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前宁粤对峙两广军阀搭上日本

1931年2-3月间，蒋介石因与胡汉民发生“约法之争”，在南京软禁了胡汉民。此举引起了国民党内部的又一次大分裂，并促成了反蒋联合阵线的再次形成。各方反蒋代表人物云集广州。5月25日，粤方以唐绍仪领衔，汪精卫、林森、古应芬、陈济棠、许崇智、李宗仁、张发奎等联名致电蒋介石，历数其篡党祸国之种种罪状，要其48小时之内下野。孙科也致电蒋介石，附和唐绍仪等人的通电，劝其下野。5月27日，汪精卫、孙科、邹鲁等人与李宗仁，白崇禧等联合，两广势力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非常会议”，决定成立“国民政府”。28日广州“国民政府”正式成立。由此形成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民党内部最大的反蒋地方实力派--西南派，宁粤对峙正式形成。

西南派此时最大和最主要的任务是组织与发动国内的反蒋运动。为此，他们转向日本寻求支援。6月下旬，汪精卫、孙科及外交部长陈友仁等人，通过日本驻广东总领事须磨弥吉郎，向日方提出了援助其反蒋运动的请求，并表示要派人赴日本。

经过一番磋商之后，陈友仁（化名“外山友三郎”）于7月26日携刘纪文（化名“广田文雅”）、甘介侯（化名“南介吉”）秘密前往日本访问。至8月13日离日之前，陈友仁在东京访问过陆军省、参谋本部等部门，以及政友会总裁犬养毅、黑龙会首领头山满等人，并与币原外相进行过多次会谈。

会谈中，币原代表日方提出的要点有：在广州政府成为中国被认可的政府之后，可以与日本缔结协定或条约，并以此结成同盟；该条约除一般性条款之外，还必须规定不侵略条款以及日中两国正纠缠或尚未解决的所有问题与事项，其中须特别规定解决“满洲问题”，包括赋予日本在满洲的诸多权益，确立日本国民（不论内地人或朝鲜人）在满洲的安定居住及和平从事商、工、农等职业的状态；上述条约须经中国国民的承认。陈友仁表示，日本的上述要求，在中国可以通过国民党等机关来实现，还可以通过全国大会批准此种条约。

币原外相当时判断：陈友仁访问他的真意在于以尊重日本在满洲的权益为代价，换取日本承认广州政府为中国的正式政府。

但陈友仁秘密赴日的行踪泄露，反而被南京方面披露，广州方面极被动。

此时正当“九·一八”事变前夕，日本与南京政府紧张交涉万宝山、中村两事件之际，它允许广东派派代表赴日，并向其直接提出关于满洲问题的要求，这本身就表明日本对西南派反蒋活动的支持和更大的期待，也是它对解决“满洲问题”的一种外交上的配合。

在日本政府允许陈友仁访日之前，军部为牵制张学良的兵力于关内，以利于在关外发动事变，已经派遣土肥原贤二来到华北，进行“石友三工作”。而石友三7-8月间发动的反张、反蒋叛乱，也受到了广州政府的支持，他被委任为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广州方面还派遣邹鲁北上华北，和阎、冯及北方诸部联络武力反蒋之事。邹鲁住在天津期间，土肥原及日本驻天津领事多次与他会面，土肥原甚至提出要邹鲁去主持东三省。这是日本同时插手华北与华南反蒋运动的开始。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团结御侮的呼声，蒋介石一度动摇过同粤方的对抗，甚至表示今后要放弃内争，专心抗日。

9月20日，蒋介石与何应钦、陈铭枢、熊式辉会商时局。蒋氏说：“日本侵我东省，如我内部能从此团结，未始非转祸为福之机，故此时当谋团结为先。”21日，蒋返京后召开会议，商讨与粤合作办法，蒋氏主张：“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对广东以诚挚求其合作”，并提出三种方案：“一、令粤方觉悟，速来南京加入政府；二、南京中央干部均可退让，只要粤方能负统一之责，来南京改组政府；三、胡、汪、蒋合作亦可。”

