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常人读史常有感叹，假如某人不死，假如某事不发生，或是假如某人早死，假如某事发生，历史就会变得不一样起来。那么，历史可以假如吗？假如的历史和现实发生的历史会有什么不同呢？为此我们专门在《重读》栏目开设了一个新的系列：假设历史，今天是第一期。欢迎广大读者在留言中告诉我们你们的“假如”，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假如的历史，会有什么不一样。

过去一直有一种说法，认为如果袁崇焕不死，明朝便不会灭亡。随着《碧血剑》等一系列小说、影视剧的热门。一个认识在很多人心中充满了影响力--袁崇焕是明朝最后的救星，也是明朝能力挽狂澜最后的机会。那么假如袁崇焕不死，并继续得到崇祯皇帝的信任与支持，他能力挽狂澜，拯救明朝吗？

历史上袁崇焕未能阻止明朝战略劣势的形成

首先我们看袁崇焕本人。

历史上，袁崇焕向崇祯皇帝许诺“五年复辽”，就是说要用五年时间打败后来清朝的前身后金政权，夺回被后金占领的辽东。并且还确定了以辽土养辽人，以辽人守辽土等一系列计划方针。但袁崇焕的五年之期还没干到一半，就失去崇祯的信任下狱身冤死。

很多人都设想，真给袁崇焕五年时间，他可能真能实践诺言恢复辽东呢。

可是，历史恐怕并不那么浪漫。袁崇焕当着崇祯皇帝的面夸下“五年平辽”的豪言壮语，但是一出门有人问起真的有信心与否的时候，他的回答却是“上期望甚迫，故以年慰圣心耳”。

用今天的话说这段话“信息量略大”，首先我们可以看出崇祯的心态是极为急迫的，这种心态可以说为未来洪承畴松锦之战被迫出战遭致大败埋下了伏笔。其次也反映出袁崇焕其实自己也没有把握平复辽东，这时候的他只是应对一个着急的上级的下属而已，只能捡上级喜欢听的话说。

五年克复辽东可能吗？当然不可能。袁崇焕守边期间，能做到使局面不急剧恶化已是不易了。事实上，也正是在袁崇焕任职期间后金完成了对明朝全面战略优势的确立。袁崇焕的“五年复辽”当然不可能实现。

局势的关键，是袁崇焕任职期间明后金双方的外交战。

在明金双方刚开始对垒的时候后金的开局其实是非常不利的，当时努尔哈赤的周边基本没有任何堪称可以信任的盟友，从九部联军到萨尔浒，努尔哈赤一直是属于被“群殴”的状态，甚至连布占泰这样的儿女亲家都常常靠不住。

但是到了袁崇焕主持边务的时期，形势已经发生了大变，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直，来自叶赫和江夷（布占泰）等的同族威胁基本得到了消除，随着萨尔浒明军战败，后金转入战略进攻，明军基本转入守势。

而这个时候的国际形势就显得相当重要了。虽然后金在战场上转入进攻，但在国际大环境中，仍旧处在明、蒙古、朝鲜三方敌对力量的夹击之中。于是，后金和明双方争夺的焦点就转移到蒙古和朝鲜身上。

而明在东北亚国际环境竞争上的全面失败，正是源自袁崇焕出守辽东的任上。

先说朝鲜。朝鲜一直是明朝的铁杆盟友，最为忠诚的附属国。地理位置上特别容易和明国一起夹攻后金，无论是成化年间的犁庭还是万历年间的萨尔浒战役女直人都是被夹击的一方，皇太极非常了解这一点。于是在1627年发动了“丁卯之役”，第一次征服了朝鲜半岛。

面对后金对盟国的进攻，袁崇焕没有任何实际解决办法。只能通过写信向皇太极抗议表达自己的不满“方以一介往来，又称兵于高丽，何故？我文武兵将遂疑汗之言不由心也。”然后要求皇太极“息刀下之兵，将事情讲析明白。”，可见在真的面对八旗铁骑的时候袁崇焕从来都做不到向崇祯夸口的那样威武，只能象征性出兵绕一圈做个姿势，对于后金根本没有起到实质性的“牵制”。实际上只有书信抗议来进行形式上的“牵制”，结果就是朝鲜在后金的征伐之后，被迫订立城下之盟，从明朝的盟国沦为了后金的附庸。原本三方夹击后金的态势，一下就失掉了右翼。

