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用今人的眼光来看，这位宋襄公确实愚蠢呆板得可以。但是如果我们对宋襄公所处的时代有所了解，就会知道他的选择，正是对“贵族精神”的诠释。

（张宏杰先生）

本文系凤凰网历史频道对话历史学者张宏杰文字实录，采访整理：唐智诚

嘉宾简介：张宏杰，作家，学者。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著有《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坐天下很累》、《饥饿的盛世》、《中国人的性格历程》等。有多部作品在韩国及港台出版。

梁启超认为中国人的第一个缺点是奴隶性

凤凰历史：“国民性”是大家很熟悉的词，好像什么坏事都有它的份，从反日游行砸中国人的车，到在埃及神庙上刻字，都引起对国民性的讨论。您认为中国人的“国民性”是什么？中国国民性最大的缺陷是什么，有何表现？

张宏杰：关于国民性的话题历来众说纷纭，甚至有没有国民性都是讨论的话题之一。国民性这个词并不是中国人创造的，而是西方人首创。这些老外罗列了许多感性的词汇，比如“麻木”“迟钝”“欺瞒”“精明”“迷信”“不精确”……，用来表达他们对中国的第一印象。这些描述失于杂乱感性，其中许多还自相矛盾。

梁启超最先系统总结了他认识的中国国民性。他认为，中国人的第一个缺点是“奴隶性”，甘于忍受暴君异族的统治，不敢起来反抗；第二个缺点是一盘散沙，不团结，只重私德，不重公德；第三个缺点是“民智低下”“智慧不开”，依赖成性，遇事退缩，缺乏尚武精神和进取气质。梁启超的思维焦点很清楚，他所总结的这些，都是长期专制统治在中国人身上留下的与现代政治文明不适应的烙印。梁启超说，中国要变成一个宪政国家，中国人就要从过去的“老百姓”变成“现代公民”，要培养起国家意识、公德意识和尚武精神。

改造国民性是后发国家需要面对的共同问题

张宏杰：其实走向现代过程中遇到国民素质问题，是“后发国家”的普遍现象。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知识分子也纷纷痛批传统日本人明哲保身、事不关己、自私自利，那声调听起来和梁启超们如出一辙：“人民……一切只听从政府，不关心国事。结果，一百万人怀着一百万颗心，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对一切公共事务漠不关心……终日惶惶唯恐沾染是非，哪有心情去考虑集会和议论！”在韩国等其他后发国家，对国民性的讨论一度也非常热烈，韩国人也曾经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差劲、最没希望的民族，许多知识分子都提出了国民性改造方案。“改造国民性”，似乎是大部分后发国家需要面对的共同问题。

宋襄公的愚蠢诠释了贵族精神

凤凰历史：毛泽东认为宋襄公打仗的时候不肯半渡而击，结果打输了，是一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但是您的书里认为这却是一种贵族精神，为什么这么说？

张宏杰：《韩非子》中是这样记载这个故事的。说是宋国与楚国打仗，宋国军队列好了阵，楚国军队渡过泓水来交战。宋国的军官对宋襄公说：“楚军比我军人数多，我们应该趁他们正在渡河马上发起进攻，那样楚军必败。”

宋襄公却回答说：“不行，那不符合战争规则。君子说：‘不能攻击已经受伤的敌人，不能擒获须发已经斑白的敌人；敌人处于险地，不能乘人之危；敌人陷入困境，不能落井下石；敌军没有做好准备，不能突施偷袭。’现在楚军正在渡河，我军就发起进攻，不合仁义。等楚军全部渡过河，列好阵，我们再进攻。”（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

结果是等楚军全部渡过河后双方才开战。宋军因寡不敌众，落得大败，宋襄公也受了伤，第二年悲惨地死去。毛主席因此有了一句著名的语录，叫做“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由于这一最高指示，这个寓言被选进了中学课本，宋襄公成为全体中国人都知道的著名历史人物。

用今人的眼光来看，这位宋襄公确实愚蠢呆板得可以。但是如果我们对宋襄公所处的时代有所了解，就会知道他的选择，正是对“贵族精神”的诠释。

春秋打仗讲“礼” 不以阴谋狡诈取胜

张宏杰：中国贵族文化的首要标志是“礼”。 春秋时代的上层社会中，“礼”如同空气一样无所不在，就如同今天“钱”的无所不在一样。甚至在战场上，人们也需要遵守“战争礼”。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说“春秋时代的车战，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有时彼此都以竞技的方式看待，布阵有一定的程序，交战也有公认的原则：也就是仍不离开礼的约束”。

