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云:不除此老朽(慈禧)，国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问。

予谓:皇太后听政三十年，迭平大难，深得人心。我之部下，常以忠义为训诫，如令以作乱，必不可行。

谭云:我雇有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招集好将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须用公。但要公以二事--诛荣禄，围颐和园耳！如不许我，即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也在公手，今晚必须定议，我即诣宫请旨办理！

予谓:此事关系太重，断非草率所能定。今晚即杀我，亦决不能定，且你今夜请旨，上亦未必允准也。……

予见其气焰凶狠，类似疯狂，然伊为天子近臣，又未知有何来历，如明拒变脸，恐激生他变，所损必多，只好设词推宕。

以袁世凯一向处事的冷静风格，在没有看到上谕之时，肯定是不会动手的。袁世凯当然知道，在这场帝后冲突之中，他只要按兵不动，则帝党就必然束手就擒，全军覆没；如贸然加入帝党，兴兵勤王，他那七千子弟，也未必救得了光绪，有可能自己的脑袋也不保。袁世凯自述道:当时他强调了两点:一是杀荣禄容易，但要奉旨行事；二是立即举事不易，因为营中枪弹均为荣禄控制，必须先设法预贮弹药，然后方能依策行事。天津为各国聚集之地，如果忽然杀了总督，会引起动乱；并且，在自己的新军周围，董、聂各军四五万人，淮、泗各军又有七十多营，京城内也有旗兵数万人，自己的军队只有六七千人，怎么能办成此事？对于袁世凯提出的第一条，谭嗣同回答说:20日早晨袁世凯请训时，光绪帝自然会亲自下达命令。而对袁世凯所说的第二条，谭只好表示同意，并且，认为袁世凯是“奇男子”。

有关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时的表现，焦点就是袁世凯第二天，也就是9月19日这一天，到底有没有向慈禧或者荣禄告发，以致直接引发了21日早晨慈禧的重新归政。袁世凯直接告密的可能性，肯定是没有的，即使刚刚擢升为候补侍郎的袁世凯，也没有资格、无可能立即见到慈禧太后，即使袁世凯来京后谒见过的后党权臣刚毅、王文韶等，也不可能“引见”他觐见慈禧太后。唯一能让袁世凯见到慈禧的，只有奕匡。不过当时袁世凯跟奕匡交情并不深，他们的交好，也是后来的事。所以，奕匡当时也不可能带袁世凯去见慈禧。总而言之，对于慈禧和荣禄来说，很可能是通过其他的渠道，对于光绪和维新党人“围园杀后”的计划了解得一清二楚，不一定非得通过袁世凯的告密。不过9月19日那一天，袁世凯的心腹徐世昌回了天津。从时间上来说，徐世昌倒是有可能向荣禄密报，再通过荣禄电报告知慈禧。当然，这只是推测和臆度。徐世昌的日记中，丝毫也没提见到荣禄的事。假如袁世凯通过徐世昌告密的话，慈禧在收到荣禄的急电后，决不会等到两天后的21日才动手。在此紧急情况下，按照慈禧的风格，应该会当机立断的。

9月20日这一天是在一种紧张无比的气氛中度过的:早晨，光绪在宫中第三次召见袁世凯。袁世凯后来在《戊戌纪略》中表明，那一次召见，袁世凯并没有得到谭嗣同所称的密谕，光绪帝也绝口不提兵变的事情。这当中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光绪对于谭嗣同劝袁世凯勤王一事不知情；二是光绪在权衡了自己的实力后，放弃了反抗。袁世凯利用了这次请训机会，大胆向光绪帝进言道:

“古今各国，变法非易，非有内忧，即有外患，请忍耐待时，步步经理，如操之过急，必生流弊。且变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襄主持，方可仰答圣意。至新进诸臣，固不乏明达勇猛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能缜密，倘有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总求十分留意，天下幸甚！臣受恩深重，不敢不冒死直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