除了朝鲜之外明朝争取的对象就是蒙古。明朝和后金对蒙古的争取可以说从来没有停止过，在早年蒙古左翼和明朝关系极为恶劣，但是到了万历年间，随着后金八旗的崛起，明朝改变了以往的政策，开始了“款虏御奴”的政策，在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户部给事中官应震便上书提出“伐敌交，张威势，悉敌情”三条“御奴”政策提出“以虏攻奴”的策略，在辽沈失陷后，明朝快速实施起了这个策略。在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一口气打赏了林丹汗四万八千两白银。此后成为定例明朝每年付出四万两白银雇佣蒙古人攻击后金。

努尔哈赤为此愤愤不平指责蒙古为了金银屠戮和自己习俗相近的女直人，后来林丹汗扣押了后金使节，努尔哈赤则杀掉了林丹汗的使节，双方彻底反目，明朝乘机将佣金提高到了十万两，林丹汗彻底成为了明军佣兵。

在明朝的金钱攻势下除了林丹之外内喀尔喀部落也三次背叛后金。客观的说在天启年间明人的战略得到了一定成果。

但是这种雇佣关系并不是牢固的，林丹汗多次挟赏，最后在崇祯二年将佣金提高到了每年三十二万两。

而实际上，袁崇焕对蒙古牵制后金的效果却没有抱太大期望，他称“今日之计，我方有事于东，不得不修好，西虏即未必可用，然不为我害，即为我用矣！岁费金钱数十万，其亦不虚掷乎？西款不坏，我得一时防奴”--只希望蒙古人拿了钱别添乱就行了。

袁崇焕对蒙古牵制后金作用的忽视，直接决定了后金对蒙古发动攻势时他的态度--坐视。与之相反，后金的领袖皇太极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远比袁崇焕准确，在征服朝鲜之后，后金就对包围圈的左翼--蒙古诸部进行攻略。进攻分化瓦解和武力征讨。到1629年，蒙古科尔沁部、内喀尔喀部、喀喇沁部、察哈尔部的部分先后降服后金，蒙古林丹汗不得不率领察哈尔部主体西迁远走甘肃青海。这样，包围网的左翼也被彻底粉碎了。原本三家包围后金的态势，变成了后金与明在东起辽东西到宣大的漫长北方沿边对峙的局面。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后来置袁崇焕于死地的后金绕过辽东防线攻入长城的军事行动，其行军路线和突破口正是原本蒙古人的势力范围。袁崇焕的死，可以说在他坐视后金吞并蒙古时已经埋下了肇因。

在袁崇焕出掌辽东时期，明朝在国际战略上彻底失败了。

在这段时间内袁崇焕在干什么呢？答案是在修筑宁锦防线，战术是典型的“凭坚城用大炮”，根本没想过主动出击，因此只能坐视后金先后征服朝鲜和蒙古。

而之后虽然防线暂时阻挡了当时缺乏重型攻坚火力的八旗军队。但后金一统塞外的国际形势却已经在袁崇焕手中造就，大势已定，就算袁崇焕不死，也动摇不了这一局面分毫了。

有趣的是，崇祯二年，辽东大饥荒，在那个士兵普遍挨饿的紧要关头（万历年间熊廷弼就曾吐槽仓库中的粮食已经“如粪”），袁崇焕却以“拉拢蒙古”为名目，称“人归我而不收，委以资敌，臣不敢也”，向正处于缺粮状态的后金控制下的蒙古喀喇沁部卖粮--“臣以是招之来，许其关外高台堡通市度命，但只许布米易柴薪”，当然，这些粮食也就堂而皇之地通过喀喇沁部流入了同样处于粮荒中的后金。值得一提的是同时后金也有派人买粮的行动。考虑到同一时期袁崇焕正私下与后金议和，其中的默契不言而喻。

最后崇祯下令禁止这种行为：“西夷通虏，讥防紧要。奏内各夷市买于东，明是接应，何以制奴？着该督抚严行禁止！其招来属夷，其有饥困，查明部落多少，计口量许换米，不得卖与布帛米粮及夹带禁品。路将等官，倍加侦察，如有疏违，以通夷罪论处！”--崇祯的旨意，是蒙古部落只有在真正附属明朝后，才能“计口量许换米”，这当然不会使粮食流入后金。

值得玩味的是，为了卖粮给喀喇沁部，袁崇焕不顾喀喇沁部已经在后金控制之下的事实，奏报称喀喇沁部“未与奴通”，只是“依奴而自固”，并且向崇祯保证，这些蒙古部落“宁愿以妻子为质，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而后来后金绕过辽东入侵明朝的军事行动，也正是喀喇沁部带路，“上亲率大军伐明，谒堂子启行，以来朝蒙古喀喇沁部落台吉布尔噶都，曾受赏于明，熟识路径，用为进兵向导。”……从某种意义上，袁崇焕是自己挖了个坑自己跳了下去。