春秋时以车战为主，因此必须选择好一处平坦开阔的地点，双方约好时间，大致同时抵达，等列好队伍之后，鸣起战鼓，驱车冲向对方。这就是所谓的“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

这种战争，更像体育比赛，要遵守一定的次序。《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的宋国公子城与华豹之战十分典型。双方战车在储丘相遇，华豹张弓搭箭，向公子城射来，结果却偏离目标。华豹动作敏捷，又一次搭箭上弦。公子城一见，对他不屑地大喊：“不更射为鄙！”意思是战争的规则是双方一人一箭。你射了我一箭，现在应该我射你一箭了。你不守规则，岂不太卑鄙了！华豹闻言，就放下弓，老老实实地等公子城搭弓。结果是宋子城一箭射死了华豹。史书并没有嘲笑华豹愚蠢，相反却肯定他以生命维护了武士的尊严。

在今人看来，这些老祖宗在战场上的表现似乎太迂阔了，其实不然。因为春秋以前的作战方式和战争理念都与后世有很大的不同。春秋时期的军队都是以贵族为主体，战士人数不多，几百辆战国（战车？）而已，每次战争一般不超过一天。因此那个时候的战争更像是一次大规模的绅士间的决斗。贵族们在战争中比的是勇气和实力，偷袭、欺诈、乘人之危都是不道德的。正如徐杰令所说：“春秋战争礼最大的特点，在于讲究承诺，遵守信义，不以阴谋狡诈取胜。”宋襄公所说的“不重伤（不让人二次受伤，就是不攻击伤员），不禽二毛（不俘虏老年人），不鼓不成列（对方没有排好队列时，本方不能进攻）”，和《淮南子》所说“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正是那个时代普遍的战争规范。

正如钱穆先生所评价说：“当时的国际间，虽则不断以兵戎相见，而大体上一般趋势，则均重和平，守信义。外交上的文雅风流，更足表现出当时一般贵族文化上之修养与了解。即在战争中，尤能不失他们重人道、讲礼貌、守信义之素养，而有时则成为一种当时独有的幽默。”

了解了这些背景，我们就可以了解泓水之战中宋襄公并非是心血来潮。作为殷朝贵族后代、从小受到严格贵族教育的宋襄公，讲究贵族风度是他根深蒂固、深入骨髓的观念。在战争中，他既要取胜，也要赢的“漂亮”、赢得“合理”、赢得“高贵”。甚至在一定意义上，风度大于胜败。那些今天看起来迂腐的礼仪其实不仅仅是仪式和礼节，更是一个阶级不可更改的文化信念。宋襄公的“愚蠢”，其实是那个时代贵族风度的光彩流露。

后世批评宋襄公 证明贵族传统在中国断裂

凤凰历史：这种贵族精神什么时候开始被“以成败论英雄”的价值观所取代？为什么贵族精神在中国很快就消亡而在欧洲却形成传统保留下来？

张宏杰：其实有很多史书肯定了宋襄公的做法。比如《公羊传·僖公二十二年》对此事的评价是：“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认为即使周文王遇到这种情况，也不会比宋襄公做得更好了。司马迁在《史记》中也说：“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曪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就是说宋襄公虽然失败了，但是很多君子认为他值得赞扬，他们感叹在礼义缺失之时，宋襄公却依然秉持礼让精神。

直到宋代苏轼的《宋襄公论》，才开始以成败论英雄。苏轼以反传统的姿态指出，不论如何，兵败于楚，就是宋襄公的罪过：“至于败绩，宋公之罪，盖可见矣。”当然，历代批判宋襄公的言论以毛主席那句名言为登峰造极。后代中国人对宋襄公的唐突，其实证明了贵族传统在中国大地的断裂。

由于中国的贵族传统中断太久，今天的中国人确实已经很难理解先秦时代祖先们的内心世界。

因产生皇帝制度中国贵族比西方早消失两千年

张宏杰：好在大量的西方文学影视使我们对欧洲的贵族多少有一些了解。也许通过援引一些欧洲中世纪的历史，我们更容易理解我们的祖先，因为贵族社会的一些精神原则是一脉相通的。如果我们感觉宋襄公时代的“不重伤，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过于古奥，那么，打这么个比方，也许就容易明白了：春秋时代的战争规则，其实就是中世纪欧洲的“骑士精神”。