然而，九一八事变在两广军阀眼中，却成为可以用意逼迫蒋介石让步下野的工具。就在同日，粤方唐绍仪、孙科、汪精卫、萧佛成、陈济棠、李宗仁、古应芬等人联名通电，敦促蒋氏下野：“日剿共救灾对外诸问题，非执事下野无法解决；而推倒个人独裁，实行训政，造成民主政治诸根本问题，尤非执事下野无从开始进行”，并声称“执事下野，此间政府随以取消，另行组织统一政府”。粤方通电，显然要蒋氏先下野，后谈和平统一。

此后，虽然蒋介石步步退让，按照粤方的要求先释放了胡汉民，调动南京驻守部队构成以保证粤系代表安心不受控制，又连续举行了广州和上海两次和谈。但胡汉民离开南京后，先在上海，后长期居留香港，走向了彻底反蒋的道路，在他主持下，粤系更是一口咬死，任何方案都非蒋介石下野不可。蒋、胡矛盾与宁粤对立，为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后的对华政策提供了机会。1931年底，胡汉民刚到南方，蒋胡对立的格局初现端倪，日本关东军就派土肥原贤二求见。自此之后，日本派到西南联络接洽的军、政、商、学各界代表先后多至百人，“作拉拢的工夫”。

九一八到一二八：两广军阀客观帮了日本

日本军部在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后，在集中解决“满洲问题”的同时，也开始酝酿制定新的对华政策。在《1931年秋末的形势判断及对策》中，日本陆军中央部提出了《关于中国的对策细则》，其中规定了日本对于中国本土的根本方策：“摧毁张学良及国民党现政权，以此使中国陷于一时混乱，使世界视听远离满蒙。如有可能，在中国建立多个政权，从华南到华北，均使日本色彩浓厚起来。”这是日本在事变后由军部制定的第一个对华政策文件，其中对于中国本土的政策，再次反映了“九·一八”事变前夕军部在同类文件的“对华谋略”中提出的“打倒中国中央政府、拥立亲日政权”的方针。

参谋本部第二课于次年1月21日拟订了《对华一般方策》，规定日本要“一心一意向解决满蒙问题之既定方针迈进”，同时，“一面努力封闭第三国对此容喙之机会，确立东方门罗主义；一面努力消除排日、抗日之根源，如有可能，有必要在华北、华中及华南，分别建立与满蒙一样的亲日、独立国家”。对于日本而言，将华南从中国分离出来，总比统一于南京中央政府之下更为有利。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的侵略，作为一国政府和军队的最高领袖，蒋介石是难以忍受的。11月17日，南京四全大会尚未结束，他在一次干部会议上就曾表示：“决心率师北上，与倭决战。对内则放弃选举竞争，诚意退让，期与粤方合作，一致对外。”他计划让中央于汪精卫，己则以国防军总司令名义出驻北平。

但粤方依旧不依不饶，在胡汉民主持下，粤方提出，只有蒋介石下野为前提，粤方代表才会赴南京召开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

12月15日，就在日本关东军南下锦州，蒋介石和中国政府全力命令和规劝张学良率东北军在锦州抵抗的紧要关头，在胡汉民等的反对下，蒋介石不得不向国民党中常会提出辞呈，通电下野。宁、沪、粤三方的国民党势力随即在南京召开了四届一中全会，决定改组国民政府。成立了以广东派为主的孙科内阁，陈友仁任外交部长。广州的国民党非常会议及国民政府宣布取消，1932年1月1日起在广州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奉胡汉民为精神领袖，“西南派”正式挂牌。

但继之的粤系孙科政府，既不能获得蒋介石的支持，连粤系之长胡汉民也并不全力支持他，只是一味鼓励孙继续反蒋，藉此削弱蒋的力量。北方西方的一批地方实力派新军阀更加不买他的帐，在九一八事变后最重要的善后时期，取代了蒋介石的粤系孙科政权根本一筹莫展，白白浪费时间。直到1932年日军变本加厉挑起了一·二八事变。

淞沪抗战爆发后，最早积极呼吁蒋介石恢复军权的并不是忠于蒋介石的黄埔系，而是地方实力派的军事将领。他们纷纷致电蒋介石表示拥戴，请蒋复职。其中最为恳切的就是在上海前线指挥抗战的蒋光鼐、蔡廷锴等人。2月1日，宋子文电蒋报告：“兹晤蒋光鼐总指挥，据云目下时局紧急，军事提挈不可领袖无人。现拟由十九路军蒋总指挥、蔡军长、戴司令等联名通电，敦请钧座出任陆海空军总司令，以便统率全国军人，一致对外。”西北军将领宋哲元也电蒋表示：“军事应有中心，请督率袍泽，早济时艰。”

