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蛊之祸的谜底

汉武帝征和二年，大汉帝国的都城长安。

一个惊人的消息传遍了全城--太子起兵谋反了。

事起突然，却发展迅速，太子刘据带着宾客，发兵数万与宰相刘屈牦率领的政府军在城中激战。

大战五天后，太子战败，带着两个儿子出逃。很快在追捕中自杀身亡。太子全家，上至汉武帝皇后卫子夫，下至太子夫妇子孙亲属全部被杀。

这个时候，我们的主人公刘询，太子刘据的孙子，才刚出生几个月。他的父亲史皇孙刘进，是太子的长子，汉武帝的长孙，也没能逃过此劫。

好好地太子为何要造反？

一般的说法是，武帝晚年多病，亲信江充乘机进谗言，称此乃有人诅咒武帝。武帝便命江充侦查此事。江充与太子刘据有仇，怕武帝死后太子即位对己不利，于是伪造证据诬告太子在宫中诅咒武帝。时武帝原载甘泉宫养病，太子无以自辩，只有起兵造反捕杀江充以求自保。这就是著名的汉武帝时的巫蛊之祸。

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太子逼反的确是江充诬告所致，但这背后，却并非只是个父子被小人离间的家庭道德伦理悲剧。

汉武帝本人才是事件幕后的谋主。而目的，是为了更换皇嗣，并肃清皇后卫子夫家族的外戚势力。

巫蛊之祸发生的背后矛盾

武帝本人雄才大略又刻薄寡恩，好用张汤、江充之类的文法酷吏。而太子刘据为政却是另一个风格。史称“性仁恕温谨”，用汉武帝自己的话形容。是“敦重好静”。这让武帝感觉太子“嫌其能少不类己”。而这“不类”，也让汉武帝充满了矛盾。

一方面，武帝自许甚高，他曾骄傲地对卫青说“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如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后代如仿效他的作为就会亡国，而他则能掌控全局创不世之功业。武帝的自身定位是如此之高。

而对于太子刘据，武帝曾如此定位“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不使朕忧，欲求守文之者，安有贤于太子者乎！”

仁恕守文的太子无疑是自己身后保守江山的最好选择。这是武帝原来的认识。但随着太子年纪渐长，逐渐参与政治。他与武帝截然不同的为政风格终究带来了麻烦。

武帝用法严，多用深刻酷吏，而太子宽厚，对于酷吏所作所为多有平反，因此深得百姓民心。但却使武帝亲信的一帮而用法大臣深为不满。江充与太子间与其说是私仇，不如说是政治路线间的深刻矛盾。而这背后，则是太子与武帝的深刻分歧。

史称“群臣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毁之。邪臣多党羽，故太子誉少而毁多。”

太子与武帝在政治路线上的分歧逐渐明显，另一个影响武帝决策的因素也重要起来。

这就是太子之母皇后卫子夫卫家的势力。

随着卫子夫被立为皇后，武帝大力启用卫氏宗族，一时间外戚卫家权势扶摇直上。全盛之时，卫氏宗族中卫青任大司马大将军，一门五侯；霍去病任大司马骠骑将军。门生故吏下属在朝为官不计其数，甚至一直做到宰相。卫氏之盛以至于当时有民谣“生男无喜，生女无怒，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

卫氏外戚势力的全盛也让武帝动了警惕之心。虽然随着卫青和霍去病的去世，卫氏的势力有所削弱，但基本还在。太子显示出的政治倾向又与武帝相悖。随着卫子夫年岁渐大失去宠爱。而武帝后来的宠妃如李夫人、钩弋夫人等又生下了其他皇子，解决卫氏势力撤换太子就成了武帝的最终选择。

巫蛊之祸开始时，武帝就对属于卫氏势力的宰相公孙贺下手，先诛杀公孙贺父子及太子亲姐妹--同为皇后卫子夫所生的阳石公主和诸邑公主以及卫青的长子卫伉，走出了铲除卫氏的第一步。就已经说明之后发生的对太子的诬告和逼反根本不是出自偶然的私人恩怨，而是武帝和亲信的任法官僚们设计好的步骤。

