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光武帝中元二年（公元57年），东汉的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驾崩。

京师混乱的葬礼上，却出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幕--从各自封国赶来京师洛阳参加葬礼的诸侯王（也就是刘秀的儿子）们，居然不分尊卑上下地和将要即位的皇太子刘庄坐在同一个位置上，举止也轻浮无礼，正欲借此机大闹朝堂。直到顾命重臣太尉赵憙实在看不下去，手执宝剑将这几位无法无天的王爷赶了下去，才勉强维持了皇太子的威严。

也就在这个时候，一封由皇太子刘庄的亲弟弟山阳王刘荆炮制的密信被送到了他们的大哥--前太子现已被废为东海王的刘强手中。在这封密信中，山阳王刘荆煽动大哥：你做为先帝的长子，无故被废除了太子身份，还连累兄弟被抓坐牢，生母遭到贬斥，受尽屈辱。你难道不想报仇吗？我们两个诸侯王可以联手，合两个诸侯国的力量，起兵推翻皇太子刘庄，夺回帝位。

光武帝刘秀的葬礼，由此演化成一场风云诡谲的政治斗争。而处在斗争漩涡中心的，正是我们今天的主角，葬礼上看似风头被夺的皇太子，后来却开创了东汉“明章之治”黄金年代的汉明帝刘庄。

刘秀葬礼上混乱的一幕，源头却深深埋在了东汉立国的根基之中。而看似不动声色的刘庄，所要面对的一切，正是他伟大的父亲，中兴汉室的光武帝刘秀直到撒手人寰仍念念不忘却又无可奈何的困局。而如何处理这个困局，不但决定了汉明帝一朝的兴衰荣辱，更直接为整个东汉王朝的历史，定下了发展的路径和指向。

在古代中国，尤其是秦汉到唐的时代的传统中，最理想的国家结构是这样的：分散的一个个自给自足的自耕农小家庭构成王朝最基础的统治单元。国家通过向下派出的层层官员最终直接控制每个小家庭，向其征收赋税，征发劳役，并为之提供秩序和自耕农家庭自身无法生产的生活必须产品，比如，盐、铁器等。这样，政权的控制能力和动员能力都得到最大保证，王朝上下将不存在政府控制之外的社会力量。

但，从一开始，从皇帝到帝国的官员就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将社会保持在分散的自耕农小家庭组成的状态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直接违反了经济发展的规律。自给自足的小农家庭注定生产效率低下，而可以动用大量人力，在大面积的农田中进行集约生产的大型家族在农业生产效率上更高，从而在生产竞争中占据了优势地位。

因此，只要国家不主动干预，分散的小农们自然地会趋向以血缘为纽带依附在核心大家族周围，形成更大的集团。这种集团，在当时叫“豪族”、“豪强”。而豪族们因为集聚了相当多的人口，从而形成了相当大的势力，这种实力却是在帝国政府的直接控制之外。

他们宗族强大，武断乡曲，兼并土地，役使贫民，成为瓦解小农社会从而破坏帝国基础的危险力量。这是帝国无法容忍的——豪族的存在，就是民间社会向政府对社会的直接控制的挑战，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打击豪强，一直是西汉政府的一大要务。

怎么打击？开始，西汉朝廷的办法是文武两手：文招“割韭菜”，武招直接打击摧毁。

西汉的皇帝继位后就开始为自己准备陵墓，而与之相匹配，西汉前期“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于诸陵”形成在皇帝陵园的奉陵邑。用这样动辄割一遍豪族韭菜的做法，试图使得各地豪族不能充分发展壮大。

但是，事情正在起变化。

西汉政府发现，“割韭菜”的做法逐渐失去了效用：韭菜长太快，割不胜割。豪族发展快，迁徙一家又发展出十家。

西汉政府不得不面对现实：豪族的出现制止不了，只能接受它的存在。

于是，汉元帝开始，迁徙豪强的徙陵制度便告终止。西汉统治者终于正视了豪族遍地开花的现实。

而光武帝刘秀的“中兴”，乃至东汉王朝的建立，也同样拥有相同的基础：社会遍布大大小小的豪族。

更重要的是，光武帝刘秀自己，就是南阳地区豪族的代表人物。而他打天下的核心集团，几乎个个出身豪族势力，尤其是刘秀自己所在的南阳豪族集团。

而豪族出身的刘秀集团在面对天下大乱遍地豪族武装的局面，他统一天下的战争，主要是征服各地豪族的过程。

刘秀的对策很现实：他一面用武力征讨不服的势力，一面用官爵俸禄招降纳叛，只要对手能投降，不惜给予其极大的宽容度。从而形成了虽然力量强大但组织松散的大型军事集团。

也正因如此，刘秀的权威和号召力先天不足，这使他建立的东汉政权缺乏稳固深厚的社会基础。

如果拿现代股份制公司打个比方的话，刘秀这个董事长确实是最大的股东，但是，这个最大没有做到绝对控股，而是只有对每一个股东的相对优势。另一方面，大大小小多多少少握有公司股份而数量众多的股东们让这个弱势董事长操碎了心。