欧洲骑士的行为准则是：不伤害俘虏，不攻击未披挂整齐的骑士。不攻击非战斗人员，如妇女、儿童、商人、农民、教士等。

欧洲骑士间的战争，和春秋时代的贵族战争一样，也是要摆好战场之后，堂堂正正地对攻。搞突然袭击，对真正的骑士来说，是一种可鄙的行为。骑士精神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不畏强者，作战勇敢，不得贪生怕死，另一方面则是同情弱者，对失败者宽洪大量。当一名骑士俘虏了另一名骑士后，必须将俘虏待如上宾。英法战争期间在克里西及普瓦泰被俘的法国骑士，在英国人的军营中就经常受邀与胜利者英国人一起盛饮娱乐，活得安然舒适，直到被赎回为止。

这岂不正是我们嘲笑了几千年的“宋襄公精神”？可惜的是，今天相当多的中国人崇拜骑士精神，却很少有人意识到它是“宋襄公主义”的欧洲版。为什么贵族精神在中国很快就消亡而在欧洲却形成传统保留下来？很简单，因为欧洲的贵族社会一直存在到中世纪之后。皇帝制度的出现，意味着贵族社会的终结。西方的贵族社会一直持续到十七世纪，而中国的贵族社会在公元前三世纪就结束了。也就是说，中国的贵族比西方早消失了两千年。这对中西方历史的发展影响是十分巨大的。长子继承制使得贵族家族能保持高度稳定性。英国大贵族往往能存在几百年。1764 年，约翰·道尔利普尔估计，大约50 %的英格兰地产是根据旧的财产继承制代代相传的。百年之后，法国学者希伯利特·泰纳访英后总结:“多数古老的地产是借助长子继承制法则保存下来。”

汉武帝控制欲强 乐于格式化全国人民大脑

凤凰历史：您在书中写到了汉代能当大官的知识分子一般精明而滑头，比如几个同事私下里商量好了怎么办，但上了朝，一听皇帝的口风不对，马上就有人背叛同事来讨好皇帝。您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汉代以后知识分子越来越依附于权力，在皇帝面前争宠？为什么先秦士人能保持人格的独立？

张宏杰：秦始皇以前，中国社会虽然动荡、混乱、征战不休，但是却是自由、开放、多元的。一个知识分子在这个国家实现不了自己的抱负，感觉这个国王不尊重知识，不尊重文化，他可以到另一个国家去施展。现在他没的选择了，他只能生活在一个皇帝之下，他没有了逃亡的自由。

如果说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是“诛身”的话，那么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就是“诛心”。

元光元年，汉武帝召集全国著名学者在长安开会，讨论帝国的思想文化建议问题。儒家大学者董仲舒建议说，现在全国没有一个统一的思想，“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各不相同，老百姓感觉没有主心骨儿。他郑重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汉武帝欣然接受。显然，格式化全国人民的大脑，是这个控制欲极强的政治强人乐于做的。

这一决策对后世影响之深远，只有秦始皇建立皇帝制度和隋炀帝发明科举制可以相仿佛。它取消了思想上的竞争，杜绝了思想进化的可能。如同青春期的孩子，被提前终止了发育和生长。思想被剪去了翅膀，由鹰变成了鸡。从汉武帝开始，直到晚清，几千年间中国再没能出现一个堪与先秦诸子比肩的大思想家。

汉代知识分子为保护既得利益 不怕别人嘲讽

张宏杰：先秦知识分子大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不迷信权威，也没有禁区，以君王的师友自居，将自己的“道”凌驾于君王的“权”之上。合则留，不合则去。独立不惧，潇洒绝尘。

而汉代知识分子的性格与先秦士人相比发生了明显变化。因为“独尊儒术”，许多儒家大学者成了汉代的高官。匡衡、张禹、翟方进、公孙弘等人都“以儒宗居宰相位”，就是说，因为学术地位高当上了宰相。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精明而滑头。一举一动，都为了保护既得利益，不怕别人的冷嘲热讽。（“皆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讥。”）比如公孙弘，他“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说”，凭着这张“文凭”当上了公务员。入朝之前，他摆出一副铁骨铮铮的架势，动不动就批评几句朝政，由此获得了知名度。进入官场以后，却很快“成熟”起来，以“曲学阿世”而闻名。每次召开御前会议，他都顺着皇帝心思，附合皇帝的决定，不肯坚持原则。有时候，几个同僚私下里商量好了怎么办，但上了朝，一听皇帝的口风不对，他马上就背叛同事，讨好皇帝。（“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使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廷争”。“尝与公卿约议，至上前，皆背其约以顺上旨”。）因为这样两面三刀出卖朋友，他顺利地登上了相位。