汉宣帝刘询的悲惨童年

自己的太爷爷设计借助诬告铲除了自己爷爷整个家族，而自己则是整个家族中唯一的幸存者。刚出生的刘询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悲惨的局面。

尚在襁褓中的小刘询，虽幸免被杀，却马上被送进了大牢，成了大汉帝国上下年龄最小的囚犯。被关进郡邸狱后，主管郡邸狱夫人廷尉监邴吉“重哀曾孙无辜”，派遣两个女囚轮流给他哺乳。没有任何亲情关爱的病已在邴吉的关照下凄苦地在监狱中长到了五岁。由于监狱里恶劣的条件，小刘询常常生病，为了让他快点好，小刘询有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名字“病已”。

4年多后，恐怖的太爷爷汉武帝刘彻去世了。但就在他死前，又险些将年幼的曾孙扼杀在襁褓中。

“后元二年，武帝疾……望气者言长安狱中有天子气”，于是，武帝派遣使者连夜到长安城各个监狱，无论囚犯犯罪轻重全部诛杀。多亏邴吉紧闭郡邸狱大门，拒绝使者入内，他说：“皇曾孙在。他人亡（无）辜死者犹不可，况亲曾孙乎”，一直到天亮。使者回朝劾奏邴吉，武帝才醒悟，感叹曾孙：“天使之也”因此大赦天下。而长安各监狱只有郡邸狱的囚犯侥幸得以保全性命，并被释放出狱。因祸得福的他还得到了曾祖父最后的一点眷顾--武帝命宗正将病已重新列入皇家族谱。在法理上肯定了病已皇曾孙的地位。

但，虽然恢复了宗室地位，刘病已依旧无家可归，于是邴吉派人护送乳母和病已去京兆尹官邸，京兆尹不接纳。邴吉打听到病已祖母史良娣家，把病已亲自送到史良娣家，曾外祖母贞君见到惨死的女儿的小孙子“甚哀之，自养视焉”。

从平民到继承帝位

重新确立皇族身份的病已按例被接回长安由掖庭令看管照顾，但他的身份已然是平民。在这里他遇到了生命中第二个恩人--掖庭令张贺。张贺原是刘据的家臣，同情刘据一门的遭遇，感念故主的恩德，张贺对病已关怀备至。

特殊的身份，平民的生活，让年少的刘病已有大量的时间在长安城内外游荡。于是，少年刘病己随意往来于诸陵、三辅、莲勺、杜、鄂之间，过着“喜游侠”，“斗鸡走狗”的生活。在一个“古惑仔”少年形象的背后，未来的皇帝也已经对大汉帝国的基层社会的现状和运作有了清楚的认识，“具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和民生疾苦。这种独一无二的经历在刘询今后的皇帝生涯中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就在刘病己流连民间走马五陵的时候，汉武帝的继任者，汉昭帝刘弗陵驾崩。昭帝无子，继任皇帝究竟选谁，成为朝廷上下最关心的事。

领武帝遗命辅佐昭帝的权臣霍光心里也有一本账。作为汉昭帝朝权斗的最终胜利者，他已经消灭了同样受命的顾命大臣上官桀、桑弘羊，成为权倾朝野一人独大的大权臣，也是朝政的真正控制者。在他心目中，接下来即皇位的人，只能是一个年龄不大，没有自己私人势力的傀儡，从而无法对他的大权独揽形成挑战。

