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体系下对华温和的币原外交

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之后，华盛顿体系建立，随着这次会议上《九国公约》的签订，中国的外交进入了一段相对轻松的时期 。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美国家鉴于大战的惨局而产生的恐战心理,使“和平主义”思潮广为传播。相比之下,日本对中国的独占性、排他性和具有军国主义色彩的外交政策,与战后的世界政治潮流格格不入。

在华盛顿体系的国际环境下,日本原敬内阁为了应付一战后新形势,“把对华的排外性隶属化政策改换为用资产阶级合理方法来维护帝国主义在华权益的政策。” 币原喜重郎出任外相期间,基本继承了原敬的这一所谓符合华盛顿体系的“协调外交”。称为“币原外交”。

币原外交的原则是：“第一,维护和增进正当的权益”,“尊重各国正当的权益”;第二,尊重外交前后相承主义,以保持同外国的信任关系;第三,改善对美对苏关系;第四,对华政策上贯彻“不干涉内政”。币原在议会上曾多次表示对中国没有领土要求,只希望两国“共存共荣”,特别是两国经济关系自由无阻的发展。

南京事件使币原外交无以为继

自币原喜重郎1924 年6 月就任日本外相以后，以“不干涉内政”为核心的日本对华政策得以确立。以币原外交政策为出发，1925年召开的北京关税特别会议上,日本代表首先表示“同情和了解”中国关税不自由的痛苦,愿意加以“友好的考虑”。会议最后在裁撤厘金条件下,同意中国自1929年实行固定税率。

币原外交于1927 年3 月南京事件发生时受到了严峻考验。1927年3月，北伐军攻占南京。在占领南京后，发生了一系列北伐军人和当地流氓参与的暴力排外事件。外国使馆、学校、商业机构和住宅遭抢劫，造成各国外侨9死8伤，其中死者包括一名日本人。日本领事馆也在事件中遭洗劫。事件发生时，英美军舰以护侨撤退为名发炮轰击南京城区,造成中方北伐军及平民伤亡约百余人。

在北伐军士兵闯入日本领事馆抢劫财物，并伤及领事和日本侨民时，日本海军陆战队遵照政府的训令，没有进行抗击，并拒绝参与英美军舰炮击南京城的行动。当英美打算采取强硬手段来对付蒋介石时，币原更是力排众议，认为: “解决当前危机的首要关键，就是要同情中国的国民运动，使各国对国民革命军不致丧失信心，从而免使各国共同出兵干涉。”并反对在南京事件的处理上将蒋介石逼入绝境。

但币原外交一直以来都受到日本国内军人、民族主义者和军国主义份子的强烈反对，认为这一外交政策过于软弱，是“屈辱”。南京事件的爆发，给力他们一个全力打倒币原外交的机会，这一次连舆论也站在反对者一边。

多年后的二战甲级战犯重光葵在战后反思日本的战争之路时特地提到了南京事件造成的结果：“蒋介石的国民军北伐到处胜利，也到处惹出了问题。在容共联苏的政策之下，由苏联顾问训练的军队已经赤化，蹂躏外国权益，镇压土豪劣绅。其结果，无论在汉口还是南京，都发生了大掠夺；在南京的英美军舰向中国军队开炮。南京的情况很悲惨（一九二七年二月）。但是对日本领事馆的暴行行为当时并没有引起日本军舰开炮。荒木海军少尉负责领事馆的守备，后来感到未能完成任务而自责剖腹自杀。此时，日本舆论激昂起来，认为日本蒙受屈辱，都是币原外交的结果，于是对政府的谴责达到了白热化了。反对党抨击政府的不抵抗主义的政策，并主张应在当地保护侨民，必要时应断然派兵；而侨民从危险地区撤退，有失国家威信，也丧失权益。”

是时恰逢日本国内的股票惨跌,一大批银行停业,著名的台湾银行因过度放贷也陷入危机。内阁欲以紧急敕令增加2亿日元救济,但紧急敕令在枢密院审查时遭到否决。在这次救济台湾银行的经济问题审查上,币原的反对者却把经济危机的原因归结到了八竿子打不着的对华政策上。政友会与枢密院顾问官伊东巳代治批判币原对华外交“无一定方针,对居留民保护不周,多年以来在中国刻苦勤奋之居留民,横遭暴民掠夺,丧失财产”，“总之吾敢断言,今日之危机,乃现内阁内政外交失败之结果”。这个演说不顾事实,且离开主题,但枢密院仍予认可,否决了紧急敕令案。无法度过危机的内阁倒台，对华温和的币原外交告以中止。

田中义一决定介入中国局势 采取断然措施

接替组阁的，是田中义一大将，他担任首相并亲自兼任外相。他竭力推行“积极对华政策”。

田中义一的大名在中国人中可谓尽人皆知——那份真假难辨但又臭名昭著，主张“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田中奏折》，正是传说此人所写。他的对华交策略的主要内容是：第一,日本将实行把“满蒙”与中国区分对待，并直接插手控制整个满蒙。他的《对华政策纲领》（这个文件不是《田中奏折》，是真实存在的）规定:“鉴于日本在远东的特殊地位,对中国本土及满蒙自不得不有所不同。”“万一动乱涉及满蒙,治安混乱,我国在该地的特殊地位、权益有遭受侵害之时,不管来自何方,均将予以防护。”第二,日本将对中国内部事务实行武力干涉的方针。《纲领》规定：日本在华权益和侨民生命财产有受非法侵害之时,“将断然采取自卫措施”。