随着一二八事变国民党对日政策改为“一面抵抗、一交涉”，这就更需要一个能统帅全国的军事领袖。而在国民党集团内部，无论是粤方还是其他派系领袖，都无人能担此重任。面对国难和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御侮的呼声，粤方为了国民党自身统治的需要，也不得不放弃进一步打击蒋氏垄断党、政、军权的愿望。蒋介石得意复出重掌政权。

而同时，也在“一·二八”事变爆发后的2月1日，西南派的邓泽如派人秘往日本驻广东总领事馆，向日方通报了西南派关于“广东独立”的计划，拟悄悄脱离国民政府，避免与日本发生冲突，以达成实施反蒋运动的目的。虽然这一计划因胡汉民的反对而搁浅，但两广势力的策略却是一脉承之的。九一八事变前后西南派开创的表面痛骂蒋介石抗日不力，暗中与日本勾结反蒋的模式，成为此后直到1936年两广事变结束西南派一以贯之的行动准则。

一·二八事变中西南派的表现

淞沪抗战期间，胡汉民代表西南派与十九路军将领保持着密切联系，鼓其士气，向十九路军保证，“粤中同志当竭力为兄等后援也”。胡汉民对南京政府提出：（一）赞助十九路军将日军逐出上海；（二）撤销解散各地义军命令，切实组织民众成为抗日中坚；（三）速调劲旅收复东北失地；（四）严整沿海战备，真实谋长期抵抗。在日军退出上海以前，无交涉可言，主张积极抗日。

“抗日”成为胡汉民等人联络反蒋势力的重要宣传手段。对后来日军一系列的侵华事件，胡汉民及西南派也公开反对签定《淞沪停战协定》，反对《国联报告书》，反对《塘沽协定》签定，反对蒋介石、汪精卫的“抗日亡国”、“长期抵抗”、“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强烈支持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主张建立西南抗日联军。

胡汉民和西南派与所有反蒋势力联络时，都会以批评南京政府内外政策（尤其是对日妥协）的失当为依据，推论出联合反蒋的必要。如胡汉民在致海外华侨的信中说：由于执政之军事独裁者无能，“内而政治窳败，民无死所，外而强邻侵逼，国亡无日。自前岁东北三省之沦陷，近者榆关之失守，平津之告警，而国危益如累卵矣”。因而要推翻军事独裁统治。

西南派将抗日与反蒋的两个目标密切地联在一起。胡汉民曾数次提出：“假如政府不抵抗我们便说，唯有推翻不抵抗的政府”。对此，当时人有如下评价：“西南一向高唱之抗日剿共倒蒋三大口号，事实上是三分剿共，七分倒蒋，抗日亦倒蒋之一方法也。”

在公开的议论中，胡汉民与西南派高喊“抗日”，私下里他们却秘密争取日本的军事援助，以抵御南京方面强大的政治军事压力。

胡汉民与两广地方实力派在宣传上采攻势，不断抨击南京当局的政策，但在军事上却只能取守势。他们清楚地知道，一旦南京方面放手来攻，则两广欲维持现状都未必如愿。他们广泛与国内各反蒋势力联络，同时争取国际支持，以壮大力量。

一边是西南及胡汉民在与南京的对立中处于劣势，急于得到各国声援而不能，一边是日本出于分化中国之目的，频频向西南伸手示好，且双方均以蒋介石为敌。就当时西南的情况而言，长期与日本接触，“联日制蒋”就既有了必要性，也有了可能性。

一·二八事变后西南派的表现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由于张学良与汪精卫“交恶”，张下野之说盛行。胡汉民等担心促张下野则难以打开中日关系，故于9月初派遣陈中孚赴东京，探求日本军部的意图。陈中孚探知了日本军部对张学良仍持强硬态度，回到上海后，又与日本驻华公使馆的要人交换了意见。他向胡汉民作了汇报后，又向日本方面提出了如下策略：促使张学良下野，由张承担中日关系陷入困境的全部责任；借讨伐张学良之机，在武器与财政方面请求日本支持，使广东在反蒋方面成为与华北相匹敌的策源地。

