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陈仪在这时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试图联合汤恩伯一起离开国民党政府，投奔共产党。这里面有复杂的原因。首先，陈仪准备通电起义，但苦于手中没有足够的武装力量，起义安全无保证。因此，他总想串联一些军队和他同时起义，这样就不仅可以确保起义安全，而且还能壮大声势。

找哪支部队一同起义呢？陈仪首先想到的是汤恩伯的军队。当时，浙江、上海等地的国民党军队，统归汤恩伯指挥。汤恩伯又是陈仪的旧部，与陈仪私交甚厚，两人是如同父子般的关系。陈仪认为凭借这种关系，完全可以策动汤恩伯率部和他同时起义。1948年冬天，陈仪在上海晤见了汤恩伯，劝说他进行起义。但是，陈仪万万没有想到，他最信任的汤恩伯忘恩负义，出卖了他。据陈达回忆:“事后，据汤的重要帮凶毛森对我说: ‘汤先生(汤恩伯)告诉我，陈公侠(陈仪别号)见徐蚌会战失败了，认为大势已去，发生了动摇，想做傅作义第二，居然劝汤先生投降共产党。这个老糊涂，真岂有此理！’毛森又说:‘陈仪为什么要劝汤先生投降？他是因为手里没有军队。如果他通电投降共产党，汤先生只要用一个师的兵力，马上就可以把陈仪所能掌握的几根破枪全部解决。他真把汤先生看得太简单了，汤先生是珍惜自己的“革命历史”的，对党国，对总统(蒋介石)，无论如何是要尽忠到底的，哪会听陈仪这一套鬼话呢？汤先生已经打电报给总统，请求免掉陈仪的浙江省主席，并嘱咐我们要切实注意陈仪的行动。’”②

由于汤恩伯的告密，陈仪的起义计划破灭，并被蒋介石下令免去了浙江省主席的职务。1949年3月中旬，陈仪被秘密逮捕。陈仪被捕后，在解押他的飞机上，他还对飞机驾驶员说，国民党政权要完蛋了，希望你(指驾驶员)能把我送到北平或延安去。可谓用心良苦！杭州解放前夕，国民党把陈仪押解到台湾看管。1950年6月18日，台湾国民党当局国防部高级军法合议庭以“勾结###”的罪名判决陈仪死刑。1949年前后，国民党政权已是“油枯灯灭”，各级官员对国民党政权不再抱有希望，众叛亲离成为时代的大趋势。难怪蒋经国慨叹“江河溃决”了。

三、回天无术 无奈民心丧失

1949年前后，国民党的军事败退、经济崩溃、政治腐败等问题，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那就是国民党内部也民心丧失。军队中，兵源靠抓丁拉夫补充，因此，士兵毫无战斗力；官场上，官员或“逃”或“混”，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首先来看军队中的情况。我们知道，战争的进行，需要稳定的兵源作支撑。但是，由于人民对蒋介石政权完全失望，他们不愿意为这场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战争作无谓的牺牲。因此，在征兵时，人们千方百计地逃避。当国民党军队的兵源得不到补充时，他们就抓丁拉夫，强迫人民入伍。结果弄得社会动荡，民怨沸腾，民心大失。冯玉祥在《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中详细记载了国民党抓丁拉夫的情况:“因为征不到兵，蒋介石就利用老法子，派人到乡下抓，这样就闹出许多惨绝人寰的事情。有些青年就迫上山去反对蒋介石，也有些青年不愿当兵，就拿钱送保甲长买别人来顶替。有时候买一个兵得花三五百万，有时要一两千万。这样一来，有钱的人也变穷了，穷的就变成炮灰。甚至有些人家没钱给保甲长，又不愿儿子去当兵，就把自己的亲生女儿卖三五百万，把钱交给保甲长，替他儿子买出别人，代他儿子去当兵。当女儿被人领走时，妈妈难过，用菜刀把自己砍了的有的是。还有一些做父母的，他们记着中国传下来几千年的一种伦理观念:‘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一个人家若没有后人，那是不名誉的事。只有一个独生子，被征去当兵，在战场上死了，这一家人就是绝了后。为了不叫他的儿子去当兵，又没有法子避免，怎么办呢？老太婆为了疼他的儿子起见，等他儿子睡着了，用两个很快的针把他儿子的两只眼扎瞎了。妈妈说:‘眼虽然瞎，娶个妻子，还会有后人。’类似这样的事，各城镇都有。”①

