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讲述经历成为谋生手段，真实与否就不再重要，因为无人会追究神话是不是真的，各人都从神话中获得自己想要的。

借古喻今的道具

1933年是“赛金花热”的一年，在“一·二八”后“不抵抗”的低压中，借古喻今成为一种时髦，然而更多的只是单纯的商业目的。如北京的哈尔飞戏院演赛金花的戏，在报上大打广告，宣传有赛氏本人上台演讲，但因她喉咙痛请人代讲，还引起观众哗然。再如南京大世界的老板请她去表演，每月五百元酬劳等等，让人看到炒作心理的古今大同。

更有许多人预备将她搬上舞台。如张竞生与明星电影公司接洽拍庚子年间的赛金花，胡蝶要约她上电影（赛金花表示:我极愿上镜头），一系列活动以夏衍的《赛金花》在金城大戏院公演达到高潮。

虽然夏衍表示“我就想以揭露汉奸丑态，唤起大众注意，‘国境以内的国防’为主题，将那些在这危城里面活跃着的人们的面目，假托在庚子事变前后的人物里面，而写作一个讽喻性质的剧本”，然而关于是否美化了赛金花，赛金花究竟是爱国女英雄还是卖国女汉奸，剧本是否侮辱了中国人，要不要“国防文学”……左翼与右翼内外都吵作一团，最终以张道藩往舞台上扔了一个茶杯，而后禁演了结。

这一些事情她全都不知道，赛金花从来没有看到过舞台上的自己，这一年她凄凉地死在肮脏的小屋子里，唯有破被一条。

1934年《申报》记者采访赛金花，失望地发现她“甚且并不知道国家为何物，更无论爱国与否矣”，“今日之赛，不但不聪明，甚至说话毫无条理，使人有疑为神经病者之感”。或许这才是她的真面目，却是不被需要的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