于是，他否决了已经成年的广陵王刘胥，而选择了年龄尚小，且母族亲戚均在汉武帝朝就已经被铲除干净的昌邑王刘贺。

可刘贺让他失望了。没有外戚的力量，刘贺还有封国。

当上天子的刘贺马上将自己在封国中重用的亲信授予高官。并试图用他们控制朝廷和军权，与霍光掰掰腕子。

他太天真了。

独揽朝政十余年的霍光，早已将自身的势力渗透到朝廷的各个部分，上至宰相，下至小吏，谁敢对大司马大将军说半个“不”字？

刘贺的努力，尚没给自己争取到多少权力，就已经暴露了自己的全部目的。于是，在被霍光立为皇帝后仅仅二百余日，他就被同一个力量从皇帝的宝座上扯了下来。“光奏王贺淫乱，请废。”用皇太后的名义，以刘贺“淫乱”为罪名，将他废黜。

同样年龄不大，没有自己私人势力的傀儡，还有没有了？

于是，此时已经升为光禄大夫的原廷尉监邴吉，将刘病已这个汉武帝的曾孙推荐给了霍光。对于霍光，这可是一个比昌邑王还要理想的傀儡：只有18岁的刘病己既无强有力的外戚支援--全家被杀得只剩他一个了--而且之前因是谋逆的太子之孙，虽然名列皇族，却只是一介平民，更不可能有成型的封国班底。除了霍光，他还能听谁的？

于是，我们目前的这位问题青年，谋逆太子的孙子刘病已，就这么神奇地被拥上皇位，得回了本来就应是自己家族所有的皇帝宝座。

权斗铲除权臣家族

当上皇帝后应该怎么做？民间长大的刘病己可比刘贺有心眼得多。在霍光权势滔天的情况下，不想当刘贺第二，那么就只好咬牙隐忍，表演好这个傀儡的角色。

霍光突然上表提出还政于皇帝。病已笑笑，这明显是个试探。于是以年幼为借口推让，霍光不仅得以继续秉政，还获得了增食封邑的褒赏。于是霍光暂时放了心--这个傀儡还是很明白自己身份的。

霍氏家族为了争夺皇后之位，派人秘密暗杀了他平民时迎娶已经立为皇后的许夫人，他暴怒，他自然知道是谁做的，也知道追查不出结果。于是，暴怒之后他继续隐忍，满足霍家的要求将霍光的小女儿娶为皇后。联姻在政治上意味着什么，他自然清楚。

隐忍是因为，他知道，霍光已经老了，霍氏的年轻一代中，再没有像样的人物，什么时候霍光死去，什么时候就是霍家败亡的开始。他在等时间将霍光带去那个世界--他还年轻，他等得起。这个在监狱里长大的年轻人，有着无与伦比的耐心和意志力。

霍光终于死了。

刘病己开始动手，他提拔了几个自己信任的官员--并不多。霍光虽然死了，但霍家的势力依然布满朝廷，还不能莽撞地刺激他们。然后他开始给霍家子弟和党羽升官。

在得到更高官职的同时，他们也高升一步，离开了他们原本把持的要害部门--比如中央军和皇宫卫戍部队。而他们留下的空缺，病已毫不犹豫地用上了自己人：已故妻子许皇后家族和祖母史贞君家族。外戚是可以制造的。

渐渐地，人们发现，霍家的党羽，要么以年老为由被退休，要么以调动为名外放地方。同时霍家一件又一件为所欲为，飞扬跋扈的事件广为传播。病已在舆论和组织上同时着手打击对手。

转眼间，霍光去世两年了。刘病己觉得，铲除霍家的前期工作已经基本完成，需要做的就是--收网。收网需要一个由头，以何事为由开启消灭霍氏的大幕呢？病已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一直让自己耿耿于怀的许皇后之死。

霍氏家族慌了，他们开始认真部署造反。于是刘病已名正言顺将霍氏家族族灭。烜赫一时的权臣霍光家族的历史，就此画上句号。

这个监狱中长大，几年前还在长安各处放浪不羁的问题少年，凭着自己的政治手腕和非凡的忍耐力，终于成为大汉帝国真正的主人。

他，也把名字“病已”改成“询”。

汉宣帝与“与民休息”

真正自己当家作主了，刘病已发现，自己的这副担子可真不轻。

太爷爷武帝三十多年的穷兵黩武，造成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在武帝晚年，已经把整个国家搞到“户口减半”，面临王朝崩溃的边缘。

