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哲元一心媾和

七七事变，中日之战终于打了起来。

各方对此的反应却完全不同。

事变发生当日，29军的领袖宋哲元不在北平，而是回了老家山东乐陵。代理军长的秦德纯第一时间派出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河北省高等法院院长邓哲熙、132师师长赵登禹、29军副参谋长张克侠乘飞机赶到保定，转往乐陵去找宋哲元。

同时，据何基沣等回忆，早在“七七事变”之初，张自忠、冯治安、张维藩（29军总参议）、秦德纯等人就给宋哲元打电报报告此事，当时：“（宋）虽然表现了惊讶与不安，但是他却认为事态不至扩大，有和平解决的可能。他在答复张等的电报中，说明必须镇定处之，相机应付，以挽危局，张、冯等在发出给宋的电报之后，并请邓哲熙前往乐陵，促宋速返，主持一切。”

南京政府方面，7月9日，蒋介石令第26路军孙连仲部和第40军庞炳勋部、第84师高桂滋部开赴石家庄、保定一带准备增援平津。并要求宋哲元赴保定指挥，对此，南京政府的主张是，宋哲元应先去保定，看情况发展如何，再决定是否回北平。蒋介石通过情报，担心宋回北平马上会陷入日本人和汉奸的包围，担心他经受不住诱惑和忽悠而动摇。邓哲熙等人的目的，是接宋哲元回保定。但是宋哲元不这么想，他的看法是：“目前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的战争，只要我们表示一些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因此，他要去天津，跟日本人谈判。宋哲元并回电蒋介石:“此间战事，业于今晨停息，所有日军均已撤退丰台，似可告一段落。”没等邓哲熙他们来，宋哲元已经动身去了天津。

等邓哲熙等赶到乐陵，宋哲元已经到了天津，三人又赶到天津，终于赶上了宋哲元。蒋介石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但事情并没有入宋哲元希望的“告一段落”，9日凌晨2时，日方找到秦德纯说已找到失踪士兵，当时达成三点口头协议：双方立即停止射击；各回原防；宛平城内防务，除城内原有保安队外再由冀北保安队担任，人数限于300人。

但是，双方马上对“原防”起了激烈争执，秦德纯认为：“日军原驻天津者，应回天津；原驻丰台者，应回丰台。我军原驻宛平城内，因应战移防城上，我军由城上撤至城下，即为原防。”但日军理解的“原防”却要中国军队从卢沟桥附近永定河东岸撤出。

双方争执不下，日军再次挥兵攻城，但被29军击退。

9日夜间日本参谋次长今井清于电示平津前线：“为解决卢沟桥事件，此时要避免触及政治问题。大致提出以下要求，使冀察方面在最短时间内予以承认、实行。（一）停止中国军队在卢沟桥附近永定河左岸驻扎；（二）关于将来的必要保证；（三）处理直接负责人；（四）道歉。

10日晨9时，樱井等人向秦德纯提出如下要求：“（一）第29军代表向日本军表示道歉，并声明负责防止今后再发生类似事件；（二）对肇事者给以处分；（三）卢沟桥附近永定河左岸不得驻扎中国军队；（四）鉴于此次事件出于蓝衣社、共产党及其他抗日的各种团体的指导，今后必须对此作出彻底取缔办法。对以上要求，须向日军提出书面承认。对第四项的具体事项作出说明即可。当承认上列各项后，日、华两军即各回原驻地，但在卢沟桥附近须按我方要求进行。”何基沣听了勃然大怒，指斥卢沟桥事件完全是日本有预谋、有计划的侵略行动，应向我方赔礼道歉，并保证以后不再侵略才是。

蒋介石得知冀察方面谈判意图后，又电告宋哲元：“守土应具决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应付。至谈判，尤须防其奸狡之惯技，务期不丧失丝毫主权为原则。”又以特急电命令宋哲元“务望在此期间，从速构筑预定之国防线工事，星夜赶筑，如限完成为要。”