即使你不想要什么级别地位，想清清静静做学问，汉代也不是一个好的环境。汉武帝允许你思考，但是只许用一种方式思考。“独尊儒术”否认了认识的无限性，圈定了思想的范围和方向。汉代知识分子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教条迷信、思维僵化，缺乏个性和创造性。他们把孔子当成了顶峰和终极，汉代知识分子都“好褒古毁今”，奉孔子之言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他们终生囿于章句之学，老于雕虫之术。

春秋侠客慷慨赴死 清代侠客最后成地主官僚

凤凰历史：一个日本人发帖说：“我们尊敬古代的中国人，看不起后来的中国人。因为古代的中国人和后来的中国人很不一样。”您同意这种说法吗？您认为古代中国人和后来的中国人最大的不一样体现在什么地方？您认为是什么原因让中国人的国民性发生如此大的变化？

张宏杰：这话听起来刺耳，细一想确实如此。如果仔细翻阅中国历史，我们会清晰地看到，古代的中国人和后来的中国人，似乎根本不是同一个物种。从春秋、到唐宋、再到明清，中国人的性格历程如同直跌下来的三叠瀑布，其落差之大，令人惊讶。源头的中国人，品格清澈。唐宋时的中国人，雍容文雅。及至明清，中国人的品质却大幅劣化，麻木懦弱，毫无创造力。

如果你不信，我在这里可以随手举几个例子。

先说尚武精神。春秋战国时代，那些争雄竞长的大国，个个都强悍好战。《诗经·秦风·无衣》的“注”中就说：“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班固在《汉书》中也说：“秦之时，羞文学，好武勇”。连今天说着吴侬软语的吴越地区，在先秦时代也是一片气质刚劲的土地。《淮南子·主术训》篇说：“越王好勇，而民皆处危争死。”班固这样描写这片土地的尚武遗风：“（吴越）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

我们再来看看后来的中国人。在明朝万历年间到达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意外地发现，中国的男人都如此文弱。他在写给罗马的信中说，“很难把中国的男子看作是可以作战打仗的人”。他惊讶地发现，这个帝国里最聪明的人看起来都象女人：“无论是他们的外貌气质，还是他们内心的情感流露，他们看起来全像是温柔的女子。要是你对他们尊敬礼让，他们便会比你更加谦和。”居留中国的几十年里，利玛窦也看过上流社会的人打架，不过其情景却让他哑然失笑：“彼此争斗时表现出来的，也只是妇道人家的愠怒，相互殴斗时揪头发。”“他们很少残杀，他们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这种争斗的方式。这不仅是由于他们没有什么真正的男子阳刚之气，主要是，他们大多数人连小刀之类的兵器都没有”，“这些男人们不惜每天花费两个小时来梳理他们的长长的头发，考究地整理他们的服饰，他们就这样悠闲自得地打发着美好的时光。”

我们再来看看侠义精神。春秋时代，是中国侠文化的光芒最灿烂的时代。春秋时代的侠客，最大的特点是极端重视人格的独立与平等。他们行侠仗义，不是为利，甚至不是为名，而是为了心中的一股豪气。他们如同珍视眼珠一样珍视自己的个人尊严，对“平等”两个字甚至达到了敏感的程度。 “孟尝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饭不等，辍食辞去。”即使在座位安排这样的小事上，他们也不能容忍任何的不平等。

及至明清，“侠客”们却自愿攀附权力，沦为权力的附庸。春秋时代的侠客们天马行空，无视法律规范，只听命于自己的良心。而《三侠五义》中的侠客却个个自称“罪民”，以向权力规则屈服为荣。 第四十五回钻天鼠卢方初次见到包拯，对身边的展昭说道：“卢方乃人命要犯，如何这样见得相爷？卢方岂是不知规矩的么？”于是自上刑具，而“众人无不点头称羡”。

春秋时的侠客傲视王侯，对任何人都不假辞色。而《三侠五义》第四十八回写五鼠面见宋仁宗，这些英雄好汉见到皇帝，都“心中乱跳”、“匍匐在地”、“觳觫战栗”，所谓的“江湖自由身”与权力一遭遇，立刻显出十足的奴性。“钻天鼠”、“翻江鼠”被皇帝改成“盘桅鼠”、“混江鼠”这类宠物式的命名，他们也都欣然接受。

