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防止国民党军、警、宪、特搜查往来传递的文件，我们又采用密写和暗语等方法。密写通常有两种:一是用米汤书写，用碘酒涂了显影；另一个是用明矾水写，放到水面上显影。这两种方法容易被国民党有关人员查出来，我们改用黄血盐水书写，用绿矾水涂了显字；或者用绿矾水写，用黄血盐水显字。为了不致弄错，以邮票为记号，邮票正贴表示什么，邮票倒贴又表示什么。

有时候在邮递信件时，不用密写，改用事先约好的暗语公开写，这种暗语基本是反语。如:通知接头时间、地点，可写我4月5日不能去看姑妈，实意就是约定4月5日接头。再如:通知到达重庆时间，公开信可写，因车票难买，我1月10日不能赶到重庆，这就是说于1月10日抵达重庆。

第三，加强保密。南方局是我党在国统区的领导中枢，也是秘密交通工作的指挥中心。因此，经常有我党在各地的交通员前来递送重要情报；有打入敌人内部的党的地下工作者，秘密前来面见周副主席；也有各省市党的负责同志，在交通员掩护下前来请示工作。对于他们的安全，周副主席非常重视，一再叮嘱我，一定保证他们的安全，对他们的身份保密。

重庆是国民党的陪都，大大小小的特务遍布山城，红岩村办事处则处于特务包围中。据老同志们讲:办事处的西边山上，是宋子文的公馆，有全套的特务机构；山下是国民参政会的大楼，王世杰的公馆在那儿，也有装备完善的特务。从办事处大门口到公路有500多米，这段路布满了特务流动哨。从公路进入红岩村的路口有个小屋，安置了一伙特务，凡是来办事处的人，他们都注意辨认，甚至照相；从办事处出去的人，他们派特务跟踪。

在这样险恶环境中，袁超俊他们是怎样完成往来接送的呢？袁老回忆:

如果来办事处的同志，能事先约好在市内某个地方等候，我们就开车把他们接来。有时我们也与要来的同志约定，在黎明前或者黄昏后他们自己上山，我们在半山坡上等候，把他们接到办事处。因为这时候特务看不清，也无法照相。特别重要的人员，不让其住招待所，而是单独安排在办事处的一个特别房间。外人不得进入。

他们离去时我们负责安全送走。党内比较重要的同志，我们都用汽车送进城。从办事处去外地的同志，自己能解决车、船票的，我们只发给路费。重要人物，我们委托城内秘密交通点帮助解决，并进行掩护。这时候就按秘密工作原则，双方安排好约会时间、地点、标志、接头暗语等，必要时密写介绍信。

在周副主席领导下，我们一直小心谨慎，来去办事处的同志没有出过什么差错。

在周恩来亲自过问下，我们做秘密交通工作的水平不断提高，更培养出了一大批像李侠、唐亚子那样的优秀交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