明朝末年国家机器整体腐败不能支撑袁崇焕的目标

目光回到内部，此时明朝的内政能力能否支持袁崇焕的战略呢？答案还是否定的。

首先看明军的情况和内部的关系，边军欠饷“或至三年以上”，士兵常年吃不饱也是非常常见的情况，哪怕是战事紧急的辽东也出现了“军粮四月不得发”而且就算是发了也“烂如粪”，待遇稍好的只有将领的家丁部队。家丁一匹战马价格就可以达到十八到二十两接近当时一个普通士兵两年的工资总和，但是家丁是将领的私人武装，少量的家丁极大的占用了作为国家武装力量的普通士兵的资源。

士兵杀良冒功的现象也让人触目惊心，例如在陕西“副总兵赵大胤报斩贼级五千，验之皆妇人首也”。军纪根本已经荡然无存。这样一直以杀良冒功未能的军队，很难想象其战斗力能有多强。

更为严重的是明军内部的矛盾，在今天的人看来以袁崇焕和毛文龙的对立最广为人知，事实上这只是众多例子中最明显的一个。这种矛盾酿成的苦果在明军与后金的战争中屡见不鲜。比如在浑河之战中，来援的明军分为川军和浙军，当时八旗精锐巴雅喇（禁卫军）因为轻敌，“未待棉甲盾车”便冲上去和川军肉搏，激战良久一度不相上下，本是击败后金的好机会。但川军奋力血战，浙军却按兵不动错失战机。最后努尔哈赤全军进击将川军击溃，这时候浙军在哪儿呢？答案是还在河对岸。只因不久之前，川军和浙军刚刚经历了一场械斗，这个隐患在关键的时刻爆发。而坐视川军败亡的浙军，随后在数万八旗军的围攻下，耗尽了弹药也被击败。

内部不和、欠粮欠饷、军纪糜烂，这些都不是袁崇焕一个人能够解决的问题。明军的战斗力长期不振，与后金野战几无胜绩，甚至有时八旗军队甚至只需要列阵就能让明军望风而遁。袁崇焕对此也束手无策，他能想的办法不过是“凭坚城，用大炮”，避免野战，对于明军战斗力的提升没有任何作用。而这一经验在他手上推广扩大，辽东防线实则成了明末版马奇诺防线，在财政上拖垮明朝的同时，被后金轻松绕过，贻笑大方。

那么明朝毕竟“泱泱天朝”，崇祯依旧坐拥天下，能否通过积极的改革，让这些弊端消融呢？答案依旧是否定的。

当时明朝的腐坏是根本上的糜烂。自然灾害毫无疑问是农业社会的最大的天敌，此时随着小冰河期的到来，农业遭受巨大破坏，物价飞涨。在天启年间一斗米就可以达到价值一两二钱，这差不多是一个士兵的月薪了。继天灾之后是人祸，明朝僵化的政治体制此时已经腐败横行。惊人的腐败导致行政成本高的离谱。比如崇祯曾拨出十万私房钱赈灾，结果得到赈济的只有7000人，平均十两银子尚不能救活一人。皇帝的私房钱尚且如此，公帑效用几何可想而知。

整个国家机器从上到下彻底腐朽是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这也是一个袁崇焕根本改变不了的。最后毁灭明王朝的农民军，其最初源头是“山西，陕西大饥，府谷民王嘉胤倡乱，白水盗王贰等应之，众五六千人，为流寇之始”。但我们仔细回顾这一起源会发现，实际上是明朝政府对饥荒的应对直接将灾民逼反。“御史黄道真请发赈，以解饥民之从贼者，不报”，就如同一个病人看医生，医生给开了药药房却拒绝给药，导致“其势日增”，但是“而官府听之不闻”，灾民为了生存，只能造反。而各地官僚抱着得过且过的心态，甚至在面对农民军的时候也只想着将烫手的山芋扔给别人，设法将其驱逐出去就大功告成。这是就算袁崇焕不死也解决不了的问题。

客观的说此时明朝已经病入膏肓，没有任何人任何手段能够挽救。又遇到了崇祯皇帝这样急功近利的君王，袁崇焕可以说是尽力了，但是无论是他的主观能力还是当时明清的客观局势都无法让他成为明朝的“拯救者”。

假如袁崇焕不死能拯救明朝吗？答案是不能，此时的明朝已经是谁也救不了的了，更何况还是水平有限的袁崇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