为此，武帝晚年下罪己诏“轮台悔过”之后，进昭帝和霍光秉政时代，汉代采取了“与民休息”的国策。

刘病已掌权后，继续推行昭帝与霍光的“与民休息”的国策。针对漕运耗人力、浪费严重的问题，他听从了大臣在三辅和弘农地区买粮的建议后，果断减少了一半的漕卒，大省漕运力役。而对于遭受自然灾害的地区则施行减免租赋的政策，加大抚恤力度。厉行轻徭薄赋。为保证对流民的抚恤措施更加具体，他规定：凡是回归原籍的流民，由政府给予粮种，分给田地耕种，免除相应租赋。这是自汉武帝时代以来招抚流民条件最优惠，措施最具体的一项诏令。通过这道诏令劝课农桑，稳定秩序的目的已达到。

经过多年的恢复，社会环境大有起色。但武帝时代产生的社会问题依旧严峻。

汉武帝连年用兵，到后来财用衰竭，国用不济，就用卖官鬻爵和输财赎罪等办法增加财政收入。因此，“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凌夷，廉耻相冒”，货卖公行，乌烟瘴气。搞得吏治非常混乱。

汉宣帝亲政伊始，就抓紧整肃吏治这个中心环节。大臣萧望之建言：“选同姓，举贤才，以为腹心，与参政谋，令公卿大臣朝见奏事，明陈具职，以考功能”。汉宣帝采纳了这一建议，即拜萧望之为谒者。其上书言事者，“辄下望之问状，高者请垂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试事，满岁以状闻，下者报闻，或罢归田里，所自处奏皆可。”由是选拔和任用了一批干练有为的官吏，打下了整肃吏治的基础。

同时宣帝本人也勤于政事，“五日一听事，自尽相以下各奉职而进”。

他尤其注意地方官员的选任，在任命刺史守相时，往往亲自见问，交代任务，观察其言词，以后考察其行为，将其治理情况皆作表记载。发现如有名实不符之处，必追究其原因，了解其所以然。特别是对于二千石一级官吏的考核和督责尤为严格，因为这一集官员往往是直接治理百姓的亲民官员，所用良莠与否直接关系到一地百姓是否能安然享受“与民休息”政策的实惠。

汉宣帝常称道：“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无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

刘询本人还厉行节俭，多次下令节省开支以增加财政收入。此外他还组织规模盛大的儒家经学会议，讲论五v经的异同问题，针对学术界和思想界对儒家经典的理解存在分歧，刘询亲临会场对争论作出终端裁决，从而统一了思想。

汉宣帝与“王霸杂用”

这一系列政策，大有乃祖戾太子刘据当年行政的“仁恕温谨”的风格。但实际上刘病已更看好并喜爱的，是曾祖父汉武帝的行政风格。而又充分吸收了曾祖父的教训，将曾祖与祖父的风格交相杂糅，在对武帝政策进行模仿的同时也进行纠错，最终形成自己“霸王道杂之”的为政风格。

而要害就在于，对汉武帝的酷吏政治进行儒学化包装和控制。

汉武帝为了解决帝国社会治安和全面发展的问题大量任用酷吏，实行严苛之治，但是宣帝任用“能吏”，“能吏”与酷吏的区别就在于：酷吏纯粹以严苛之法进行治理，但是“能吏”在为政过程中会在法家思想的表面套上一层儒学的面纱，避免了治狱、办案由严厉走向残虐。这实际上就表现了汉宣帝既模仿了汉武帝的严刑峻法又稍微有所改正。也就是说既有模仿又有纠错。

这一原则造就了宣帝时代作为吏治清明的典范时代。

宣帝时期吏治所以成为后代的典范表现在涌现了一大批能力超群的官吏，尤其两千石的官吏中间，强干精明的官吏尤其众多。这一批官吏深受汉宣帝重视，他们中间不少人甚至跻身公卿行列。班固曾经对这批官吏进行了总结：“孝宣承统，纂修洪业……将相则张安世、赵充国、魏相、丙吉、于定国、杜延年，治民则黄霸、王成、龚遂、郑弘、召信臣、韩延寿、尹翁归、赵广汉、严延年、张敞之属，皆有功迹见述于世。参其名臣，亦其次也。”

