他本人还是西乡隆盛、西乡从道兄弟的堂弟。

大鸟圭介作为幕臣，一直抵抗新政权到了最后一刻，入狱后被特赦，直到担任驻朝鲜公使，他最大的“功绩”之一就是一手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

佐久间象山则是日本著名的思想家，一方面崇拜宋朝大儒陆九渊，一方面又提出“和魂洋才”，比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还狠。而他所开的象山书院，都培养出了谁呢？

胜海舟、坂本龙马、吉田松阴、小林虎三郎、桥本左内、高杉晋作。

吉田松阴又办了一个“松下村塾”，也是桃李遍长州，其中就有高杉晋作、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和品川弥二郎。

而伊藤博文又和井上馨是长州藩秘密派往英国留学的五人之二。

哦，对了，大鸟圭介还有一位老师叫绪方洪庵，是著名的兰学者，他有一位同门名声更响亮，就是被印在10000日圆钞票上的福泽渝吉。

说到这里，不少读者恐怕已经看名字看晕了，也该给个结论了。

从上到下做实事才是日本获胜的根本

上述众多日本幕末、维新的名人，分属不同的藩国、出身各有高低，甚至连政治观点都是“尊王攘夷”、“和魂洋才”、“开国图强”、“脱亚入欧”的南辕北辙，他们为什么能够走到一起？而不是为了主义、理想、党派、地域的不同而杀得血流成河？

答案可能很难，也可能非常简单。

据统计，明治时代的主要政治人物，有七成出自绪方洪庵、佐久间象山和吉田松阴的门下，且不说同门的感情，就说放弃幕府推崇的朱子学，而投身实用之学的决心，其强国的理想又会有什么不同？真正的务实，恰恰在于先做事，而不是亟亟于个人得失、派系利益的蝇营狗苟，不幸地是，翻开中国近现代史，作秀的远比做事的混得好，岂不值得深思？

而所有的这些学问和务实的学术传统，在没有真正打开国门的日本，又是由谁传承至此？

请看本节图，自行寻找1774年一同翻译《解体新书》的几个人和福泽渝吉、大村益次郎等维新一代人的位置吧。

最后，让我们一起重温下梁启超对于明治维新的一段评论：

“日本维新之首功。西乡乎，木户乎，大久保乎？曰唯唯否否。伊藤乎，大隈乎，井上乎，后藤乎，板垣乎？曰唯唯否否。诸子皆以成为成者也，若以败为成者，则吉田松阴其人是也。吉田诸先辈造其因，而明治诸元勋收其果，无因则无果，故吉田辈当为功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