如鲁迅所说，春秋时的侠客，是以“死”为极终目的，他们的结局也确实是一个个慷慨赴死而去，而清代小说中的侠客，却个个成了地主官僚，黑白两道都吃得开。如《三侠五义》所写，双侠丁兆兰、丁兆蕙家里广有田产，实乃地产豪绅，五鼠则是陷空岛渔霸。

我们来看一看文学作品中反映出的精神面貌。

《诗经》里面有许多篇章，大胆地描写爱情，甚至性爱。先民们的天真烂漫和心无杂念，如同狂风暴雨洗后的天空，高远而纯净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诗经里面充满了生命的欢欣，充满了野性、活力、大自然和美。所以孔子对《诗经》的评价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

唐宋时代，中国人在思想上的原创力不再，但是文学艺术方面的创造力却突然勃发。唐诗展示了前所未有的艺术生命力，精神蓬勃，气象光辉。其风格或者高昂明朗，或者雄浑壮大，或者具“清水出芙蓉”的自然之美。宋词则为中国人表达情感开辟了新天地，其清新婉约和生活化更胜唐诗一筹。李泽厚说：“只要中国人还说汉语，只要中国人还用方块字在进行写作，那么唐诗宋词的魅力是永恒的。”

然而宋代以后，诗人们的才性、阅历、学识均大幅崩塌。他们画地为牢，处处模仿着过去，重复着过去，以诗写得象唐或者象宋沾沾自喜。遇到花朝或者月夕，或者其他任何人生情境，他们都已经形成固定的解释方式、感受方式和表达方式。他们以拾前人余慧为荣，不敢越藩篱一步。明清五百年的诗坛，没有一点激情和冲动，没有一点真性情，甚至没有一个真表情，除了纳兰容若外，居然没再产生一个有影响的诗人。

中华民族最大的创造不是“四大发明” 而是专制技术

张宏杰：宋代以前的中国人，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他创造着，体验着，发现着，说自己想说，想自己所想，生机勃勃，生趣盎然。

宋代以后的中国人不但失去了创造力，也失去了感受力。整个民族只剩了一个外壳，没有了灵魂。社会如同一潭死水，散发出腐烂的气味，从上层到下层，人们都既狡猾又愚昧，既贪婪又懦弱。用汤因比的话来说，这种生活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存在”，“它之所以能活着只是因为它已经僵化了。”（汤因比《历史研究》）如果说这几百年中国人有什么进步，那就是在政治厚黑学和民间骗人造假术上的进步。

因此，宋以前的中国人和宋以后的中国人，其实是两个物种。其差别就好比一个好罐头和一个变质罐头的差别，或者说是石墨与钻石的差别：虽然同是由炭原子构成，性状却已经完全不同。中国人的性格历史如同黄河，先秦是上游，清澈见底，汉唐是中游，虽泥沙俱下，毕竟有波涛汹涌之雄大气象。明清是下游，经常断流，奄奄一息了。

这个变化的过程，为什么如此？因为专制制度的演进。

黑格尔说中国是个“停滞的帝国”，汤因比说中国几千年里处于“僵化状态”。如果因此而认为中国的传统社会没有发展，那无疑是错误的。几千年的中国史其实就是一部专制技术发展史。

专制制度是世界上最自私的一种制度。为了让这一家一姓能够千秋万代享有全天下的膏脂，它尽最大可能地压缩社会其他人群的权利和利益，尽最大可能地消灭一切对专有权力的觊觎和挑战，尽最大可能地维持稳定，保持现状，防止社会发展变化。套用鲁迅在《春末闲谈》中的比喻，专制技术就是掠夺者刺在中国社会神经上的一根毒针，它使得中国社会麻痹、僵化，失去反抗力，以利于它肆无忌惮地敲骨吸髓。

因此中华民族最大的发明创造不是“四大发明”，而是专制技术。这一技术，有高深的理论，有精密的设计，有庞大的体系。

从韩非子到董仲舒，它背后有许多理论提供者。秦始皇在全国范围内确立郡县制度，是这一技术大规模应用的开始。汉武帝“独尊儒术”给秦始皇创立的硬制度，配合上了非常适用的意识形态体系。

