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可以说是因为人格的独立，也可以说艺术的独立，但是我觉得更主要的是她对自己的生活、对钱不是那么看重，过得去就行了，以至于，她的一生中间都在贫困中度过。

刚到法国去的时候，她基本上是依靠着卖一点画，然后接受的是社会的救济金。就在1960年，她实际上已经搬到了法国的一个小镇，叫做蒙巴拉斯。她自己也就住在小镇的一个小阁楼上，经济上比较窘困，她没有单独的画室，把卧室当成画室，她几乎在那个地方一天都不下楼，绘画。

主持人:这哪儿像功成名就的一个大画家啊，这就像一个在斗室当中还继续创业的一个画痴。再来看第二条，是坚决不入外国籍。这也是一种坚守啊。

嘉宾:是啊，当时的中国和欧洲差距很大。福利上面肯定就没什么太大问题了。但是她就是不入，为什么，有一颗中国心。潘玉良到了法国以后，一直把回国作为她的一种信念，这种信念一直到她八十多岁的时候，她还是不断地见人就说我要回国。

主持人:不光她想回去，一直以来，刘海粟不断地邀请她回来，她曾经的学生，著名的外交家黄镇先生也曾经邀请她回来，但是她始终都没有回来。为什么呢？

嘉宾:漂在外国的学子，他回不回国，怎么回国，除了自己的信念之外，和我们国内的一些政治气氛有很大的关系。就说潘玉良，在1949年到1951年的时候，她多次说要回国，但那时她的信念还不是很坚决，因为她觉得自己还没有那么特别地成功。到了1958年的时候，她在法国举办的一个中国画家潘玉良夫人的美术展览会获得了成功，她在高兴之余准备回国了。

这时，有人给她看了一份报纸。报上说，中国正在大规模地进行反右斗争，而且报上面还点名说刘海粟成了大右派。潘玉良在法国，她第一不懂什么叫右派，第二，她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刘海粟变成大右派是什么概念，所以她就写信问潘赞化。

潘赞化在回信中告诉她右派就是敌人，而且说，现在刘海粟是右派，所以刘海粟就是敌人。下面还有一句话，他说，现在潘牟也是个右派。所以，潘牟也是个敌人。

主持人:这个潘牟应该是潘赞化和大太太的儿子吧，长子。

嘉宾:是的。看到这样的信，潘玉良的心里想，怎么潘牟也成了敌人，刘海粟后来发展成什么样子，她不敢说，但是潘牟她是知道的，当时他们曾经在南京生活了一段时间，感情很好。

主持人:应该说和潘牟在一起生活的那一段日子，是潘玉良一生当中最具有家庭气氛的一段生活了，为此她还曾经画过《父与子》、《我之家庭》等等画作啊，所以从小看着长大的这样一个潘牟，现在也变成敌人了。

嘉宾:是啊，再看信的下面，潘赞化可以说话中有话了。说你现在是一个老太太了，如果长途跋涉很劳顿，天气又冷了，所以说，暂时就不要回国。

主持人:这个天气冷了是不是双关语啊？看来潘赞化依然还在用自己的爱支撑着、支持着潘玉良，这也许是潘玉良后来不断向艺术高峰攀登的一个动力吧。因为在1959年巴黎市长为潘玉良颁发了"多尔烈奖"，同时宣布，她的那尊张大千塑像被巴黎现代美术馆收藏，这是这个艺术馆第一次收藏东方女性作品，这个荣誉对她来说非常重要的。

嘉宾:这是一个很高的荣誉，潘玉良也很高兴，当天她就拍了一张照片寄给潘赞化，照片上写着"今天获巴黎大学多尔烈奖，此系授奖时与巴黎市市长留影。赞化兄惠存。玉良，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七日"。这个时候，潘玉良一方面想得到潘赞化的夸奖，另一方面，她真的要回国了。但是又没有回成。

因为1960年她得到了潘赞化去世的消息。这个对她打击很大，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她再也不提回国的事情。

主持人:所以，有人说像潘玉良这样的女子，往往是一脚幸运一脚蹉跎，幸运的是她的艺术道路，蹉跎的是她的情感历程。如今一生当中最重要的男人潘赞化也已经走了，这个时候我们恐怕要转一个话题，那就是在她的最经典，最得意的两件雕塑作品当中，除了一件张大千塑像之外，还有一件是王守义塑像。有人说这个王守义是潘玉良在巴黎的情人，是这样吗？

嘉宾:话不能这么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王守义是潘玉良在法国生活期间一个重要的人物，也可以这么说，是闯入她后半生生活的一个男人。

王守义1919年到法国勤工俭学，之后开了一家中餐馆，出国前他结过婚还有个孩子。1937年潘玉良再次来法国时，他们相识了。那时潘玉良生活极其窘迫，一次王守义去看望她，发现她饿得脸色很难看，于是临走就悄悄地将20美元塞在了潘玉良的门缝中。当时，20美元算得上是一笔大数目了，为此潘玉良非常感动，从次两人的关系渐渐密切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