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高华，时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1943年的延安，已是一个经过初步革命改造的社会。而仅仅数年之后，这里发育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经济模式，就将被发展、完善并推广到广袤的中国大地上。

1943年是国民党驻延安联络代表徐佛观忧心忡忡的一年。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信心满怀地对他说，蒋先生不相信天上有两个太阳，我偏要出一个给他看，“再过5年、8年，看鹿死谁手！”

毛泽东针对的是蒋介石在3月发表的《中国之命运》。此书一出，国民党内大声叫好，但是在延安呆了大半年，亲眼看到共产党励精图治的徐佛观却十分担忧。当年10月，他返回重庆后呈上“延安印象意见书”，蒋介石下令印成小册子在少数高级情报人员中传阅。在1950年代后以“现代新儒家”享誉台、港的徐佛观（此时已改名徐复观），那时已经预见到了一个不祥的结局:“用武力，在目前政治现状下，前途并不乐观。”

很多人都说，抗战时候的延安是一个充满阳光的地方。黄土高坡上成排的窑洞，山坡中间流淌的延水，还有山顶上的古塔，这些象征中国革命意识形态的地理剪影，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经典画面。

在长征结束之后，延安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大本营。用现在的眼光看，这是陕北偏僻山沟里一个粗糙简单的集镇:300多家门面至少有50家是打铁铺，商店里只有日用品，橱窗纯粹是摇鼓担式的。一些急奔而来的城市青年，在兴奋激动间还听见了打铁铺传来的叮叮当当声，和骡马粗糙枯哑的嘶鸣声。

但细心的人能看出，这个红色根据地又是一个经过初步革命改造的社会。当时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想到，仅仅数年之后，这个地方发育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经济模式，就将被发展、完善并推广到广袤的中国大地上。

另一个中国的雏形

中国共产党原来较为简单的党内机构和政府组织建制，在这时日渐成熟。党的中央委员会在延安设有不同的部门，如军事、组织、宣传、统战工作、敌区工作、工人、妇女等十余个部，同时还领导着晋绥、太行（晋冀豫）、晋察冀、华中、山东等五六个战略根据地。1943年这些根据地都实现了以大区负责干部为中心的党的一元化领导，由他们担任书记的各中央局对所属的根据地的党政、军事、财政、群众等工作进行具体管理。

尽管边区政府是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但其政权组织形式上的灵活性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在边区的群众基础。

在边区、县、乡三级政府的参议会中，中共党员只占其中1/3的席位，剩下2/3由非中共人士担任。据此前后来延安采访的西方记者称，“参议员全部是直接民选产生的。”烧香窟窿、数豆豆这样一些通俗的办法被不识字的农民用来代替写选票。各级参议会再选出乡县和边区的委员和乡长、县长及边区政府的正副主席。1943年，出任边区政府主席和参议会主席的，是中共元老林伯渠和谢觉哉。

在农村基层，日常事务由乡长、文书和自卫军连长组织政务会议讨论，重大问题则开一揽子会，劳动英雄、变工队长等一起参加。

减租减息由此得以展开。所有被评估后的土地按照富农、中农、贫农等层次，重新平均分配。获得土地后的农民埋头垦种。

1943年，驻扎在延安的边区政府机关、部队、学校以及工作人员的家属，正投入在紧张的“大生产运动”中。当时的解放日报第二版，每天十之八九是生产消息，谁半夜就上山开荒，谁开荒多少，谁打破记录，谁家的婆姨又纺纱多少。“跟着看齐”、“挑战”、“热火朝天”等词汇充满动感。有材料说，“大生产运动”以前，陕北一带的衣料全由外面供给。自从提倡妇纺后，民间手纺车已达12万架。这个生产运动帮助边区政权克服了百团大战和皖南事变，以及1941年的农作物歉收后的危机。

农村开始呈现出集体经济的特征，旧时农村分散的劳工互助形式成为一种生产组织形式。634个集体性的经济组织，管理生产、消费、运输、农贷、婚丧贷款和代收税金，无所不包。农民被允许以实物和人力、畜力入股。

于是，无论是美国观察团还是战地记者们，都直接从外表上看到了这样一个差别:享受着实物供给制和生产运动果实的延安战士们看上去精壮而整洁，穿着合身的军装。而国民党方面，尽管有可夸耀的美国装备，但士兵的生活依然很差，他们的军装都是用廉价的、质地很薄的布制作的。

尽管1943年边区的土地、人口和力量没有扩展，但全国范围内的人心向背已经开始发生意义深刻的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