但宋哲元完全不以为意,对于南京政府派孙连仲等部北上，宋哲元深恐中央大军入境，29军的独立王国就不复存在，因此由秦德纯出面婉拒。称“此间形势已趋和缓，倘中央大战准备尚未完成，或恐影响，反致扩大，可否转请暂令准备北上各部，在原防集结待命，以后果有所需，再为电请之处，务乞察酌为祷。”这么说似乎有些道理。

据何基沣等回忆：“这时，日寇因后续部队尚未调齐，故在宋未到津之前，他们已向北平的军政负责人提出四项要求，与我方进行谈判，借以摆出和平解决的姿态，作为缓兵之计。这四点要求是：（1）华军撤离卢沟桥；（2）严惩华方肇事官员，正式向日方道歉；（3）取缔抗日活动；（4）厉行反共。谈判的结果，于十一日双方协议撤兵，恢复和平状态。所以宋到天津的时候，从表面上看，情势似已趋向和缓。”

但实际上，这只是日军的缓兵之计。

7月11日，日本召开“五相会议”，会议决定下达动员命令，调遣关东军独立混成第1、第11旅团和在朝鲜的第20师团进关。并派香月清司中将到中国接替病重的田代皖一郎中将。出任中国驻屯军司令。

同日，宋哲元自乐陵到达天津, 在他到达天津约两个小时之后，张自忠与日方代表松井等人草签了《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接受了道歉；处分责任者；37师撤出卢沟桥，改由保安队维持治安；取缔抗日团体等要求。宋哲元作出了最大的妥协和让步,并于12日发表了如下的谈话：“此次卢沟桥发生事件，实为东亚之不幸，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尚为不幸中之大幸。东亚两大民族，即是中日两国，应事事从顺序上着想，不应自找苦恼。人类生于世界，皆应认清自己的责任。余向主和平，爱护人群，决不愿以人类作无益社会之牺牲。合法合理，社会即可平安，能平即能和，不平即不能和。希望负责者以东亚大局为重。若只知个人利益，则国家有兴有亡，兴亡之数，殊非尽为吾人所能意料。”

同一天，蒋介石电令宋哲元：“本不屈服、不扩大方针，就地抵抗。”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亦电促宋哲元赴保定指挥，不要继续在天津逗留。” 何应钦也以特急电催促宋：“卢事日趋严重，津市遍布日军，兄在津万分危险，务祈即刻秘密赴保，坐镇主持，无任盼祷。”宋哲元复电称：“因兵力大部在平津附近，且平津地当冲要，故先到津布置，俟稍有头绪，即行赴保。辱蒙关切，至为感谢。”

而宋哲元的谈话传到南京后，蒋介石更加焦急，马上于7月13日再电宋哲元，指出：“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其任何条件，而对方的目地，则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区内组织用人皆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若不做到此步，则彼必得寸进尺，决无已时。中正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保持国家与个人之人格…。”并要宋“与中央共同一致，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行”。蒋介石的分析被事实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但宋哲元没有按蒋介石的指示行事，他通过张自忠向香月清司转达说：“哲元从现在起留在天津，悉遵从军司令官的一切指导。”甚至在13日晚上下达命令：即日起，北宁铁路列车正常运行，解除北平戒严，释放被捕日人，严禁与日人摩擦。

可是，蒋介石不幸言中。日军香月中将于15日主持制定了对华北作战的计划，规定日军第一期作战行动为“迅速以武力膺惩当面的中国第29军，首先将北平郊外之敌扫荡至永定河以西”。“第二期作战依情况而以现有兵力进出保定-任丘之线，以增加的兵力进出石家庄-德州之线，以期与中央军决战”。宋哲元自以为成功的媾和只不过中了别人的缓兵之计。

宋哲元的选择让29军有力无处使

7月15日，何应钦电宋哲元，告知："日军计划先消灭南苑我军，望切注意。"而与此同时，天津的宋哲元，却在忙着接待新上任的日本华北住屯军司令香月清司中将。

7月16日，日本陆军省拟订了新的《事变解决方案》，经日本内阁会议通过后下达给"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其内容为：

