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汤恩伯作为京沪警备总司令时做的一件事情。其实，这只是冰山之一角，类似的事情，不胜枚举。比如:“汤将军告诉我(吴国桢)，他的部队缺少汽油，所以我用从商家筹集的经费，为他买了必要数量的汽油。我的警察局长向我报告说，汤将军的司令部正在黑市上抛售汽油。”② 作为蒋介石最宠信的大将，竟然做出这种事情，整个国民党军队的情况就不难想象是什么样子了。

再来看行政机关的情况。1949年前后，国民党行政机关内的腐败也非常严重。官员们并没有因为国家困难而收敛一些不良行为，反而变本加厉地贪污受贿，试图通过聚敛财富为以后的生活增加砝码。因此，“有权的，一如既往，滥发淫威，搜刮民脂民膏，不顾人民，只顾自己；有钱的，仍旧只懂得享受、投机、外逃”③。蒋介石在不少场合都发表过讲话，要求属下多考虑人民。但是由于体制不健全，上下都腐败，他的话没有人能听进去，也不可能付诸实施。当官的能贪一点是一点，不贪反倒不正常。杨洪绩回忆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立法院的情况:“立法委员身在立法院，实际上无法无天，为所欲为。

1948年端午节前一天，有几个广东籍的立法委员，忽然心血来潮，想回广州去过节，早晨在立法院办公厅告诉秘书张肇元，叫他准备5张飞机票，下午就要起飞，最迟也要坐上当天晚上的夜航班机。那时因战争运输紧张，张肇源亲自出马，硬缠住空军司令周至柔，要了一架军用飞机(那时客机票已卖至两个月以后)。那架飞机晚上才能由汉口回来，因此说好第二天早上起飞。但是，那几位委员说:‘端午不像中秋是晚上过，而是明早过，你叫我们明早才走，这不是明明在开我们几个人的玩笑么？’ 就这样，半夜三更在逸仙路张公馆，由辩论而争吵，由争吵而大骂，由大骂而动武。④“当时，立法院的经济及资源委员会有42名工作人员，其中有17位女性。他们不是这个部长或次长的姨太太，就是那个院长或委员的儿媳妇。翻开人事底册一看，一个比一个的后台硬。说到工作能力，则还有好几个不识字的，但同样是科员、办事员，干拿薪水。像娄桐孙的妻妹，就是典型的一个。但是蒋介石、李宗仁、孙科、童冠贤……都尊重这个大委员，谁能奈何她呢？至于说到那些男职员，那就更复杂了。一个秘书就是前边提到的陶善坚，另外两个秘书及三个科长，都是清一色的由山东、苏北一带跑下来的县长、专员之类。一般职员，除原立法院的旧人外，都是委员们介绍来的各地各派党棍、逃亡地主及姑夫、姐夫这一类人。”①

这还是在国民党中央发生的事情。在地方，山高皇帝远，腐败情形更为严重。“在四川渠县，人们对地方法院、税捐稽征处、田粮管理处和县银行，怨声载道，痛恨至极。尤其是地方法院，是标准的‘黑漆衙门八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不管是刑事、民事案件，一拖就是一年半载。直达员和院里的各级太太都是法院的‘后门’，不走后门的人永远休想打赢官司。传票或判决书的送达费起码勒索一二斗米(每斗至少200万元)，远道还得按路程加倍。百姓进了法院，就等于‘玩完’，即倾家荡产。至于税捐处，上上下下，把持税收，握存税款，非到县财政拮据万分，由政府再三派丁四处催收，决不交纳县库一文。加以代理县库的县行更是一个假公营私的商业机关，稍具会计知识的人，进去做了三年多会计，便可由穷光蛋变为家藏黄金200多两的富翁。他们从中运用，县级公教人员的薪金就不知拖到何时才能领到。田赋粮食管理处更是吮吸人民血汗的大本营。”②

腐败如此严重，可谓触目惊心。进一步追问下去，为什么国民党统治集团会如此的腐败？事实上，在专制独裁的体制下，腐败是必然会出现的现象。只要社会中存在着不受监督的特权，社会中就会存在腐败。这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而1949年前后，蒋介石在国民党政权内的独裁有加强的趋势。“中国的领导权仅仅由一个人也就是蒋介石把持着，他唯一的弱点就是嗜权，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全和扩大权力。因此，他一方面采取措施，压制人民要求改革的呼声，另一方面在自己周围只用些愿意充当工具的人。”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在考虑军政领导岗位的人选时，更多的是注重其“忠诚”，而不是能力。“可能有种意见认为，他(蒋介石)本人从不腐败，但在中国人中几乎公开认为，他对下属的腐败是乐意的，因为一个人如果变得腐败了，那么对他就更加唯命是从了。”③ 可见，蒋介石作为国民党政权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对国民党的腐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面对越来越严重的腐败现象，国民党政权显然无能为力。因此，腐败就如国民党政权内的一个“毒瘤”，越长越大，最终导致了国民党政权的覆灭。

二、“油枯灯灭” 众叛亲离上演

军队不堪一击，政治腐败盛行，国民党统治行将就木。面对这种情况，一部分国民党官员陷入迷茫，看不到希望所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弥漫着悲观失望的情绪，呈现出分崩离析之势。众叛亲离成为国民党这一时期最真实的写照。1948年底到1949年初，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军事失利之后，社会、政治、经济、外交与人心动摇之现象，殆非想象所能及，加之战地难民及青年逃奔后方，难以安置，以及沿途伤病官兵无法管理之纷乱现象，更足令人痛心。”① 蒋介石宠信的陈诚上书蒋介石称:“近闻京沪人心异常浮动，对我政府信心全失。同时各方多充满悲观情绪，猜忌诡随，到处均可表现，此诚危疑震撼之日也。”② 国防部新闻局局长邓文仪等上书蒋介石称:“多数官吏及党团人员信心不坚定”，“高级将领除极少数外，多数信念不坚定，乃当前严重问题。”③ 蒋经国认为当时的形势是“在战场上的军心涣散，损兵折将；在政坛上的动摇怕死，变节投降；在经济上的物资匮乏，金融紊乱。正是败象之征，江河溃决”④。驻南京的美国大使馆致美国国务院关于一般大事纪要报告中陈述说:“在政府内，一种悲观和失败的心理正在增长。在过去的几个月中，他们还注意到，随着局势继续恶化，此种情绪越来越广泛深刻。那些薪水过少并且遭受着一切通货膨胀之苦的官员们是如何日甚一日地更加相信政府与共产党的争执不能为一纯军事手段，或至少不能由一种使政府全力保持优势和不受侵犯的方式来解决，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从根本上说，中国人都是机会主义者，而且现在静观待变的人为数日多。”⑤由此可见，在国民党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时，就连政府机构工作人员也失去了与党国共存亡的勇气和决心。他们或者因为对国民党统治完全失望，悲观至极而自杀，或者因为对国民党完全绝望，转而投奔共产党。陈布雷、戴季陶就是前者的代表，陈仪是后者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