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提示:综合蒋介石的日记、宋子文的日记、相关材料的佐证及推导，周恩来对于12月25日释放蒋介石是知情并同意的，还提供了关键性帮助。那为什么有关周恩来的重要著作都对此有所回避？ |
一
关于西安事变中张学良释放蒋介石问题，学术界目前观点所依据的有关周恩来的重要著作指出:1936年12月25日，宋子文要蒋介石、宋美龄当天就走，张学良同意并愿亲自伴送；周恩来认为在走前须有一个政治文件来表示，并不同意蒋当天走和张随去；但张学良在没有通知周恩来的情况下，于当天下午亲送蒋介石飞往洛阳。另外，依据这些重要著作，周恩来在西安事变期间只是于12月24日晚和蒋介石见面会谈，并没有具体说明周恩来在12月25日上午的活动。
周恩来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重要当事人，有关他的重要著作在这一问题上所持的观点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依照这些重要著作，在最后释放蒋介石的问题上，直接知情者只有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张学良等人。蒋介石和宋美龄在事后分别公开发表了《西安半月记》和《西安事变回忆录》，都只是说张学良在蒋介石的感召下悔悟而释放蒋介石，也都没有谈及周恩来与蒋介石的会面问题。这两个材料有着明显的宣传性质，与史实多有出入，学术界对其史料价值一直多有保留。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忏悔录》、多次谈访录等目前公开的材料中，对释放蒋介石问题都只是说明自己的一番苦心，对其他都没有涉及。宋子文在生前则对此没有材料披露。所以，一直以来，学术界对此事都是采用有关周恩来重要著作中的观点。
2003年，台湾《近代中国》杂志依据蒋介石孙媳方智怡提供的蒋介石在西安事变期间的日记影印本，公布了《蒋中正先生西安事变日记》。日记不同于公开发表的《西安半月记》，史料价值很高，尤其对1936年12月25日有较为详细的记载，与现在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多有不同，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杨虎城直到12月25日上午还是反对尽快释放蒋介石，张学良一度计划单独行动。“晨刻，子文来言，张决心送委座回京，惟格于杨虎城反对，不能公开送出城。”张学良的计划是，以要回南京调解为借口，“先送夫人与端纳出城上飞机先行”，而蒋介石则化装后到东北军驻地，“然后再设法起飞”。但是，“余妻即往访张，若委座不离此，即余（妻）亦必不离此”。宋美龄的反对，使张学良“心有所感，乃允设法同飞”，这一单独释放蒋介石的计划未能实行。
第二，周恩来在12月25日上午和蒋介石进行了一次会谈，对双方的停战与合作达成了共识。“十时许，周又来见余妻，其事先为子文言曰，共党对蒋先生并无要求，但希望蒋先生对余面说一语‘以后不剿共’则足矣。余乃属（属同“嘱”，下同———笔者注）妻找周来见。”这显然是周恩来代表中共对蒋介石提出最低要求，一定要蒋介石亲自表态。“余妻与子文求余强允之，否则甚难也。”不知是否是宋美龄和宋子文的劝告起了作用，蒋介石在会谈中提出:“若尔等以后不再破坏统一且听命中央，完全受余统一指挥，则余不单不进剿，且与其他部队一视同仁”。周恩来则回答:“红军必受蒋先生指挥，而且拥护中央之统一，决不破坏。”至此，蒋介石明确同意不“剿共”，但要中共受其指挥；周恩来则答应拥护蒋介石的领导。两人对国共两党停止内战和进行合作达成了共识，蒋介石还让周恩来“余事望与汉卿（张学良字汉卿———笔者注）详谈可也”。
第三，周恩来在会谈后答应帮助蒋介石今日离开西安，并有明显的效果。会谈顺利结束后，“周乃作别而出。子文属其再说虎城，使其赞成余今日回京，周乃允之”。可见，此时蒋介石一方认为当天离开西安的障碍只是杨虎城，要周恩来对杨虎城进行劝说，让其同意蒋介石当天就走，而周恩来也答应了。周恩来答应后，事情马上有了改观。“约下午二时半，子文来言，请准备后，即可行。未几，张亦来言虎城囗囗囗对，飞机已准备，可即出城上机。”（囗表示因日记霉烂而字迹无法辨认的字，下同———笔者注）可见，杨虎城显然态度大为改变，蒋介石出城已无阻碍，并且“余乃属张召虎城来，约半小时，虎城果来，余命张、杨囗囗在余床前对坐而切训之”。训话之后，蒋介石赶往机场登机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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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占善钦
编辑：
刘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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