刘秀以及后来刘庄治国的一系列举措，都建立在并出于为了改善这一基本状况的目的之上。

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

豪族出身的刘秀心里当然清楚，自己能够统一天下，登基称帝，所依靠的最坚强后盾，实际是与自己通过联姻、乡谊而凝聚在一起的南阳同乡豪族集团。这一点从后来作为刘秀核心功臣集团的“云台二十八将”中南阳人多达十一人就可略见一斑了。正如隋唐有关陇集团，明朝有淮西集团，东汉的南阳豪族集团是政权建立和依靠的根本。笼络住这个集团，是刘秀这个董事长控股公司的基础。

怎么办？自古以来，维系集团内部联系的最好手段一向是婚姻。南阳豪族集团与刘秀的直接联系就是依靠婚姻。刘秀之母出自南阳豪族樊氏；刘秀的外祖母和姐姐刘元的婆家，是南阳豪族邓氏；妹妹伯姬的夫家，是南阳豪族李氏；刘秀自己和族兄刘赐的妻子，都来自南阳豪族阴氏。

刘秀年轻时的誓言：做官当做执金吾，娶妻当娶阴丽华，说的，就是后来的光武帝阴皇后。相互间亲上加亲的多重婚姻，将皇室刘氏和南阳豪族集团牢牢捆绑在一起。皇室借助豪族集团维持统治地位，而豪族集团也依靠皇室的特权扩大家族的势力，可谓一举两得。

可是，阴皇后并非刘秀的第一个皇后，刘秀的第一个皇后姓郭，她也不是南阳人，她出身于河北真定郭氏。是的，她代表了另一个豪族集团。南阳豪族集团是刘秀控股的基础，但南阳毕竟只是帝乡一地，面对全国的大小豪族势力，仅凭南阳集团的实力，是远远不够的。

刘秀就面临这个问题，在他走向统一全国的开始，需要别的强有力的豪族集团势力相助一臂之力。这个集团，就是郭皇后代表的河北豪族集团。

刘秀的真正发迹在河北。刘秀带着少量亲信以更始政权的大司马出巡河北，本身没有带什么势力。到河北后突然遭遇在河北甚得民心并得到河北汉室宗族支持的王郎起兵造反。刘秀得以在河北站稳脚跟并成功击败王朗集团，将河北变成自己势力的基地，所依靠的，正是郭皇后背后的河北豪族集团。

刘秀与王郎相争时，河北真定的汉宗室豪族刘扬率十余万众附王郎。刘秀派人前去劝降，“扬乃降”。刘秀于是“纳郭后”，史书明言“后即扬之甥也，故以此结之”。婚礼上，刘秀“与扬及诸将置酒郭氏漆里舍，扬击筑为欢”。刘秀“因得进兵拔邯郸”，灭王郎。这显然是一桩政治婚姻，而这桩政治婚姻为刘秀带来了以刘扬、郭氏、耿氏为代表的河北豪族集团十余万众的势力，成为他攻略河北的最初力量。

也就在这个时期，刘秀将郭氏立为皇后，郭皇后所生之子刘强被立为太子。而阴皇后此时只是贵人，可见此时刘秀对河北集团力量的依赖。

但随着战争的推进，刘秀控制的地盘越来越多。河北以及河北豪族的重要性日趋下降。而南阳豪族作为刘秀真正依靠的核心力量，重要性也逐渐凸显出来。郭皇后的命运就此被决定了。

建武十二年末，刘秀攻灭公孙述，全国统一。四年多后的建武十七年，刘秀将郭皇后废为中山王太后，立阴皇后。两年后，郭后所生太子刘强被废为东海王，阴后所生原东海王刘阳改名刘庄，立为皇太子。

在我们的主人公汉明帝刘庄正式登上舞台之时，正是郭氏集团黯然谢幕之日。南阳股份终于超越河北股份成为董事长刘秀最大的合作伙伴。但此时的刘秀表现出一个弱势董事长在所有可以利用的势力中求取平衡的天生素质。