日本海军于1933年9月25日提出了关于日本对华政策的文件《处理对华时局方》。在“华北方策”中提出，要使华北“逐渐在事实上独立于中央政府政令之外”，还要“使这一情况逐渐波及华中、华南，并加以扩大”。在“华南方策”中规定要与“华中方策”同一宗旨，即“采取宽猛并用的策略，使其有利于我方”，而且还规定：（1）“鉴于西南方面的反蒋运动将有利于缓和国民政府的排日政策，在排除其抗日宗旨以外，可对此加以放任，相机加以利用”。（2）“要极力警戒、努力防止列强在华南的军事进入，为此对于该地区要进一步采取积极的方策”。海军方面规定的“华南方策”，第一次明确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日本对华南政策。支持并利用西南派的反蒋运动，以与华北一起，逐步脱离南京政府，进而分治全中国，是这一政策的核心所在。

十分配合这一系列方针，西南派两广军阀暗中与日本的勾结越来越升级。

1933年12月6日，李宗仁、白崇禧的代表王季文来到广州，与日本驻广东武官和知鹰二进行密谈。王表示希望日本方面给予精神与物质上的援助，和知也向军部建议对此加以利用。14日，白崇禧让王季文通过和知，向日本军部首脑转达将与日本提携的愿望，并要求日方提供金钱援助。1934年1月8日，王季文再次来到广州，向日方正式提出了经济借款的要求。和知鹰二及驻广东总领事川越茂均认为，对广西的经济借款，可与目前日本的华南政策结合起来，要通过秘密工作加以实现；可由台湾总督府出面，将岛内的剩余物资转化为资金，通过台湾银行或华南银行，实施对广西的经援。随后，广西方面又向日本提出了提供武器弹药、派遣军事教官、建设空军等要求。

1934年，广西派遣两批飞行员到日本明野飞行学校学习空中战斗技术，同时又聘请一些日本军官、军曹充任广西军官学校、民团干部学校和航空学校的教官、助教及顾问等。另外，还派遣广西军事教育长刘士毅赴日参观秋操，并订购山炮、步兵炮、轻重机枪、弹药、工兵器材等一批军火，以及“九一式”、“九二式”战斗机9架。

购买日本军火及聘请日本教官实在是无法向世人隐瞒的公开的事，对此，白崇禧曾作过公开辩解，他称“中国一切落后，特别是军事总不及人，所以要聘请日本人来帮助我们，我们将来可以用日本人代我们训练的陆、空军和向日本买来的武器打日本，正合我们广西的俗话，‘借他人的拳头来打他人的嘴巴’”。

但是，真实的用意，在他在封闭场合对桂系官兵的训话的时候，才合盘道出：“广西地清民贫，养不起兵，而老蒋时时想解决我们，不能不多养一些兵，以图自存。”

广西的李、白大力与日本取得军事上的联系，广东陈济棠也不甘示弱。他对日方代表直言，蒋介石对西南怀有野心，“我西南尤其是广东应以全力应付，故必求器械充足”。他需要枪械、大炮和飞机，“求最新式，求全帮一齐到达，以免不能敌门（蒋介石--引者）及或为门所乘”。日方代表爽快地答应了，请他确定具体数量。陈济棠要求日方先提供枪炮的样本，“非先睹不可”。日方代表很快将枪炮样本送来，并称已致电日本索取飞机样本。商谈中，陈济棠认为日本飞机在速度上不及蒋介石空军所配备的意大利军机，对是否购买颇为迟疑。和知鹰二则力促陈下决心，声称日本军机在升降能力上已有很大改进。徐永昌在日记中有数处记载：“现两广有受日本经济与械弹协助之消息。”“日已接济广西枪八千支，子弹二百万，飞机四架，此外，尚拟借给款项若干”。“两广由日本得到三千五百的军用品”等等。

1934年10月，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受蒋介石之命访问莫斯科，就中苏合作对日的可能性同苏联当局进行了会谈。次月，胡汉民在广东就向日军情报官透露：蒋介石已同中共及苏联合作。他建议日本对此多作宣传，还提醒日方：贵国朝野对满洲事变三年来的中国认识不足，至今还以为蒋介石势力和事变前无大区别而轻视之。实际上，蒋现在通过同国联合作及同英美苏等握手，其基础之加强已超过一般想象。

