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是中国最隆重最欢乐的传统节日。然而近代史上，西方列强的打击，使一些国人失去自信心，连春节也要改在阳历1月1日过，此举在长沙激起了轩然大波。

革春节的老命？长沙人不来神

1905年2月7日，旧历新年刚过，上海《时报》即开辟《风俗谈》专栏，热切呼吁:“我中国之衰弱，不仅政治上之失调已也，我中国近日之改革，亦不仅政治上之改革而已，风俗又宜急焉……政治者，由风俗酝酿而成……故但改革国政而不改良风俗，无益焉。”

当年2月19日，上海《时报》上即刊载《长沙度岁风俗记》，指出长沙风俗中存在的不良问题。

两年后，即1907年，天津和上海已开始改革过年风俗。1907年春节前夕，天津巡警局即发出通告，禁止市民在过年期间燃放烟花爆竹。这是中国官方首次在一个城市内全面禁止燃放烟花。而北京、上海也已开始废除拜年习俗。中国年俗革新的曙光初显，并向中国腹地的湖南省会长沙开始渗透。(《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

此后数年过去，在杨昌济等名人日记中均可看到，长沙的一批知识分子开始呼吁和践行过年新风的倡导和实行。有一年杨昌济即在春节等重大节日中，杜门谢客，闭门读书，减少无谓的拜年应酬，这是后话。

坡子街土地公土地婆竟然各过各的年

1911年辛亥革命后，鉴于独立各省纪年方法的混乱(有用黄帝纪年者，有用干支纪年者等等)。孙中山建议以中华民国纪元，实行新历。此提议为临时参议院审议通过。在1912年1月2日，即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第二天，孙中山正式通电改用阳历(格利历)，以阳历的1月1日为新年元旦。

但阴历在中国已经沿用数千年，年关结账等都与阴历“捆绑”在一起。鉴于此情形，南京临时政府曾承认“新旧两历并存”，“新历下附星期，旧历下附节气”，“旧时习惯可存者，择要附录，吉凶神宿，一律删除”。

由此，在民国初年，新历之新年成为“政治之新年”，旧历新年成为“社会之新年”。

不过，事情没有完，到了民国二年，即1913年，当时不少人，仍坚持在旧历新年隆重过年，当年一些以革命自诩的“愤青”便以商人作为靶子，称商人对于包含政治意义的公历新年漠不关心，而热衷于阴历新年，他们“不曰顽固，即曰反对民国”。

因为在“愤青”们的眼中，旧历新年是前朝满清们过的节日，现在进入民国，而民国改用公历，怎么可以过前朝的节日？

湘西慈利人吴恭亨在民国时著有《对联话》一书说:“反正(即辛亥革命后)以还，一律改行太阳历。康次由为吾诵长沙一土地庙春联云:“男女平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

吴恭亨说，在长沙城内，土地庙都合塑有男女像，男像为土地公，女像为土地婆，所以有人就以土地公婆，作出上联，来影射当时有人强迫人们过公历新年的时事了。

吴恭亨《对联话》中并未指出这副对联出自哪条街的土地庙，但近年来，竟有人坐实此联出自坡子街的土地庙，可发一谑。

八十年前，公历新年冷火秋烟

到底是过阳历新年，还是阴历新年，在八十年前，仍然是当时人们争论的话题。

1926年1月的《大湖南日报·报余》载有公午先生所撰《不过年要你过年说》一文。称:“不过年，要你过年，此长沙至普通之俗语也。在前清时闻之，似乎不求甚解。至今日而此情此景，昭然可见矣。自民国改用阳历，而又不能废除阴历，两历而俱存之，各行其是，双方敷衍，自实际上言之，大有‘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之势。分而言之，阳历之年，一般普通人心目，大都视为不算过年者也，例如商界不结比期，而五色国旗一律高挂。是商界不过年而要你过年者也。学界不必举行年终考试，而通行放假一天，是学界不过年，而要你过年者也。报界亦并不结束，扯五色国旗而贺新禧，是报界不过年，而要你过年者也。”

推之于政界、军界，由内容而观表面，莫不皆然，而一种有名无实之年，真有所谓过其所过，非吾所谓过；年其所年，非吾所谓年者矣。

负我则在1926年元旦后写有《过阳历新年赋》，这篇赋中说:国号共和，铸成大错，未见安宁，尽出烙壳。一年不如一年，哪个肯服哪个……你要推倒他要抬，闹得起簸，竟把民国来好玩，这样的日子实难过。又是十五年(指民国十五年，即1926年)也，照旧历还差月半周末，正仲冬就改春正，牌坊扎得满门绿，轿子抬起一色黄。互相拜贺，大家颂扬，光华复旦，冠冕堂皇，中华从此万岁，天道复始一阳。尔乃只要鞠躬，不必作揖。新年之希望无非欲革除旧污，报馆之感言，也只想改良恶习……庆祝升平，究竟能过了几日，神经昏乱，不知朝市是何时，恭贺新喜，且看墙上的挂历。假放两日，节只一天，守岁并无除夕，玩灯又非上元，官场虽然欢天喜地，民间仍是冷火秋烟……三十晚讨账要出月，恰是团圆。总之百姓不来神，冒得好多兴。再等一个月，就热闹，那才真过年。

与阳历新年相对应的是阴历新年。1924年2月11日(阴历正月初七)长沙《大公报》中《旧历新年之长沙社会写真》有一则批评报道说:各机关原奉省座命令，从(阴历)元旦日起，至初三日，放春假三日，初四日仍照常办公，时虽一律开始办公，然为习惯所缚，除军事机关及榷运局等处照常办公外，其余均不过略支几件照例公文，无甚要事可办，故各职员，多不报到，惟各处门丁、夫役相聚牌赌，颇足为各机关之点缀。至警厅刘厅长，连贺年陋俗，亦并免除，(在此之前)其谕令云:“明日为阴历元旦日，本厅内外职员，应免庆贺，以省繁之，当由值日员通令各队署分所知足矣。”也就是说，到了阴历正月初四当时的一些“公务员”们该上班了，可他们却还在家里热热闹闹舒舒服服地过着旧历的新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