一、以7月19日为限，履行协定，最低限度做到：

（1）宋哲元正式道歉。

（2）作为处罚负责人，免除冯治安师长职务。

（3）中国军队撤出八宝山附近。

（4）在11日的解决条件上要求改由宋哲元签字。

二、中国方面如不在上述期限内履行日方要求则停止当地谈判，并对29军实行武力讨伐。为此，欺满后将调动国内部队，派往华北。

v当夜11时，蒋介石密电宋哲元、秦德纯，称："综观现在情势，日方决以全力威胁地方签订此约为第一目的。但日方所欲者，若仅止于所传数点，则其大动干戈可为毫无意识。推其用意，签定协定为第一步，俟大军到集后，再提政治条件，其严酷恐将甚于去年所谓'四原则'、'八要领'。观于日外次崛内告我杨代办'已签地方协定为局部解决之基础'一语，并足证明，此基础之外另有文章也。务希兄等特别注意于此，今事决非如此已了。只要吾兄等能坚持到底，则成败利钝，中正愿独负其责也。"

蒋介石句句言中，可宋哲元等却深信"和谈"就能解决问题，张自忠代表宋哲元答复桥本群：18日由宋出面道歉；二三日内处分责任者营长；对将来的保证，待宋回到北平后实行；北平市内由宋哲元的直属卫队驻扎。以上各项除罢免排日要人外都写入文件。

何应钦7月17日电告宋哲元等："日本大举出兵，准备攻占北平，望勿为政治谈判所误，应作军事准备，于北平、南苑、宛平集结兵力，构筑工事，作持久抵抗之计。"

同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讲话，"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便只有拚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抗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明确发出了坚决抗日的宣言。

话音刚落，蒋就得到了宋哲元派张自忠与日本谈判的消息，蒋介石马上令何应钦给宋哲元打电话，点明"日本大举出兵，准备攻占北平，望勿为政治谈判所误，应作军事准备，于北平、南苑、宛平集结兵力，构筑工事，作持久抵抗之计。"

但这个电话，宋哲元居然没有接。

豫，我便借此机会，说服宋哲元坚决抗战。我向他说，现在已到民族存亡关头，不战将成千古的民族罪人，战而不胜虽败犹荣。"

宋哲元的犹豫，从根本上说，还是想保住29军的独立王国，这一点，张克侠说得很清楚："他（宋哲元）和他的一些主要将领及部分政府官员深恐战争打下去，冀察平津地盘丢掉，个人的既得利益丧失。"

7月18日，蒋介石再电宋哲元："倭寇不重信义，勿受其欺。"

然而，宋哲元全然不顾，于18日下午1时到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吊唁"于两天前病死的田代皖一郎，并会晤了继任者香月清司中将，以表示敬意和问候的婉转形式进行道歉。据何基沣等人回忆，宋哲元回来以后，曾对人表示："和香月见面，谈得很好，和平解决已无问题。"

宋哲元在天津逗留了一个星期，认真诚恳地与日本人谈判，到7月19日，依据7月11日在天津订立的条件，中方代表张自忠、张允荣等与日方代表桥本群，终于达成了协议，其核心内容是：

"彻底弹压共产党的策动；对双方合作不适宜的职员，冀察方面主动予以罢免；在冀察范围内,对其它各方面设置的机关中有排日色彩的职员予以取缔；撤去在冀察的蓝衣社等排日团体；取缔排日言论及排日的宣传机关、以及学生、群众的排日运动；取缔冀察所属各部队、各学校的排日教育及排日运动；撤去在北平城内的37师,由冀察主动实行之。"

这个文件，史称"香月细目"。

19日晨7时30分，认为一切问题已经谈妥解决的宋哲元乘坐日本人为他安排的专车，心满意足地回到了北平。

7月20日，宋哲元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本人向主和平，凡事以国家为前提。此次卢沟桥事件之发生，决非中日两大民族之所愿，盖可断言。甚盼中日两大民族，彼此互让，彼此互信，彼此推诚，促东亚之和平，造人类之幸福。哲元对此事件之处理，求合理合法之解决。请大家勿信谣言，勿受挑拨，国家大事，只有静听国家解决。"