田中的对华政策与币原外交时代相比，直接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

但早期的同盟会与很多日本朝野人士私交甚笃,日本在辛亥革命中曾给革命党很多援助;日本在20年代又采取了温和的币原外交政策,因此在列强当中国民政府一向将日本视为最有可能合作的国家。外交工作的重点，在“清党”与苏联决裂后，就转到了日本身上。

下野后的蒋介石于1927 年9 月29 日访问日本。田中义一在其青山私宅与蒋会谈约两小时。蒋介石明确表示，“中国国民革命军以后必将继续北伐，完成其革命统一之使命，希望日本政府不加干涉，且有以助之。”但田中再三劝告蒋介石: “当此之际，从大局着眼，应以先行整顿江南为当务之急”; “一俟基础巩团，方可着手北伐，这样部署，仍为最好的办法”。他要蒋介石“不必过分着急于北伐，首先在于巩固自己的地盘。北方张、阎、冯的争斗，可让其自找归宿，还是放任不管为上策。……应该专心致力于南方一带的统一。”田中明确告诉蒋: “列强里面，在贵国最有利害关系的是日本，日本对于贵国的内乱固然可以一概不予干涉，但共产党如在贵国得势，便断难袖手旁观。根据这一道理，反对共产主义的您如能巩固南方，这对日本来说，乃是最大的期望。”田中还明确告诉蒋要尊重日本在东北的利益: “人们动不动就说日本援助张作霖，这完全不合事实。日本绝对没有支援过张作霖，不用说是物质，就是替张说话等等也从来没有过。日本的希望，只在于满洲的治安得到维持，便已安心了。”

田中义一的话虽然客气，但传达了再明确不过的信息，就是南京政府应将势力范围限定在长江以南，不应继续北伐，满洲是日本的势力范围。故蒋介石在此次会谈后断言田中“毫无诚意，中日亦决无合作之可能。且知其必不许我革命成功，而其后必将妨碍我革命军北伐之行动，以阻中国之统一”。

事变爆发前双方似乎不会发生冲突

话虽如此，但国民党在继续北伐的同时，已经做出全部努力，试图使日本保持对中国革命的中立立场。早在1927年北伐军进逼山东时,北洋军望风先退,刚上任的田中即曾出兵干涉。蒋介石怀疑此次日本仍会出兵,故在军事行动开始之前加紧对日进行解释工作，从日本方面的反应看，似乎起到了部分效果。

1928年3月8日,蒋在上海接见日本记者时,首先表示国民政府甚愿与日本解决南京事件的悬案,接着即强调真正的中日亲善只有在中国统一之后才能达成,而继续北伐正是统一中国的必经之途。同时,外交部长黄郛也代表蒋表明南京希望日本在北伐军进入山东时不要出兵干预。黄甚至说,假如日本真的出兵,也希望日军不要阻挠北伐军的军事行动。

日本军事情报人员、当时以日本使馆代理武官身份活动的佐佐木到一中佐,曾亲自向蒋介石转达田中的口信:“日本政府不阻止革命军的行动,你对北京的行动可以安心。”有此信息,蒋想必认为田中当时所谓不拟介入的中国“内争”,一定是包括了中国关内的全部。

为了展示日本政府的意志，田中内阁以就地保护山东居留民为借口，于4 月17 日决定第二次出兵山东。

26 日日军进入济南并立即在济南城内设置警戒区，并构筑工事。4 月28 日，第六师团长福田向蒋介石递交了声明书，“谓胶济路与日侨之生命财产及日本之经济，均有关系，不许任何方面军队破坏云。”日方还强调，由于“日侨皆集济南商埠区内与正金银行及领馆、病院附近”，禁止中国军队进入商埠区。蒋介石相应下令第一集团军所部“暂勿入商埠区，及保护外人银行、领馆、病院，对于胶济路亦毋庸破坏，避免其藉词冲突”。

即使在日军正式出兵后,蒋也获悉佐佐木的上司日军参谋本部的松井石根将军将身往济南晤蒋以防止中日冲突。并且,日本驻上海领事矢田也曾向黄郛保证,到济南的日军“决不袒奉”。因日本外交部与军部有严肃约定,日政府既已对国际发表出兵仅为护侨的声明,则此事与“对欧美信用有关”,日必遵守。黄也知道日本文官未必就能控制住军方,故认为矢田之言“未可深信”。但文官的态度终究提示事尚可为。

北伐军进兵山东时,蒋介石将佐佐木带在总部随行。由于有上述的许多准备,且毫无理由不相信佐佐木所传达的田中口信,蒋在北伐军占领济南的当天就亲自进驻济南。而且蒋所在的总部与北伐军大部队恰恰是被日军驻地分割开的。当40军军长贺耀祖警告蒋说局势尚十分危险时,蒋告以佐佐木会负责协调双方以防止冲突,可不必顾虑。