他们大都活动于汉宣帝 躬亲政事之后，建立了一定的功绩，并且受到宣帝的青睐。他们首先精通严刑苛法，掌握了较为高超的运用法令治理社会的能力，并据以为政。而在为政之时，表面形式上，他们大都为自己的严苛之治套上一个体面的形式：即儒家学派的主张和理论。

而为了获得此项用儒术缘饰政治的能力，各级官吏就必须加强自己的儒学修养。

在儒学主张的修饰下，为

自己的举措套上一层温情的面纱和一个仁义的光环，避免把内在的本质功利的计算直接暴露出来。

正是这样的原则，为汉宣帝时代构造了一个法令严明又重义温情的氛围，为社会走向大治创造了条件。

汉宣帝与灾异祥瑞

宣帝以昭帝继承人的身份入继大统。但宣帝为昭帝侄孙辈，礼只有兄终弟及、父死子继，无以孙继祖者。另外，宣帝虽为武帝曾孙，但受其祖卫太子牵连，以庶人身份由官府抚养成人：“幸得以庶人衣食县官”。地位低贱，并不具备储君候选人资格。所以，宣帝成为天子，无论是在正统性，还是合理性方面都存在着极大缺陷。

当武帝之子广陵王刘胥得知刘询被立为天子后，非常惊讶与愤怒地说：“太子孙何以反得立？”而另一贵族楚王刘延寿则以为：“广陵王胥武帝子，天下有变必得立，阴欲附倚辅助之”，因遗书刘胥，提醒他要“长耳目，毋后人有天下。”显现出宣帝因得国不正而面临的政治窘境。

为了彰显自己得国的正统性与合理性，宣帝频繁乞灵于鬼神，大力宣扬灾异祥瑞，作为自己“受命于天”的证明。吏民见宣帝热衷于祥瑞之事，遂“争言祥瑞，以中其欲。”于是，祥瑞频现。

问题在于，统治者虽可借祥瑞文饰政治，但由于自然现象的不可预知性，故无形中也给现实政治带来了巨大风险。因为在祥瑞说流行的同时，还存在天谴说，此说意为帝王行事若不符合上天的心意，上天会降下灾异来提醒甚至惩罚统治者。

以提出“天人感应”的董仲舒的天谴说为例。董仲舒并不止于天以灾异警示帝王，董仲舒还认为，天并不私于一姓，“无常予，无常夺也。”无道便没有资格统治天下，就应该被有道者所取代。据此，如果上天总是降下预示灾异的凶兆，那么是否意味着皇朝要被取代？

有鉴于此，汉代自高祖以至于景帝，鲜有君主以祥瑞文饰其统治者，因灾异而罪己者也只有文帝一人，且仅有一次。武帝贪祥瑞说之利，大肆鼓吹，而于史不绝书的灾异不置一词，不免给人以自欺欺人之感。而到了昭帝时，利用祥瑞说文饰政治就变得有点难以为继。昭帝在位13年，表彰祥瑞活动只有两次。到宣帝在位时，便面临着是否利用天人感应之说的抉择，要么及时刹住利用祥瑞说文饰政治之风，要么全面接受天人感应之说，在鼓吹祥瑞的同时，也对灾异现象给予回应。

宣帝最终选择的是后者，在褒贬祥瑞的同时，对灾异现象也给予重视，如本始四年（公元前70年）诏称：“盖灾异者，天地之戒也。”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十月，诏称“乃者九月壬申地震，朕甚惧焉。”五凤四年（公元前54年）四月辛丑晦，日食，诏称：“皇天见异，以戒朕躬，是朕之不逮，吏之不称也。”

