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综合蒋介石的日记、宋子文的日记、相关材料的佐证及推导，周恩来对于12月25日释放蒋介石是知情并同意的，还提供了关键性帮助。那为什么有关周恩来的重要著作都对此有所回避？

其实，早在西安事变期间，对于中共与西安事变关系的问题，中共就很注意把握宣传分寸。西安事变的第二天，即1936年12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西安事变问题发言，指出:“中共中央暂不发表宣言，但在实际行动上应积极去做”，“为了争取群众，我们对西安事变不轻易发言”。12月20日，毛泽东甚至致电在西安的周恩来，要周恩来在谈判时“站在完全第三者的立场说话”，而不是偏向包括张学良、杨虎城在内的任何一方。而且，为争取全国更多的支持，中共决定把与东北军、西北军联合的抗日联军组织、西北抗日军事政治委员会、联合宣言等“对全国宣布一事，稍为迟缓一下”，后来实际上也没有宣布。到1937年1月7日，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宣传方针问题，专门发出指示:“西安事变系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内部问题，本党绝未参与”，“蒋之释放，张之赴京，以及南京政府对此案之处理，本党也认为是南京内部的问题”。1937年3月，毛泽东还特别向美国作家史沫特莱澄清:“当西安事变中，日本军阀方面，宁、沪、平、津一部分中国人方面，都说西安事变是共产党的阴谋。这种说法完全不合事实。”

即使在1949年执掌大陆政权之后，中共对于西安事变的宣传仍是很慎重，因为“对张学良的功勋，我党不会忘，中央对西安事变的宣传持慎重，起到暗中保护张学良的作用”。1986年3月，中央宣传部还特别发出《关于慎重发表有关西安事变材料的通知》，指出:“发表有关西安事变的材料应该非常慎重，要考虑政治后果，要有利于同志间的团结，有利于促进祖国早日统一，有利于张学良将军的安全。对于有争议的人和事，一般暂不涉及；对于涉及重要机密的史料，一定要严格注意内外有别，严防授人口实，授敌以柄”。

可见，为了中华民族的团结和张学良的安全等，中共长期以来对西安事变的宣传有所保留。出于这样的考虑，没有论述周恩来在12月25日释放蒋介石一事中的作用，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回避周恩来的作用，就可以突出张学良，有利于张学良的安全；同时还可以维持蒋介石“体面”地回到南京，突出西安事变是国民党的内部问题。

值得探讨的是，有关周恩来的重要著作不仅没有论述周恩来在12月25日释放蒋介石一事中的作用，而且还与此有矛盾之处。这就是周恩来在蒋介石走后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其中表示反对蒋介石当天走。

早在1936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就释放蒋介石的条件问题，曾致电周恩来，提出:“争取蒋介石、陈诚等与之开诚谈判，在下列基础上成立和平。第一，南京政府中增加几个抗日运动之领袖人物，排除亲日派，实行初步改组。第二，取消何应钦等之权力，停止讨伐，讨伐军退出陕甘，承认西安之抗日军。第三，保障民主权利。第四，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第五，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建立合作关系。第六，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恢复蒋介石之自由，并在上述条件下赞助中国统一，一致对日。”按照中共中央提出的条件，周恩来与宋子文等进行谈判，12月23日就致电中共中央:“是否可放蒋回京，我认为是可以的。张、杨都急望此事速成”。可见，周恩来个人是同意在这些条件下释放蒋介石的。12月24日，中共中央再次就释放蒋介石的条件问题，致电周恩来，提出:“在下列先决条件下恢复蒋自由:一、全部中央军分向河南、绥远二省撤退。二、南京宣布国内和平以民更始不咎一切，既望并召开救国会议之命令，蒋亦发表同样宣言，此条即取消讨伐令，承认张、杨与我们地位。三、部分的释放国犯与共产党”，还特别说明:“依目前情势，没有这些条件而释放蒋是危险的，张、杨即使战败，挟蒋在手还有文章做”。

12月25日上午，周恩来和蒋介石进行会谈，依据前文的蒋介石和宋子文的日记，提出的条件是“以后不剿共”、“（一）停止剿共；（二）容共抗日；（三）允许派遣代表前往南京向委员长解释”。这和中共中央在12月21日电报中提出的条件是一致的，主要内容都是停止“剿共”、联合抗日。但是，周恩来在会谈后向宋子文提出的几项事情，包括蒋介石发表通电、保证人民言论自由、逐步释放政治犯等，内容是和中央在12月24日电报中提出的“蒋亦发表同样宣言”、“以民更始不咎一切”、“部分的释放国犯与共产党”等都是一致的，而且都涉及了国民党军队撤军的问题。这也从侧面证实了宋子文日记的可信度。

但是，在蒋介石走后，周恩来致电中央:“我们只认为在走前还须有一政治文件表示，并不同意蒋今天走、张去。但通知未到张已亲送蒋、宋、宋飞往洛阳”，电报时间为“二十五日十五时”。但颇为费解的是，《周恩来传》则明确认为:“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三点多钟”张学良送蒋介石到机场，飞机起飞“已是下午四时了”。可见，这封电报的时间是在张学良释放蒋介石的时间之前，很不合逻辑。当然，其中具体内情到底如何，还值得进一步研究，依据目前材料还不能妄下结论。

值得一提的是，中共领导人事后对张学良在12月25日释放蒋介石都是认可的。12月25日当天，周恩来在给中央的电报中就认为:“故蒋走张去虽有缺憾，但大体是转好的”。毛泽东也在当天的一封电报中就指出:“昨晚电恩来，待先决条件履行及局势发展到蒋出后不再动摇才释放。但他们今日已经释放蒋介石，宋子文、张学良、宋美龄今日同机飞洛。依情势看，放蒋是有利的，是否达成有利，当待证实后告。”12月27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还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指出:“因形势急迫，没有待到履行停战撤兵之先决条件即于二十五日下午释放蒋介石，张学良送之至洛阳。蒋抵洛后当夜已下令撤兵。”1956年，周恩来还指出:“捉蒋以后再杀是困难的，因为那时就全中国的局势说，杀蒋不如放蒋有利，至于早放晚放关系不大，晚放也可能出别的枝节。”

更饶有趣味的是，12月26日，蒋介石从洛阳回到南京，发表了《对张杨的训词》，诬称西安事变的发生是因“反动派煽惑”和自己防范不周，而其解决是因张、杨在自己的“感召”下“勇于改过”。对此，毛泽东于12月28日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加以驳斥，公布了蒋介石在西安答应实行的六项条件，指出蒋是“因接受西安条件而恢复自由了”，并特别指出:“蒋氏应当记忆，他之所以能够安然离开西安，除西安事变的领导者张杨二将军之外，共产党的调停，实与有力。”言下之意，己不辩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