1935-1936年间，是日本危言耸听的“国际危机”到来之际。日本着眼于在华北发动事变、准备北进的同时，也正式开始新的南进准备。1935年1月关东军由副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主持，在大连召开了幕僚会议，驻天津、北平、上海的武官也参加。会议探讨了上述对华政策文件，就“入侵华北”达成了协议，同时还提出要暗助西南以倒蒋。该会议决定的对西南派的方针，又反映了关东军1月3日文件规定的“对西南派（广西派）给予物质援助，以此强化其作为反蒋势力”的策略。

贯彻会议精神，日军挑起了“华北事变”，策动“华北自治”，拉拢华北实力派逼南京政府签订《何梅协定》。而为配合日军对南京政府步步进逼，受日本拉拢的华北实力派的“自治”也受到了西南派的支持，他们纷纷派员北上。国民政府在日本和华北实力派、西南派的压力下，被迫仿照1932年1月西南派在广州设立西南政务委员会的先例，于12月在北平设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西南派的陈中孚在其中出任外交委员会委员长，任援道任委员，王季文则成为西南派常驻宋哲元部的代表。日本拉拢地方势力脱离南京政府，进而分治全中国的阴谋又获得胜利。

西南派两广军阀与日本一唱一和，一边高喊“抗日”口号，一边在日本的策动下反蒋的最高潮，是“两广事变”，经此一役，不但西南派维持了6年之久的两面派手法破产，连西南派自己，也不存在了。

“两广事变”如何发生

1936年5月9日晚上，胡汉民在与人象棋对弈中突然脑溢血，延至12日晚去世。

蒋介石要趁“胡死”之机解决广东一向处于半独立状态问题。5月中旬，蒋介石派王宠惠赴粤吊丧之机，向陈济棠提出取消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改组广东省政府，将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改称第四路军总指挥，各军师长由军委会重新任命等五条。这实际上是要夺陈济棠的广东军政两权。

陈济棠正感到焦虑不安之时，白崇禧也以吊丧为名来穗与陈济棠会晤，极力怂恿陈济棠联合桂系，以“抗日救亡”为旗帜，与蒋介石抗衡。白崇禧分析当时的国内形势时认为：蒋介石既要陈兵于黄河流域，防备日军的进犯以及监视山东的韩复榘、山西的阎锡山、陕西的张学良、杨虎城，又要部署兵力向陕北共产党包围进攻，因而决无余力南犯。如果两广联合，再拉拢湖南的何健，凭着抗日的招牌，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拿下武汉，再采取昔日太平军的战略，马上转移东下袭取南京，就能夺取中央政权，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在谈到日本方面对事变可能持有的态度时，白崇禧说：“基于过去几年日本方面曾与我们有过联系，我们此次举事，相信他们一定会同情和支持我们的。”事实上，两广不仅取得日本军方的谅解表示支持两广的行动，日方还向新桂系卖售两千万元、广东三千万元的巨额军火。

白崇禧强调必须采用迂回的方式把蒋、日联系起来，即只谈抗日，不提反蒋，督促中央抗日却不反对中央。白祟禧就自信地说：“只要我们挂起抗日的招牌，舆论界一定会支持的。”

实际上，与此同时，李宗仁已经公开发表“焦土抗战论”，攻击蒋介石中央当时的“不作为”，令到中国进入“不死不活”的状态，并声称全中国必须“焦土抗战”。暗中攻击蒋介石南京政府不断对地方实力派进逼。李宗仁、白崇禧又多次发表文章，攻击蒋介石中央对抗日之不作为，并声称地方实力派愿共同出兵抗日。

陈济棠之兄陈维周擅长星相之术，曾于1935年春到南京见过蒋介石及到奉化看过蒋介石的祖坟，肯定蒋介石气运将尽。陈济棠十分相信其兄的星相之术，再经白崇禧的怂恿，便决心发动事变反蒋。5月16日晚，陈济棠与粤军向级将领余汉谋、张达、缪培南、黄任寰、黄廷桢等开会密商，对于联桂起事，将领们的意见不一。5月19日，陈济棠再次召集在穗粤军将领近二十人进行密商，并请出白崇禧到会说服众将，白崇禧给广东将领打气时也宣称：至于友邦（指日本）方面，我们可再派人去联络，以过去几年我们同日本军方的关系来看，相信他们一定同情和帮助我们的。陈济棠之兄陈维周则更直言不讳地指出，“我们的策略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已取得日本军方谅解，愿意支持我们的行动”。虽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等仍不表支持，但陈济棠已决定反蒋起事。