周永业回忆："7月中旬，宋哲元回到北平，下命令拆除所有的防御工事，城里的各处用沙袋堆成的临时设备也均行拆除，意思是为时局和平创造条件。"同时，对全国各地送来的物资和劳军捐献，宋哲元居然因局势已经"平息"，通电表示"谢绝"。

然而，宋哲元没有预料到的是，就在他与香月清司会面的当天，日本华北驻屯军已经在北平丰台为香月建立了"前进指挥所"，准备发动进攻了。

此后的情形，正如张克侠在回忆录中说的："日军恰恰利用宋哲元与他们讨价还价的时机，一方面向关内运兵，一方面吃掉分散在丰台、廊坊的驻军。眼看大好时机丧失，成旅的驻军被葬送，我实在痛心极了。为挽救危势，我感到二十九军军部仍在南苑，处于敌我双方的中间地带，已失去指挥作战的作用。因此再三向宋提出，将军队按作战要求重新部署，把军部移至便于指挥、便于作战的地位。但是宋哲元深怕引起日本人怀疑我方准备打仗，一直不允许军队调动和军部转移。"

20日晨5时，宋哲元又命令第37师向西苑集结，准备向保定撤退；位于八宝山附近的冀北保安部队一部，待第37师集结完毕后，殿后撤退。

日本对此并不领情，参谋本部召开部长会议认为："以外交谈判终究不能解决事变，为使平津地方安定，现在必须决定使用武力。"从20日下午3时到21日，日军大举进攻，连续炮击宛平城。

此时，日军独立混成第1、第11旅团和第20师团已分别完成在高丽营、怀柔、天津、唐山、山海关等地的集结。日军提出要吉星文团由永定河西岸撤退。面对日军的进逼，宋哲元依旧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他召集各师师长开会，要他们不要对日军采取敌对行动。冯治安在会上说："只要日军开枪，就不能不还击。"宋指责说："现在不是议论开枪先后问题，而是必须服从我的命令。"

21日，卢沟桥、龙王庙一带阵地开始由保安队接替。23日晚，参谋次长熊斌从保定到达北平，向宋哲元传达了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决心抗战的立场，并强调中央大军北上为增援29军，如果能和平解决，也可为29军助威。经熊斌一说，宋表态：和战均听命中央，如主战，则因29军尚未集结，须有相当时间之拖延，以便集结兵力，并请中央亦作相当准备。

日方资料记载说："根据7月19日在天津签定的协定，第29军在日军的严格监视和督促下，虽然缓慢但还是开始履行了。抗日意识最强烈的第37师一部，自22日以后开始从北平移驻涿州方面，但看起来这不过是表面的敷衍，想求得暂时的稳定。到24日，以车辆不足为籍口，不仅不撤退剩下的一部，反而把第132师的部队开进北平。更开始沿平汉线向北平附近增兵。"

何要等这么久，宋称："眼下天气太热，等凉快点再办。"翌日，廊坊就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廊坊被日军占领，平津间的交通被切断。

26日午后，香月对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通牒要求：37师于27日午前自卢沟桥、八宝山撤至长辛店；28日午前自北平西苑撤至永定河以西；如不按上述实行，即认为贵军无诚意，我军将不得不采取单独行动。

下午2时，广安门事件爆发，试图诚如北平的日军被分为两截。廊坊、广安门的战斗进一步刺激了宋哲元，宋于当天发表"自卫守土"的通电，并在下午和晚间三次致电何应钦和蒋介石，报告平津紧张局势，请求增援。蒋介石于晚9时复电宋哲元："甲、北平城防立即准备开战，切勿疏失。乙、宛平城防立即恢复戒备。此地点重要，应死守勿失。丙、兄本人立即到保定指挥，切勿再在北平停留片刻。丁、决心大战，照中昨电对沧保与沧石各线从速部署。"