用这种强迫的办法征士兵，他们的战斗力是可以想象的。由于士兵“大都是被强迫服役的，根本不知道为何和为谁打仗，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部队所依赖的是现代的武器装备，却缺乏与之相适应的维持士气的动力和纪律，其结果是，他们对一些昂贵而精巧的武器与器械随意滥用，一旦损坏，就丢弃掉。尽管许多军官受过良好的技术训练，精通业务，但个人主义极端严重，彼此间很不团结，缺乏合作精神”①。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的一溃千里似乎从这里可以找到部分答案。国民党高级将领宋希濂也曾发表过类似的观点:“第一，军官们都说对共产党的仗难打，前方部队充满了悲观和厌战的情绪，几乎所有官兵都不明白为什么要打这个仗。师出无名，怎能鼓舞士气呢？第二，现在几百万元的法币抵不上一块钱，而物价仍然不断飞涨，几乎是一天几个价钱，弄得老百姓叫苦连天，人心惶惶，人民对政府的向心力一天一天地减少，离心力一天一天地加大。如再不设法稳定物价，安定人心，又怎能进行这样大规模的战争呢？第三，由于物价飞涨，待遇太低，士兵吃不饱，穿不暖，面黄肌瘦，精神萎靡，许多中下级军官每月所得，不能维持其家属最低限度的生活，自杀者有之，卖淫者有之，卖儿鬻女者有之。这怎能维系军心使之杀敌报国呢？”②宋希濂的这三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很可惜，在当时的条件下，国民党对于这种情况束手无策，拿不出任何解决方案。因此，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兵败如山倒”了。

再来看官场上的情况。由于对国民党政权看不到希望，所以，在国民党“生死存亡之秋”，其政府官员不仅没有团结奋斗、力挽狂澜的决心和信念，反而只顾个人利益。他们或抓紧设计逃亡事宜；或抓紧时间敛财，为以后作打算；或抓紧时间享乐，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唯恐“过了今日没有明日”。总起来看，当时的官场上，一类作“逃”的打算，一类摆出“混”的姿态。

首先来看“逃”的人。可以说，“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是对之最好的形容。平津被围后，有路子的纷纷南飞潜逃。1948年12月25日的《大公报》对这种情况作了描写:“前天北平就有三千多人申请购票，督察总监部内竟似抢购挤兑一般，排成了长长的行列。这些登机离京的乘客，除少数有特殊理由的人们之外，其中大多数几乎都是社会的渣滓。平时腰缠累累，事急鸿飞冥冥。而其中有些竟是若干机构中各部门的首长。日常擅作威福，恣意享受，垄断把持，排挤倾轧，以保禄位、用私人。现在那一副精神，却如丧家之犬、漏网之鱼，千方百计地争先逃跑，连办理交待的手续都不管了。还有若干人员更是眼明腿快，早就找借口、抓理由，出差京沪，故意逗留，今天却千呼万唤也不回来了。更有些没出息的人们，虽然身在平津，早已心驰港粤，整天凄凄惶惶的要伺隙溜走。就是这一大群人，把这个社会闹得好像乱纷纷的。其中有弃职潜逃的官吏，已经奉文缉拿，或要求押解回来，听候惩罚。然而这一班可耻的人们，一旦飞到京沪一带，正如蛤蟆跳进了池塘。在这逃难的高潮中，有谁过问这些事？由谁来负责把他们扣押解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