事实上，5月1日，北伐军第三师攻克济南，5月2日上午，蒋介石入城。在此过程中，日军并未对北伐军的行动有所影响。蒋介石遂派人请日本驻济南总领事来总司令部谈判，计划“令日军撤除一切防御工事”。当日夜里“日军即撤消铁丝网、沙袋及警戒兵”，同时，躲进日军警戒区的日侨见局势稳定也开始陆续回到原住处。

事变爆发蒋介石临时改变计划

不料次日，济南惨案爆发，持续数天。日方死亡的军人达230名,平民16人,中国方面死亡高达3000人以上,双方负伤者更多。中国外交人员蔡公时等17人也遭日军杀害。惨案爆发的具体因素，我们下期再谈。

5月18日，日本政府借机向中国南北双方提交了一份文字相同的最后通牒,其中强调了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利益。这揭示出日本真正在意的生命线其实还是在东北利益。但是日本军人的意图不止于此，他们更想要“振兴日本军人精神,镇慑中国人,并让外国人(按指欧美人)牢记日本军队的决心”。日本军人的这种激进极端的思路与做派往后发展成军部不受政府控制的的“独走”。成为一再扩大侵华的动力源。

与日本军人相反,蒋介石在事发之后仍极为克制,因蒋的所有计划均建立在中日冲突可以避免或至少限制在极小范围的前提之下,他曾力图就地解决此一冲突。事情既然不能解决,蒋就不得不放弃奉行已久而且在国民党中也颇有争议的与日本保持工作关系的取向。由于感到被日本人出卖了,蒋召见佐佐木并向他宣布,国民革命军将来与日本军不能提携。日本人既已不可信任,北伐途次有可能再次发生中日冲突，在全面权衡利弊之后,蒋命令所有的黄埔军撤出济南地区并且退到徐州以南,而让其他的北伐军绕道进军北京。

中日分道扬镳抗战的岁月来领

济南惨案及之后蒋介石的决定，标志着蒋放弃了亲自领兵打入北京的计划,也意味着蒋决定暂时延缓对北方的控制,而集中全力于巩固在南方的统治。这对以后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极大。

济南事件影响最深远的后果是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从此中国民族主义抗御外的使命就压倒了其民族国家的建设。济南事件后,对外事务在影响中国内政发展进程方面作用更大,而外交也就成为新当权的国民党的当务之急。蒋介石指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外交。

蒋介石于济南事件后不久给蔡元培的一封电报中强调了教育是救亡最重要的手段,并主张速编国民党的教科书以强迫发行之。然后,他更明确提出:“教科书之精神,其一即为国耻……其次乃为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再次则为本党之历史与国民革命之意义。”这说明他已经意识到,外患的深重会压倒民族国家建设的工作。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后来之所以大部未被实施,当然原因甚多,但抗御外辱不得不放在首要的位置恐怕是一个重要因素。

国民党的外交重心也转移了。济南事件粉碎了国民党对日工作的全部希望，使国民党放弃了以日本为外交中心的取向，国民党人也开始学起袁世凯的策略,将中日事件大肆曝光。蒋指示南京政府将“事实宣告全世界”。国民党上海党部立即成立了一个专事针对日本的国际宣传部门。以反帝为标榜的南京政府并直接诉诸帝国主义控制的国联。国民政府越来越注重借助成熟的国际体系牵制日本的步步紧逼。

而与之相反，自我否定了币原外交的日本，在对华关系上越发走向排他性、独断性，越发试图在华盛顿体系之外解决问题，排除英美等世界各国力量单独处置中国事务。

这也使日本逐渐从“帝国主义列强”的群像中走出来，在中国民众心目中日渐清晰地成为面目可憎的中国头号敌人。

济南惨案在日本国内也激起了反华的舆论浪潮。据驻日特派员殷汝耕报告: “此间关于济南消息日渐具体化。我军对日侨剥皮、割耳、挖眼、去势、活埋、下用火油烧杀、妇女裸体游行当众轮奸等事，日人言之凿凿，其所转载京津、伦敦、纽约各外报亦均对日同情，归咎于我。一般空气异常激昂，认为巴黎、华府会议以来，华对日极轻蔑，从前如关税会议及不干涉主义一类软和外交方针不特不能见好华人，而反遭辱。日人愤懣之情将因此次济案勃发，陆军系更肆煽动，颇欲乘机攫夺。”

国民党与日本两方同时在宣传上极力渲染己方的无辜与对方的野蛮兽行，双方国民的民族情绪均经此一事变被点燃。在中国，甲午以来一系列在日本身上遭受的耻辱记忆被再次唤醒，民心激愤。在日本方面，之前连续几年的币原外交被视为软弱耻辱，而经此事变，令日本民众认为，币原外交的对华示好不但无用，反令中国政权以为日本软弱可欺，同样民情激荡。双方终于背道而驰，相互仇视的情绪扩大到两国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