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这两份日记不仅具有很高的真实性，而且与西安事变其他的材料也有契合之处。

第一，张学良的有关材料。

在1936年12月24日下午，张学良曾召集设计委员会开会，介绍了谈判情况，透露了蒋介石很快要走，他还要亲自送到南京。当时有人问:“红军和杨主任的意见怎样？”张学良就回答:“红军的态度比我们还软，杨主任虽有些不同意见，但他是顾大体的。”参加会议的人不好再说什么，会议就此结束。第二天，即12月25日早晨，高崇民再次劝说张学良不要急于放蒋，并特别提醒:“这是三方面的事，不能由咱一家决定”。张学良回答说:“周先生比我还‘和平’，只虎城犹豫不决，我就去说服他。”而据高崇民本人回忆，张学良的回答更为直接一些，即:“周恩来是同意放蒋的，只是杨虎城还犹疑不决，我就去说服虎城”。这些材料都说明张学良在12月25日上午还在设法说服杨虎城，而周恩来则是同意释放蒋介石的，但材料中没有具体说明周恩来是否同意当天就释放蒋介石。

张学良本人后来在《西安事变忏悔录》中提到:他捉住蒋介石后，电请周恩来到西安，而“周到此时，俨然为西安之谋主矣”；并且“因蒋公离陕问题，良同杨虎城发生歧见”，“在此争论上，良言语急燥，几乎同杨决裂；乃系由周恩来在座解围，劝良小加休息，容他们会议商讨商讨，被周将杨说服”。这也证实是周恩来说服杨虎城同意释放蒋介石的，而且周恩来既然是“谋主”，对于释放蒋介石这么重大的问题，张学良理应告诉周恩来。

第二，杨虎城的有关材料。

西安事变的亲历者申伯纯认为:“杨本不同意无保证的放蒋，更不同意张亲送，但他一向尊重张学良，又不知道周恩来是否同意张亲送蒋走的事，当着蒋介石的面又不好争执，只得和张一起去飞机场送蒋介石。”并且，在张学良释放蒋介石的当晚，杨虎城曾对部下说:“这样匆匆忙忙地放蒋，张先生事前并没有征得我的同意，而他一定要陪蒋走，更出乎我的意料。我原以为张纵然不对我说，一定会对周恩来先生说明的，及至我和周先生见面的时候，周先生说他事前也毫无所闻”。“我不是不同意放蒋，但不能就这样放啊，没有同周先生和我商量，这还有什么三位一体！”可见，杨虎城在陪送蒋介石到机场时，误以为张学良已向周恩来说明了，得到了周恩来的同意，从而没有反对。他之所以有这样的判断，至少是他认为周恩来很可能是同意当天释放蒋介石的，甚至还有可能同意张学良亲送蒋介石。这应该与周恩来对他的说服工作有关。而且，如果没有对周恩来说服工作的充分了解，没有对杨虎城会同意蒋介石当天就走的基本把握，一度计划单独释放蒋介石的张学良，应该是不会贸然拉着杨虎城一起送蒋介石去机场的。另外，杨虎城认为“不能就这样放”，其中的含义是不明确的，可能是“不能当天就放”，可能是“不能无保证地放”，也可能是“不能让张学良亲自陪送”。杨虎城的判断具体是哪失误了？这两则材料都提到了张学良亲送蒋一事，申伯纯直接认为是“不知道周恩来是否同意张亲送蒋走的事”。

第三，周恩来的有关材料。

众所周知，周恩来是听了张学良卫队营长孙铭九的报告，才知道张学良送走蒋介石。据孙铭九回忆:他去找周恩来，“当时周先生正好在，我便问:‘副司令送委员长去飞机场了，您知道吗？’他一听，也很着急，马上说:‘我不知道，你怎么才来告诉我？’我说:‘我自己也是刚刚才知道的。’他急忙又问:‘有没有汽车？’我连说:‘有车，有车！’他拿起衣服边穿边往外走，还催促我说:‘快走！快走！我们去飞机场。’我们俩人很快就跳上一辆汽车直奔飞机场。”如果张学良是私自释放蒋介石，周恩来只身一人是难以劝阻的，他得知消息后，应该首先尝试和杨虎城等人联系，做出必要的部署，包括指挥邻近部队监视并控制机场、警戒张学良的部队等。但周恩来只是拿了衣服就和孙铭九一起去机场劝阻，应该是他担心张学良到机场后会陪同蒋介石一起飞往南京，认为对于张学良亲送蒋介石这种个人行为，只需要也只有自己亲往才能劝阻，而没有必要做出其他应对的措施。显然，从周恩来对此事的反应来看，他赶去机场，不是为了劝阻张学良释放蒋介石，而是为了劝阻张学良亲送蒋介石。

周恩来赶到机场，飞机已经起飞。对于此事，周恩来以后有几次论述，都是叹息张学良不该亲送蒋介石，而从来没有责备张学良释放了蒋介石。最具代表性的就是1956年周恩来在纪念西安事变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其中就明确指出:“张汉卿亲自送蒋走是个遗憾。我那时听说张送蒋走了，赶紧追到飞机场想再劝阻不要去送，但我到飞机场时，飞机已起飞了。我当时对人说，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看坏了，他现在不但要‘摆队送天霸’，还要‘负荆请罪’啊！”这就清楚地说明了周恩来当时赶去机场，是为了“再劝阻不要去送”。显然，当时周恩来已经劝阻过张学良不要亲送蒋介石，也就是说，周恩来此前已经知道张学良要释放蒋介石，只是劝阻张学良不要亲送而已。

西安事变时，澳大利亚人端纳作为宋美龄和蒋介石的私人顾问，在西安参与了多次谈判，并和蒋介石一起坐飞机离开西安，是一位重要的知情者。1945年，端纳在菲律宾对记者的谈话中说:周恩来起了在张、杨间的调解者的作用，挽救了这可怕的局面。端纳认为，实际上是周恩来使蒋介石得以安全离开。否则就不是这个结果，也可能事情将向另一个方向发展。周恩来“实际上是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中的最关键人物，是他把蒋将军从绑架中解救出来的”。这充分说明了周恩来在释放蒋介石一事上的作用，他不仅是知情者，甚至是极为重要的决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