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日记中披露的材料，迥异于目前学术界的观点，需要考证分析，但所幸这并不是孤证。2004年，台湾《近代中国》杂志特请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马若孟与郭岱君两位教授协助，复印并翻译了胡佛研究所宋子文档案中的一份英文打字稿的西安事变日记。西安事变释蒋事件中的一个关键人物———宋子文的材料终于被披露于世，即《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宋子文的这份日记应该是事后追记而成，但对12月25日的有关情况也有详细记载，并与蒋介石的日记基本可以相互印证，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张学良在12月24日晚就和宋子文商量要在25日单独释放蒋介石。当时在西安及邻近地区，杨虎城“有九个军团”，而张学良“仅有一个军团”，“张一定在杨的严密监控之下，此乃十分确信的事”。面对这种情况，张学良和宋子文于12月24日晚“讨论出其不意带领委员长到机场搭机离开西安的可能性”。宋子文记述了讨论的最后决定:“如果情况不乐观，我要以极力要求另一个停战期限的延长为藉口，迫使蒋夫人明天早上启程前往南京。晚间，我和张将用汽车运送委员长到张的势力范围，然后经陆路到洛阳。”可见，宋子文日记与蒋介石日记都指出了，张学良有过在12月25日单独释蒋的计划。

第二，周恩来于12月25日上午面见了蒋介石，并和宋子文达成了具体协议。“周见了委员长，并解释说，共产党过去一年来为保存国力，曾试图避免打仗。他们并没有利用西安事变，而且建议的措施也同数个月前提出来的一样。现在他们要求委员长的保证:（一）停止剿共；（二）容共抗日；（三）允许派遣代表前往南京向委员长解释。”对于周恩来提出的条件，蒋介石回应:“共产党向北推进抵抗日本一直是他的希望，果如周所言，共产党愿意停止一切共产主义宣传活动，并服从他的领导，他将像对待自己子弟兵一样看待他们”，“委员长要周，休息够了，也针对相关问题详细讨论之后，亲自去南京”。可见，蒋介石实际上都答应了周恩来提出的条件。此后，“我们告别委员长。周说，委员长很疲惫，所以不想跟他谈太多，不过有些事需要执行:一、胡宗南军队应该离开陕西和甘肃。我说，我已经同意。他要我保证，我也同意。二、委员长回到南京后应发通电。我说，你草拟电文，如果我觉得观点可以接受，将请示委员长。三、他要求人民有言论自由。我答应努力争取。四、我要他在上海任命一个联络人。他说他会。五、他要我确保逐步释放政治犯。我说我会尽力”。可见，周恩来在和蒋介石会谈后，还要宋子文落实一些具体的事情。对于周恩来的要求，宋子文表示尽力满足；而且这几件事情基本上是蒋介石、宋子文回到南京后才能办的事情，尤其是第二件事情，因此这次会谈对释放蒋介石已很确定。

第三，周恩来答应宋子文提出当天就走的要求，并说服了杨虎城。宋子文在答应尽力执行周恩来提出的几件事情后，“极力向周主张委员长立即离开的必要性，再拖下去，将意味更复杂，而且战火一开，就很难压制”。宋子文还列举了具体理由:“我说，身为委员长旧部属，他应该知道委员长是重然诺之人。韩、宋的电报（指宋哲元和韩复榘在1936年12月23日的通电，其中认为西安事变是“出轨之事”、“亲痛仇快”———笔者注）将会引起波澜，国家也会陷入内战，此非共产党所欲，也不是第三国际所要。滞留愈久，将会影响委员长声誉。委员长已明确表明，如果不是同一天离开，他就不想走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不是同一天离开”，从日记上下文来看，只能是指张学良开始制订的让蒋介石和宋美龄分开走的计划。这很耐人寻味。如果周恩来对此计划不知情，而计划已确定放弃，宋子文根本没必要说出如此重大的隐秘，使得谈判节外生枝。可见，宋子文这样说出来，说明周恩来对这个计划是知情的，并且有所赞同，而宋子文在这时提出异议，极力让周恩来说服杨虎城，以便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当天同走。最终，“周承诺尽最大努力，也是在最后关头他说服杨将军的”。

综合蒋介石和宋子文的日记，在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的确曾有单独行动来释放蒋介石的计划，周恩来对此计划是知情的，并有所赞同，但是因为杨虎城的军队控制着西安而有些冒险，加上蒋介石或宋美龄的反对，计划被放弃；周恩来于当天上午面见了蒋介石，双方对停止内战、合作抗日达成共识；谈判既然取得成功，宋子文由此向周恩来提出让蒋介石当天走，周恩来做出关键性努力，说服了杨虎城，使蒋介石当天得以顺利离开西安。谈判取得成功后，宋子文提出要当天离开，周恩来当然答应，这的确还是符合逻辑的。而且，张学良连单独行动以释放蒋介石的计划都告知了周恩来，周恩来有所赞同并为释放蒋介石做出很大努力，张学良最终释放蒋介石也就不会隐瞒周恩来。

对于蒋介石和宋子文的日记，我们当然不应该完全不加分析地全部接受。例如，蒋介石在日记中说，临行前“余命张、杨囗囗在余床前对坐而切训之”，而很多材料都认为当时没有床前训话，而是蒋介石出门坐车时杨虎城才赶到，众人匆匆赶往机场；当然，还有材料认为是蒋介石到机场后杨虎城才赶来送行。再如，对于张学良单独行动释放蒋介石的计划，蒋介石日记称是宋美龄“即往访张，若委座不离此，则余（妻）亦必不离此”而未果；宋子文日记则指出是“委员长己明确表明，如果不是同一天离开，他就不想走了”。当时情况如何，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但是，由于日记本身带有记述亲身经历的性质，比一般回忆性史料可信度高，更由于国共两党长期处于敌对的状态，蒋介石生前甚至没有透露在西安事变中见过周恩来；所以，周恩来在12月25日释放蒋介石一事上做出了很多努力并最终促成，蒋介石和宋子文不可能在日记中对此有所虚构或美化。而且，蒋介石和宋子文的日记，基本可以互相印证。因此，这两份日记所披露的这些材料，具有很高的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