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都说不清的神话

1933年，早就被人遗忘的赛金花又出现在大众视野里。事起她央人写了一张呈文要求免除房捐八角，被北平《小实报》的记者管翼贤发现，立即前往赛家采访，在报上大加炒作。随后各方名人络绎不绝去看她，犹如欣赏出土的古玩；连在上海的“性学博士”张竞生都写信与她谈风论月。一时大批“赛金花访谈记”出炉，大众兴趣所在，仍然是那一段赛瓦情史。

然而随便找几篇访谈一看，便发现有问题。在这件事情上，赛金花本人的叙述颠三倒四，自相矛盾。

例如她对刘半农与商鸿逵自述身世时，完全未提及在欧洲是否与瓦德西相识；而曾繁的《赛金花外传》同样是采访她之后所写，她就明白表示二人是老相识:“他和洪先生是常常来往的。故而我们也很熟识。外界传说我在八国联军入京时才认识瓦德西，那是不对的。”

至于1900年的一段韵事，在有些访谈中，赛金花本人全盘否认:“我同瓦的交情固然很好，但彼此间的关系，确实清清白白；就是平时在一起谈话，也非常地守规矩，从无一语涉及过邪淫。”她强调的是她的侠义行径:八国联军在北京城中肆意杀人，她便向瓦德西进言，称义和团早就逃走，剩下的都是良民，实在太冤枉。瓦德西听后下令不准滥杀无辜，因此保全了许多北京百姓。当然，还有一些她自认为骄傲，后人看着却难评说的行为:例如她自称为联军办粮草，以个人名义担保，打消了一些商人心中的疑虑，也让他们狠狠宰了外国人一刀；又为了阻止联军到处抢花姑娘，她主动介绍妓女给他们，每次收费一百块，又狠狠宰了他们。

总之，在这些赛金花的自述中，她与瓦德西是纯洁的朋友关系，因为撇得太清，倒叫人不大相信。故而孙次舟讽刺道:“固不论赛金花正做着妓女生意，就是她被瓦德西那么信任，如果没有床笫之私，也未免太辜负人家的好意了吧！”

奇怪的是，有的时候她又会夸耀瓦德西乃是裙下之臣。如《罗宾汉》杂志的记者逊之采访她时，她便说:“时瓦德西知余下堂，向余表示爱情，余爱其人英勇，遂与同居三四月之久。”

对她的这番说法，有的人半信半疑，有的则是全盘否定，认为她根本不可能和瓦德西相识。后者中最典型的就是丁士源和齐如山。要命的是，他们两人的说法看起来十分可靠。

丁士源曾是赛金花的恩客。据他在《梅楞章京笔记》中所述，其时赛金花有个客人是为德军做翻译的葛麟德，因此她所住胡同邻居有什么事，往往请她求葛帮忙。她曾易装为男子，想和丁士源混入中南海开开眼界，孰料未能进去。回来后丁士源将此事告诉了同住的钟广生和沈荩，二人添油加醋写了假新闻说她如何被瓦德西看上，投到上海的《游戏报》和《新闻报》，造了一个天大的谣。

而齐如山自述在庚子辛丑一年间，“我和赛金花虽然不能说天天见面，但一个星期之中，至少也要碰到一两次，所以我跟她很熟”。在他的回忆中，赛金花不过是一个和德军中下级军官鬼混的妓女，拉拉皮条，借八国联军之势，到处敲诈恐吓一番，再趁机做点小生意，卖点东西给外国人。他认为赛金花绝对不可能认识瓦德西:第一，她只能说两句日常的德国话，根本不够谈国事；第二，有两次他见到赛金花时，她都与下层军官在一起，听到瓦德西要走过来了，大家都露出仓惶的神色，不希望让主帅看到和中国妓女在一起，由此证明二人绝不相识。

齐如山回忆中的赛金花，与她自述或文人笔下的“侠妓”大不相同，感觉却较近于实际情形。她只是一个脑子灵活、有点手腕却不脱庸俗风尘气的妓女，军队初入城时，或者需要一些像她这样本地还比较吃得开的人物（因此她自述曾为军队找供应商也不是不可能，但不太可能是瓦德西交待她做的），然而终究他们所想的不过是混水摸鱼捞一票。如卜正民在《合作》这本书中所写侵略者与被侵略者的关系:“他们主动顺应形势，相互适应，相互妥协，讨价还价，最后串通起来。他们必须这么做，因为已走投无路了。”

然而这一种比较平实的形象，是大众甚至赛金花本人都不愿接受的。老派人用她来感叹世风日下、士大夫阶层集体堕落，“灵飞（按:赛金花后嫁魏斯炅，改名魏赵灵飞）凭夷酋势，不作威福德，使其不为女子而为丈夫身，我知其爱国爱民，而为好官吏必矣。”（杨云史《灵飞墓诗碣》）这一种借“爱国女性”来讽刺“卖国官吏”的思路一直延续到夏衍的《赛金花》一剧。而赛金花本人凭借不断讲述自己的传奇经历，亦在困苦的晚年获得了关注—不但是公众的兴趣，还有实质的物质帮助，甚至得以常常出席各种宴会，一如现今PARTY上的各类“贵族后裔”、“世家公子”之类花瓶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