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看“混”的人。浑浑噩噩、不思进取是他们的精神状态。“本来社会中许多人的生活就太松懈懒散，若干公私机关更充满了推托敷衍的官僚作风。在这个非常时期，大家更深一层堕进了苟且因循搪塞鬼混的泥潭。‘且顾今朝，休管明朝’这个荒谬观念支配了很多人的行为。‘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这更增加了公私机关的腐败与无能，同时也增加了人民大众的痛苦。而更有不少的人们，抱有虚幻的感觉，基于自私的心理，于是耽于奢佚，流于放纵，以加紧消费、暂图享乐为当然，以浪费物资、纵欲恣度为得计。”① 在上海，情况更是反常。“所有饭馆、旅馆、戏馆、跳舞场、电影院，无不挤得满坑满谷。特别是酒楼饭店，情形真是可怕。拼命地吃，拼命地喝，拼命地叫，好像喝的吃的都不要钱似的。我们平时不大上馆子的人，一走进去，看到那种情形，真要心惊肉跳。那种盛况，恐怕就是升平世界，也没有那样的热烈！我们知道，今天内地乡村之中，几乎百分之百都沉沦在饥饿线上。就是在上海，也随处可以碰见终日不得一饱的穷苦人民。然而你到那些饭馆、戏馆去看看，哪里会相信今日中国之穷呢？……这种情形，真好像世界的末日已快到了似的，每一个人都变得疯狂了！”②

在这帮“逃”和“混”的人的统治下，人们连最基本的生活都无法维持，每天都生活在死亡的阴影之下。就连平时衣食无忧的学生，在逃难过程中，也 “只能住在公园、寺庙，或是城里的空房子里。他们变得日益沮丧。他们没有书，没有足够的衣服，没有卫生设施，没有工作，甚至没有勇气去偷东西或是杀一条过路的狗来充饥”。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就更不用说了。为官如斯，为民又如斯，在这种情况下，焉有不失民心之理？1948年底至1949年初，民心丧失已引起广泛关注，各大媒体纷纷发表文章，就此问题提醒国民党政府，希望国民党政府能够“收拾民心”，苟延残喘。1948年11月20日出版的《观察》杂志中有一篇醒目的文章--《大局的抢救》。文章尖锐地指出:“三年的内战可说已把人心打得破碎了。‘行宪’前后的内政外交大计如那一套‘亲美反苏，对付友党’，‘拉拢小党，拆散大党’的伎俩，降而至于行政官席，形同分赃；立法毁法，另立条款；特种刑庭，妄人入醉，禁锢青年，就是最近“八一九”的限价，发行金圆券，强迫人民以美金白银来兑换，这实无异于强迫搜刮和掠夺，益以抢购潮生，取消限价，修正“币改”，重定标准兑换金圆券，这一切的一切，无容讳言是给那已经破碎了的人心又加上了一重又一重的磨难。一言以蔽之，近日人心算是近乎失尽了。”③

国民党的官方喉舌报《中央日报》也无法避开这一问题。1948年11月4日，它发表社论，大声疾呼:赶快收拾民心！作为一向为国民党政府歌功颂德的报纸，能发表这样的文章，说明这一时期国民党丧失民心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文章写道:“国家在这样风雨飘摇之秋，老百姓在这样痛苦的时分，安慰在哪里呢？希望又在哪里呢？享有特权的人享有特权如故，人民莫可如何。靠着私人或政治关系而发横财之辈，不是逍遥海外，即是倚势豪强如故。对于这辈人民公敌，共产党的最大助手，不用说到现在还没有人替老百姓施用政治力量强制他们捐输资财以戡乱救民，甚至不曾用指甲轻弹他们一下。人事上也偏私如故，似乎没有国人置喙的余地。国事弄成这个样子，老百姓人人装着一肚子闷气，我们该将怎么做呢？若不再为四万万国家主人翁抒发这股闷气的万分之一，何以对毕生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国父在天之灵？何以对为革命事业而牺牲生命的千万烈士之魂？更何以对全国受苦受难的同胞们？……赶快收人心，只有这一个机会了。”①

以上报刊发表的有关“人心”的文章，从本义上说，他们是想劝说国民党政府重视这一问题，从而拿出有力的、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但是，非常遗憾，国民党政府面对这一问题，它的表现是“束手无策”。因为“民心危机”是国民党自己酿造的一杯苦酒，它的根源是国民党的内战政策。1949年，经过长期战乱的中国人民，盼望安定的政治、稳定的生活。但是，国民党为了保持自己的独裁统治，一意孤行打内战，这就从根本上违背了人民的意愿。只要内战不停止，“民心”问题就无法真正解决。《观察》杂志的主编储安平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苦口婆心地劝说国民党:“今日任何人上台，除非他有办法结束当前的内战，否则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改善当前的局面。要建设就得先求安定，要安定就得先解除人民的苦痛。现在一般农村之间之最大苦痛是征兵征粮。假如内战不停，征兵征粮能够停止吗？一般市民阶级最大的苦痛是币制贬值，物价日涨。假如内战不停，币值能稳定吗？物价能不涨吗？要改善一般社会的情形，就得增加生产，大规模地着手建设。但是在这烽火遍地的局势下，谈得上建设吗？战火不停，政府只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谈不上全盘的改革……现在一切的毛病出在内战，一切的困难出在内战。这个僵局的‘结’就是内战。只有停止内战，才能救活中国。”①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不想结束内战，不想结束一党独裁。这样，“民心”问题只能是付诸东流，任它丧失了。想想抗日战争刚刚胜利之时，国民党政权是何等的风光，是何等的民心所向。当时，为庆祝政府还都，各地都举行活动。1945年9月，上海新新公司(即后来的上海食品公司)还挂着一横幅:“欢迎劳苦功高的蒋委员长”，从四楼一直垂到二楼，四周还镶有五色彩灯。当时，上海闹市区马路口还高搭欢迎彩牌。② 可惜的是，国民党没有好好地利用人们的热情。不仅如此，他还用内战来回应人们的热情，大大打击了人心。结果，仅仅四年，情况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49年3月，在上海的同一个地方，同样挂着那么长的一条横幅，只不过，上面的内容换成了:“解放全中国，活捉蒋介石。”③ 国民党政权的丧失民心在这两个条幅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国民党高级将领傅作义在1949年4月1日发表通电，对国民党失败的原因作了总结:“我们(国民党政权)在实行所谓戡乱的时候，每天说的虽是为人民，而事实上一切问题，却是处处摧残和压迫人民。我们的部队，在乡村是给大地主看家，在城市是替特权、豪门、贪官、污吏保镳。我们不仅保护了这些乡村和城市的恶势力，而且还不断地在制造和助长这些恶势力。种种错误的原因，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腐烂；反映在经济上，就是崩溃；反映在文化教育上，就是控制和镇压青年学生的反抗；反映在社会上，就是劳苦大众的生活，一天一天地贫困，上层剥削阶级奢侈淫糜的享受，一天一天地增高；反映在外交上，就是依附美国；反映在军事上，就是由优势变成劣势。所有这些都是因为违反了人民的利益，所以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最后为人民所抛弃。”

从一定意义上说，国民党统治的丧失，是它自己独裁、专制、腐败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