1936年6月1日，陈济棠联合李宗仁在广州宣布独立，史称“两广事变”。

陈济棠授权西南两机关作出决议，呈文南京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吁请抗日。次日，又复电全国，请国民政府准予“北上抗日，收复失地”。接着，组成军事委员会，成立了以日本人为后台的“抗日救国军”，陈济棠任委员长兼总司令，李宗仁副之。另一方面，陈济棠、李宗仁暗中与日本联络，欲借日本的力量反蒋，并出兵湖南，企图夺取国民党政权。

在事变发动前数月，日本刚刚退役的大将松井石根赴两广会务西南派一众要员。松井回日后，日本军队使派两艘日轮满载军火和飞机驶人虎门，交给桂系。陈济棠也接收过日本军部赠给的枪支约1000枝、子弹20万粒、几门山炮等。两广军阀也主动与驻粤日领联系。6月下旬，日本军方派遣军官约100人来广州，陈济棠准备将大部分日人派到陆海军部队担任顾问，协助指挥作战，并以日人约30人到天河、白云机场，视察设备情况，引起空军人员的极大愤慨。为后来事变中广东空军集体叛逃蒋介石埋下了伏笔。

“两广事变”埋葬两广军阀联日反蒋梦

事变爆发后，两广军队高举抗日旗帜，进入湖南，沿途发布公告，“立即与日断绝一切关系”，喊出了“对日经济绝交”的口号。两广表现出的对日作战态度可谓极其强硬，而日本的反应则显得过于冷静。两广说是抗日，日本电讯则一口咬定是对中央的斗争，“对于这种大吹大擂的抗日论调一点也不惊讶”。上海日文报甚至称赞两广是“顺应民意”的。一下就暴露出其早已与日本勾结的本质来。

本来，“两广事变”发生后，西南派再次使出高唱“抗日”的招数，争取在舆论上陷蒋介石国民政府于不义。6月后，广西连日发生桂系默许，操纵下的抗日示威游行，集会，声势浩大。大批文化界，新闻界人士亦被桂系邀请来桂。在舆论上占了上风。而各地实力派新军阀因唇亡齿寒，云起支持，东北军、西北军均通电声援，湘军、黔军也在西南派的游说之下按兵不动。

但表面上两广军阀占据舆论上风，但由于与日本勾结不得人心，深知内情的西南军队将领开始分崩离析。广西桂系集团因已经形成了以李白二人为核心的团体组织，凝聚力较强，情况稍好。而广东粤系集团就内部分裂了。

7月，之前对陈济棠与日本勾结严重不满的粤空军司令黄光锐率粤空军全部飞机70余架叛陈投蒋；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也通电拥护南京政权，就任蒋委任的广东绥靖主任兼第四路军总司令职。余汉谋向陈济棠发出通牒，要求陈济棠24小时内离开广东，同时出兵向广州进攻，陈济棠所部第二军不战而退，准备迎余汉谋以代替陈济棠，军心大乱。陈济棠不战自败，7月18日通电下野赴香港。陈济棠在广东之势力被连根拔起，军队全部被投降南京政府的余汉谋接收。

平定广东后，蒋介石挥兵再进，进逼广西，桂系立即以民团制度动员全省后备兵源准备迎战，建制军队扩充兵力至44个团，另外尚有近10万地方民团。共约兵力20万，据险固守。同时为了争取舆论支持，驱逐桂军内部所有的日籍教官，顾问。在多方斡旋之下，桂系以中央停止进逼地方，维持广西现状不变，日人如更进一步，立即全面抗战，战端一起，广西立即出兵。在此基础上，桂系宣布服从蒋之领导，不再争夺中央名器为条件，与蒋介石南京政府达成妥协，“两广事变”结束。也标志着西南派勾结日本反蒋的努力失败。

自此，两广军阀表面高喊“抗日反蒋”口号，实则暗中“联日反蒋”的历史告一段落，紧接着的“七七事变”将中国各政治势力都卷进了全民族抗战的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