既然认可了灾异天谴说，则允许臣民探讨灾异出现的原因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于是前代禁止以灾异推演政治的禁忌也得以解除。

这种之一王朝根本的行为，本是被严格禁止的。董仲舒提出祥瑞天谴说之时，即热衷于以《春秋》为指导推演当代的天象以预测时事。因实际上是在窥测汉室的兴衰，故朝廷对于这种猜测天意极为疑忌。董仲舒因此获罪，武帝“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

相反，宣帝却屡屡诏求天下对灾异现象发表看法。如本始四年（公元前70年）因地震下诏，“乃者地震北海、琅邪，坏祖宗庙，朕甚惧焉。丞相、御史其与列侯、中二千石博问经学之士，有以应变，辅朕之不逮，毋有所讳。”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十月，诏“乃者九月壬申地震，朕甚惧焉。有能箴朕过失，及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以匡朕之不逮，毋讳有司。”

这样一来，等于解除了此前不准论说灾异的禁忌，每个人都可以对祥瑞灾异现象发表看法，从而使国家对舆论的主导权渐渐丧失；同时元成哀平时期频繁的灾异现象，又使汉家即将灭亡的观点深入人心，易代思潮随之而起。

汉宣帝与外戚乱政

另一方面，自汉初高祖死后吕后专权以来，汉朝皇室对于外戚势力一直深有提防，文景时代外戚力量一直不彰，武帝时因外戚卫氏强盛，就如本文开头所揭示的，武帝亲自定策将卫氏势力彻底铲除，之后又有为防止外戚发展逼死昭帝之母钩弋夫人之举。

而到宣帝是，这一局面被完全颠覆。

因为刘询奇特的身世，在被立为帝之前，身为平民且是孤儿的他，与祖母史氏家族、妻子许氏家族相依为命，感情深厚。

史书记载：狱使者邴吉怜皇曾孙无所归，载以付史恭。恭母贞君年老，见孙孤，甚哀之，自养视焉。长大成人后，“（张贺）为取暴室啬夫许广汉女，曾孙因依倚广汉兄弟及祖母家史氏”。

被立为皇帝后，刘询大规模重用外戚，一些重要官职尽量选派许、史、王等外戚担任。例如，霍光去世后，宣帝封岳父许广汉为“平恩侯，位特进”，并参与军国重事；此后，又任命许延寿为“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以外属旧恩侍中贵重”。在清除霍氏集团过程中，“诸领胡越骑、羽林及两宫卫将屯兵，悉易以所亲信许、史子弟代之。”正是这些外戚给了他强有力的支持，使他能在霍光死后，轻松地铲除强大的霍氏家族。所有这一切都让宣帝对外戚充满了信任，对他们加以重用，同时又大行封赏。由于宣帝提携，外戚很快发展成为朝中强大的政治势力，就是朝中大臣对外戚也不得不追捧攀附。

正因为刘询信用外戚，疑忌臣僚，当其临终托付之际，虽拜贤臣太子太傅萧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太子少傅周堪为光禄大夫，让他们“受遗诏辅政领尚书事”。但同时又拜外戚侍中乐陵侯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总揽朝政。亲信宦官弘恭、石显居中用事，史称：“外有史高总朝廷之事，内有恭显制枢机之权”。使萧望之、周堪在施政过程中处处受到外戚、宦官的限制，最终矛盾激化，萧望之等被肃清，外戚、宦官专权形成，由此开启了汉代新的历史进程。

宣帝一朝，使外戚专权的局面形成，社会上利用儒家灾异天谴学说宣传汉当易代的思潮也暗流涌动，就如准备好了一个大火药桶，只要给予一个火星就会爆炸。在宣帝身后的元成时代，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社会矛盾再次激化的时候，出身掌权外戚的王莽正是利用灾异祥瑞学术为武器成功灭亡西汉，另立“新”朝。而他之所以能够成功，关键的外戚专权和灾异学说形成并产生影响，均是在汉宣帝刘询的“中兴”时代里，就已经埋下了根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