本日，蒋介石电正在伦敦以"祝贺英王乔治六世加冕"名义购买军火的孔祥熙："大战已开始，和平绝望。"

7月27日，蒋介石再次致电宋哲元："请兄静镇谨守，稳打三日，则倭氛受挫，我军乃易为力。务望严令各部，加深壕沟，固守勿退。中央必星夜兼程，全力增援也。"这回宋哲元态度较积极，回电蒋介石："北平为华北重镇，人心所系，大势所关。现在已成四面皆敌之形势。通县于今晨三时起，亦正在激战中。职受国家人民付托之重，已决心固守北平，以安人心，而作士气，决不敢稍有畏避也。"

但实际上，此时的宋哲元心中真正所想，还是与日和谈。27日下午，国民政府军委会政训处长刘健群奉命赴北平劝说宋哲元转移到保定，在他的劝说下，宋哲元吐露了自己内心真正在意的地方。双方有这样对话，刘："蒋先生要你去保定，做出不畏战的姿态，也许由中央应付，还有一线的希望。若果你老在北平，作焦头烂额的应付，太软了只有屈服，屈服的结果是必然一战；太强硬了，便只有一战，都不是最好的办法，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蒋先生的用意和苦心，宋先生你明白了吗？"宋很兴奋地说："健群兄，你今天来说的，才是合乎人情的真话。他们都对我说是蒋先生要我去保定，准备一战，不要我和日本人来往，所以我真是听得不耐烦。"

直到此时，宋心中想的还是和日本人谈。直到次日，日军大举进攻南苑和张自忠"逼宫"，宋的迷梦才真正破灭。

张自忠“逼宫”的背后

7月28日，日军进攻南苑，29军副军长佟麟阁和132师师长赵登禹两位将军在突围中阵亡。

同一天，北平城29军总部的会议上，发生了了一件至今仍扑朔迷离，聚讼不已的事件。此事发生后，宋哲元将冀察政委会委员长植物让与张自忠，自己率秦德纯，冯治安及29军军部匆忙撤离至保定。

对于此事，一直以来有两种说法。

在29军高层对外的描述中，此事是一个临危受命的“托孤”故事，典型如秦德纯多年后发表的回忆文章中所描述：

“（闻南苑战事失败）决定了两个方案：（一）留四个团防守北平，由作者负责指挥。（二）留张自忠师长率所部在平津与日人周旋，宋将军、冯师长同作者到永定河南岸布防。正在研究采何一方案时，适奉蒋委员长电令，命宋将军移驻保定，坐镇指挥。宋将军遂决定将平津防务、政务交张自忠负责，而于七月二十八日晚九点，率同冯师长及德纯等由北平西直门经三家店至长辛店，转赴保定。”

可是在一些私下的场合，事情却是这样一个版本。

如萧振瀛回国后面见宋哲元，回忆所记宋哲元自己的叙述：

“如此巨变，非所预料，本正与日方谈判中，潘毓桂、齐协民二贼忽然变脸恫吓，云日寇松井令其等转告，由张自忠代余，可了此局，我斥之。”“不料下午三点荩忱（张自忠字）突然来平至余处，威胁要我离开，他有办法。余与绍文遂即出走，家人均未得携带一同离平。幸仰之归拢部队南下。”叹曰：“荩忱何至如是”。

这一叙述还得到了宋哲元长女宋景昭、秦德纯之侄秦寄云、宋哲元好友齐协民的目睹以及何基沣、张克侠等人的回忆文章的佐证。

同时，萧振瀛所记见到张自忠后张自责：

“对不起团体，对不起大哥。”“宋一味图与日本妥协，七七战起，军队已与日血战，宋竟接受日本条件，故急至北平制之。”

“潘毓桂明告，宋已接受日所有条件，日本认为军队不听宋命令，故要余代之。余在问清谈判情况后，方赶往北平，代之以控制局势，不意竟演变如是。”

