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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桥事变是国共两党从生死对立到共赴国难的转折。事变发生后仅两个月又十五天,以团结御侮为核心内容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全面形成。此后,在长达八年的时间内,国共双方的军队分别以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为主体,共同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卢沟桥的炮声成了中华民族总动员的号角。全中国人民不分党派、阶级、民族、宗教、职业、性别、年龄,纷纷自觉投身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中去。在白山黑水间首先点燃的抗日烽烟,立即燃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黄河两岸,整个中华大地到处都是抗日的怒火,形成了中华民族史上空前的团结御侮、抵抗侵略的壮观局面。【详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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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自东北易帜而达成名义上的统一以来, 直到事变发生,先后爆发的蒋桂战争、蒋冯战争、蒋张桂战争、蒋唐石战争和蒋阎冯桂中原大战, 使中国一直处在极度混乱的分裂状态, 尽管中原大战之后蒋介石国民政府的中央地位逐渐稳固, 但其实际可以控制的地域也仅止于长江流域东南诸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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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军之不抵抗,一方面是由于东北军与日军的军事实力悬殊。另外原因,就是张学良作为地方军阀,不愿损耗自己的军事实力,在当时的中国政坛,非嫡系只能以拥兵自重的方式生存,否则关内亦无其立足之地。所以他严格命令军民百姓“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给日本人挑起战端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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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月11日,蒋介石在奉化溪口发表《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的讲话,提出为人诟病的“三日亡国论”,表示“不可轻言绝交宣战”,同时防止“不逞之徒”乘机“倾覆政府”。日本发动的一二八事变。蒋介石不支持十九路军抗日,并不惜屈辱签订《淞沪停战协议》,执行的正是“溪口讲话”的精神。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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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中的蒋介石与宋哲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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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危局,蒋介石采取外交斡旋与不惜开打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思想。一方面命令外交部部长、资深外交家王宠惠向日本驻华大使提出严重口头和书面抗议,要求日军立即撤回原防,中国保留一切合法要求。【详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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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桥事变之前,宋哲元为躲避日本人的纠缠,正猫在山东乐陵县老家为死去的父亲挖坑修墓,一切军政事务全部交付驻平的冯治安与秦德纯办理。7月8日晨,秦德纯打电话到庐山,向正在牯岭召开会议的中国军政最高统帅蒋介石,报告事变经过以及北平面临的危急情形。蒋介石闻讯,大惊,继而对日军制造这一事变的真实意图,以及中国将如何采取应对策略,作了反复思考与细致推敲此时在山东乐陵老家的宋哲元,早已从秦德纯发来的电报中得知卢沟桥事变情形,但这一事件似乎没有引起他的兴趣和警觉,他本人也没有立即回平处理事务的打算。【详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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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9日,蒋介石采取积极军事反击的决心已定,在迅速调兵遣将的同时,于庐山牯岭海寒寺致电宋哲元,告已调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部两个师、庞炳勋部及高桂滋部开赴保定、石家庄一线助战。并警告宋哲元放弃固执、幼稚的幻想,尽快从沉醉的迷梦中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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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透过各种军事情报网络,觉察到日本方面的阴谋,在公开声明中严正指出,任何协定都须经南京国民政府批准。面对宋哲元一直摇摆于战、和之间,置中央政府训令于不顾,顽固地寄希望于日军妥协求和的心理与做派,蒋介石甚为担忧和不满。【详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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