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曾评价说:就袁世凯的这两件条陈而言，可以看出，袁世凯无论是对国际局势的分析，还是改革方案的设立，都比当时的京官显得有远见卓识，变法的道理也讲得头头是道，极具说服力。相比较当时的一些建言，可以说，几乎没有人能达到这样的水平，甚至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在内。曾有人将袁世凯当时的主张和康有为的改革主张作了比较，分析说:袁世凯改革侧重于地方，而康有为一直幻想从中央开始，从可能性上来说，康有为的主张很难付诸实施。从对朝廷老臣勋旧的态度来看，袁世凯主张怀柔对待，妥善安排，不激化矛盾；而康有为对此却非常鲁莽，“杀二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则新法行矣”。相比较而言，以实行政治的方法来说，康有为就显得幼稚得多，容易让改革形成对立面。从动机上看，袁世凯的新政措施，明显地站在国家的立场上的，没有个人谋私利的色彩；而康有为的主张，很多都含有个人目的，比如在一些机构的设置上等，个人的目的性非常明确。

袁世凯上书给翁同龢，后来有人认为，那是因为袁世凯看到李鸿章受冷落了，自己失去了靠山，所以急切地想寻找一个新主子，便以上书的方式去接近翁同龢。这样的评价，怎么都有点太聪明的意味，中国的史书评价，在很大程度上，都有这样的聪明之处，聪明得就像一本本兵书，随处都埋藏着杀机和陷阱。作为朝廷的命官，同时又跟甲午战争的爆发有着很大干系的袁世凯来说，在清国遭受到日本重创的情况下，向朝廷表明自己的想法和立场，迫切地希望自己的国家富强起来，那是最自然不过的了。至于上书给翁同龢，那也是让皇帝阅示的唯一路径。至于个人的恩怨和派系，在国家大事面前，也可以暂时放在一边。因此，袁世凯通过翁同龢对光绪的上书，完全没有必要考虑得过于细致。只不过这两次上书让袁世凯感到失望的是，他的意见并没有引起军机大臣、帝师翁同龢的重视。也许，对于一直在传统框架里思索的翁同龢来说，袁世凯的意见显得过于生猛，也很难付诸实施。

不过这一段时间袁世凯的积极表现，还真引起了赋闲贤良寺的李鸿章的不快。有一天，袁世凯来到李鸿章的住所，去看望李鸿章。闲聊之际，袁世凯安慰李鸿章，如果告老还乡颐养天年，不也很好？敏感的李鸿章不高兴了，在他看来，袁世凯分明是想替翁同龢当说客，劝李鸿章出让清廷最高级别的文华殿大学士的位置。没等袁世凯说完，李鸿章气不打一处来，大声呵斥道:

慰廷，尔乃来为翁叔平作说客耶？他汲汲要想得协办，我开了缺，以次推升，腾出一个协办，他即可安然顶补。你告诉他，教他休想！旁人要是开缺，他得了协办，那是不干我事。他想补我的缺，万万不能！武侯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两句话我还配说。我一息尚存，决不无故告退，决不奏请开缺。臣子对君上，宁有何种计较？何为合与不合？此等巧语，休在我前卖弄，我不受尔愚也。

老爷子发脾气，袁世凯自然脸上挂不住，只好诺诺告辞。李鸿章仍不解气，对亲信幕僚们又发了一通牢骚:

袁世凯，尔不知耶？这真是小人！他巴结翁叔平，来为他作说客，说得天花乱坠，要我乞休开缺，为叔平作成一个协办大学士。我偏不告退，教他想死！我老师的“挺经”，正用得着，我是要传他衣钵的。我决计与他挺着，看他们如何摆布？我当面训斥他，免得再唣。我混了数十年，何事不曾经验，乃受彼等捉弄耶？

这一段话见于吴永的《庚子西狩丛谈》。吴永是曾国藩的孙女婿，很长时间里一直跟随李鸿章的鞍前马后。这一本书，写于袁世凯死后。从内容看，这样的言语，倒像是李鸿章亲口吐出的。李鸿章一直富有草根气息，言谈举止，有时颇有点官痞的味道。对于权谋与世俗，李合肥从不陌生，数十年的官场经历，李鸿章早已练就一身的金钟罩与铁布衫功夫。当时的李鸿章失势于官场，心情上也坏极了，发一下脾气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可以肯定的是，李鸿章对于袁世凯的看法都是一时的气话，此后的李鸿章并没有因为这一件事，改变对袁世凯的看法。在李鸿章眼中，袁世凯还是自己线上的人，仍是精明能干、办事老辣、不可多得的人才。

到了1898年6月11日(四月二十三日)，二十八岁的光绪皇帝正式诏告天下，宣布变法。从这一天起，至当年的9月20日(八月五日)止，光绪帝发布了一系列改革诏令，史称戊戌变法，因前后只有一百零三天，故又称百日维新。

诏书发布当天，光绪特意去了一趟颐和园，为的是告诉慈禧。光绪还给慈禧带去了几份关于变法的奏折，其中就有康有为介绍世界强国变法的宏论。光绪皇帝在慈禧的榻前汇报，慈禧斜倚在榻上眯着眼睛听，感叹这些奏折说得很透彻，可以一试。光绪见慈禧高兴，就建言把这几本折子的内容印刷一下，大臣小吏们人手一册。慈禧点点头:就这么办吧。

光绪皇帝的变革令涉及到政治、经济、文教、军事等各个方面，其中光经济体制变革令就有七十多件，鼓励民间对农工商业的投资、大力发展铁路和矿业，发展银行，减免税收，变革财政制度等，设立农工商总局、矿务铁路总局、邮政总局，兴办商会、农会，鼓励私人创办新式工业，奖励发明创造，创办国家银行，编制预算。文教变革令八十多件，明令变革过去按照书本选拔人才的方法，废除八股文，以后的考试要考三场:一为历史政治，二为时务策略，三才是四书五经；同时创办京师大学堂，改各省书院为学校，选学西学，派遣留学等。政治变革令最多，达九十多件，包括精简机构，裁减官员，立即撤销通政司、光禄司、太仆寺、大理寺等。在变革令中，还大力倡导鼓励“官民论政”。在军事方面:裁汰绿营，改革武科考试制度，编制陆军，增办兵工厂和武备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