如果是一个占有绝对优势的强势君主，废后意味着腥风血雨。废皇后废太子所在的集团势必被视为新皇后新太子的绝对绊脚石而成为清洗对象。家族和代表的势力要被整肃不提，甚至可能上演父子相残，废后和废后所生皇子都有被杀以保证新太子地位稳定的可能。

但刘秀并没有这么做。

正相反，在废郭后和太子刘强的同时，郭氏集团的势力不但没有受到严酷打击，反而被刘秀优容有加。废太子刘强就藩大国东海；郭后家族的郭况徙封大国，为阳安侯。郭后从兄郭竟，以骑都尉从征伐有功，封为新郪侯，官至东海相。郭竟弟郭匡为发干侯，官至太中大夫。将郭后所生女淯阳公主嫁郭况子璜,并除璜为郎。立功封侯，身居高位。

光武帝的这一安排，实际上表明了一个态度，郭氏河北豪族集团只是失去了皇位继承权，但仍然是皇室的重要成员。

因为，刘秀加南阳豪族和刘氏加河北豪族都势力不足，只有刘秀加南阳集团加河北集团，才真正实现了对东汉股份公司的股权控股。而只有在刘秀主导下，南阳集团与河北集团处于既联合又对立的状态，才能保证刘氏政权的稳定和安全。如此微妙的政治手腕，需要刘氏父子用高超手法和谨慎的态度才能玩得转。

在废郭后与太子的同时优容郭氏集团。刘秀在用这种方式努力维护郭氏河北豪族集团的势力和在皇室中的地位。当然，他不会忘记加力培植新皇后新太子的势力。这一重任，他直接交给了南阳豪族集团，特别是皇后出身的阴氏家族。

刘秀曾欲以阴家的阴识为太子太傅,是想依靠阴氏保护和辅佐太子。在阴、郭两集团暗中对峙的情形下,这是必要的。最终“以识守执金吾，辅导东宫”。此后,“帝每巡郡国,识常留守京师,委以禁”，阴识实际成为太子的保护者。 这种同时加强对峙双方的方法，固然可以达到刘秀希望的效果。但带来的隐患也是可以预期的。在刘秀生前，就已经带来了麻烦。

随着国家的统一，刘秀在治国中采用“柔道”，史称“建武中，禁网尚阔”。刘秀诸子陆续成人。“诸王皆在京师,竞修名誉,争礼四方宾客”。诸侯王延揽宾客，培植羽翼，本是历代所忌，但因刘秀的宽纵，此时也愈演愈烈。而其中又夹杂了南阳集团与河北集团的对峙，形式越发复杂。

现存的资料显示，郭后所生诸王与阴后所生的太子与诸王均加入了延揽宾客的行列。双方均发力招揽人才，加强实力。这样的“军备竞赛”的后果，只能是诸王力量膨胀，直至膨胀到超出刘秀控制能力之外，因此自然不能为刘秀所容忍。

身为东汉名将和开国功臣的马援事先已经看出了这个危险，他写信告诫自己的老部下，不要交通诸王，卷入是非——“但忧国家诸子并壮，而旧防未立，若多通宾客，则大狱起矣。卿曹戒慎之！”

“若多通宾客，则大狱起矣”的预言不久就变成了现实，刘秀不能允许诸王扩充实力超过自己的控制能力。尤其是这种实力的扩充很可能引发阴、郭两集团的对峙走向内斗，则将破坏他一手设计的两方联合又对立的格局。

于是，刘秀雷霆出手。建武二十八年六月，随着废后郭氏去世，刘秀下令收捕诸王侯宾客。死者数千，牵连过万。诸王辛苦延揽的势力至此被一扫而空。郭后所生沛王刘辅因牵连利用宾客合谋杀人被下诏狱。八月，非阴后所生五王被命出京就藩，而阴氏所生五王全部留京。

这次清洗诸王党羽的行动，刘秀在同时削弱阴郭两系诸王势力的同时，打击重点放在了郭系势力头上。沛王辅下狱、郭系四王就国，郭系势力受到更重的打击，也昭显刘秀确立南阳集团为核心的意图。

但几年后，平衡高手光武帝刘秀去世，皇太子刘庄能否有足够的手腕继续控制这微妙的平衡？谁也不知道。

而对于有所希冀的诸王和后族两系势力来说，这又未尝不是一个机会。于是，本文开头描述的刘秀葬礼上那混乱而离奇的一幕，就这样明白地上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