也为“逼宫”提供了证据。

这两种说法无法并存，双方相关关系人也各执一词，聚讼不已。

但实际上，此事恐另有隐情在内。

这个独立王国的存在，就在于日本向南京国民政府施加足够的压力，而南京国民政府又不能妥协，双方维持一个斗而不破的局面，才能形成29军独立王国生存的空间。

因此，对于29军高层来说，要维持独立王国，对日开战是不能选择的。一旦对日开战，中央军不进入冀察的前提--日本不允许就不存在了，中央军必然以支援的名义大规模进入，29军独立王国自然无法存在。

这也是为什么七七事变发生后，宋哲元自始至终都全力推动和谈，试图和平解决的原因。

而张自忠，是这段时期宋哲元对日交涉的主要助手和管道。

在南京政府7月26日的会议上，参谋次长熊斌汇报了29军的情况，他对29军内部是这么描述的：

“张自忠自赴日本已还，似害有二种病，即因日人给以许多新式武器之参观，以致畏日。因日人对其优待而亲日，但廿九军将领一致主张，则张亦不至独持异议。”

似乎张自忠就是个亲日派。

可张自忠何尝亲过日？所谓亲日种种现象，不过是身为天津市长的他担负起于日本交涉维护29军独立王国的职务行为。

七七事变后交涉也不例外，从11日的《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到香月细目，具体的与日本交涉谈判的实施者，都是张自忠，可以说张自忠是宋哲元和日方针的具体实行者。

而7月28日的“逼宫”，真实这一格局的继续发展。

日军派潘毓桂、齐协民前来传话，要宋哲元“一是胶离中央，一是离开北平”，下了最后通牒。究其原因，是香月清司从日本国内受命上任，接受的是促冀察政权脱离中央的任务，见宋不肯合作，转而想扶植张自忠代宋。“一是胶离中央，一是离开北平”就是最后的摊牌。

宋张两个当事人都对萧振瀛提到了相同的内容：“日寇松井令其等转告，由张自忠代余，可了此局”、“日本认为军队不听宋命令，故要余代之。”

可见，当时日本已对宋哲元不抱希望，故也不将其作为和谈对手。如果想实现和谈，为29军保住独立王国最最后的尝试，宋哲元明显已经出局，此时又资格的只有张自忠。在此情况下，张情急之下演出了一场“逼宫”了，其出发点很明显还是为29军保卫独立王国。这点宋哲元虽然当时收刺激极深，但石虎回乡，恐不难理解。这也是29军高层上下对外一直塑造并维护“临危受命”故事的原因。

事实上，宋哲元的态度，从七七第一声枪响到28日“逼宫”，为了保住29军独立王国和他华北王的地位，是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也就是说，他在事变后的相当长时间里，是没能意识到他面临的是一场民族大战，是仍然想按照军阀混战时那样想在日本人和国府之间玩平衡制造生存空间的。

为此，29军上下一再阻挠中央军入援平津。宋哲元一再拒绝我们已经说过了。而随着战事深入蒋介石命令住绥远平地泉的汤恩伯十三军从大同张家口方向入援平津抢占南口，并坚持十天半月为我方调动部队完成全局的防御阵地争取时间，以求得战局的主动权。

但是，在移防途中，察哈尔省主席、六十七军军长刘汝明将军怕汤恩伯的势力侵入自己的地盘，设置了重重的刁难和阻扼，使得移防十分艰难，耽误了一周时间。后经南京方面协调总算解决。由于中途被阻，汤恩伯部先头部队王仲廉师于8月6日才到达八达岭的青龙桥，次日抵南口。刚刚部署完毕，南口车站的前哨阵地就遭到日军的攻击。直到8月8日，汤恩伯部队才全部到达南口。当汤恩伯在南口苦战一周，部队伤亡惨重，迫切等待援兵时，受中央调遣的一个师从陕北赶来支援，竟又被刘汝明挡在张家口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