唐太宗完善了科举制度，把社会的智力资源统一到“皓首穷经”这一条路上来，有力地从制度上控制住了知识分子的头脑。清代诸君，则大兴文字狱，在人们头脑里直接建立监狱，终于把专制制度推上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峰。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停滞”“僵化”，正是专制制度所要达到的目标，正反映了专制技术不断发展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孟德斯鸠说：“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专制的原则是恐怖，专制的目的是平静。”（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因此专制技术发展史的另一面，或者说这种技术成果的体现，就是一部漫长曲折的国民性演变史。

梁启超痛批的国民性缺点还存在 反映现代化久而无功

凤凰历史：近代以来，梁启超、鲁迅、胡适都呼吁要改造国民性，您认为他们提出的改造方式有用吗？您如何评价国民性改造运动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

张宏杰：从梁启超到鲁迅再到柏杨、龙应台，多少文化精英接力激烈批判中国人的劣根性，认定中国人身体里有一种难以治愈的“过滤性病毒”。报刊杂志上，关于“国民性”的案例和报导每每引起全体中国人的热烈讨论。当然，也有人说，所谓中国人的“国民性”，是西方的传教士和鸦片贩子对中国人“精神殖民”的一种手段，其目的是为了打击中国人的信心，好乖乖接受他们的殖民统治。不论如何，“国民性”已经成为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最热衷讨论的一个词汇，殆无疑义。

在人类历史上，似乎还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对自己的国民性深恶痛绝。也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掀起过轰轰烈烈的国民性改造运动。从晚清开始，中国人就坚信，只有彻底挖掉罪孽深重的劣根，中国人才能浴火重生。鲁迅、柏杨、龙应台，一代代精英杜鹃啼血，反思、批判、痛骂甚至诅咒国人的劣根性；从梁启超、陈独秀到胡适，各派知识分子们苦心积虑，提出种种国民性改造方案；从孙中山、蒋介石到毛泽东，一代代掌权者更发起多次运动，或者“训练民众”，或者强制人民“新生活”，或者“狠斗私心一闪念”，试图塑造一代全新的中国人。可惜，迄今为止，梁启超沉痛批判的那些国民性缺点，大部分还鲜活地扎根在社会深处，而且在某些方面还有愈演愈烈之势。事实上，这反映出的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不成功，或者说现代化的久而无功。

毛泽东将思想改造手段运用到极致

张宏杰：从梁启超到鲁迅，国民性问题仍然被简化为一个社会成员人人洗心革面的问题。似乎只要人人痛下决心、悔悟自新、告别旧我，即可成为一代新人。个人与社会本来是一种双向影响的关系：个人的行为固然会影响社会，社会环境更有力地影响着每个人的选择。然而，从严复、梁启超直到鲁迅、陈独秀，始终只强调前者对后者的决定影响，而且把它绝对化。这种“单向决定论”思路下的思想革命，其实是中国传统“心学”的另一个变种。当1916年到来之际，陈独秀仍然满腔热忱地向国人呼吁，人人“从头忏悔，改过自新”。“从前种种事，至一九一六年死；以后种种事，自一九一六年生。吾人当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由此进而“以新国家，以新社会”，而使“民族更新”。几个月后，李大钊也向中国青年发出了自觉再造自我的呼吁：悟儒家日新之旨，持佛门忏悔之功，遵耶教复活之义，以革我之面，洗我之心，而先再造其我。弃罪恶之我，迎光明之我；弃陈腐之我，迎活泼之我。……

毛泽东是清末以来“新民”说、“激进主义”“彻底解决论”的集大成者。他将思想改造手段运用到了极致。谁都不会怀疑毛泽东用心之良苦。然而结果似乎并不尽如人意，经过如此艰苦卓绝的努力，到今天为止，国民性问题似乎仍然没有得到明显的解决，某些方面似乎还有所退步。梁启超说过：“内乱者，最不详物也。凡内乱频仍之国，必无优美纯洁之民。内乱时，民生六种恶性：侥幸性、残忍性、倾轧性、狡伪性、凉薄性、苟且性；内乱后，亦生两种恶性：恐怖性、浮动性。”

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再造文明” 才能使中国获得新生

凤凰历史：您认为中国人应该如何改造国民性以适应现代社会？

张宏杰：梁启超说，中国要变成一个宪政国家，中国人就要从过去的“老百姓”变成“现代公民”，要培养起国家意识、公德意识和尚武精神。这个任务，现在还没有完成。在台湾社会进步过程中，一个重要启示是重视对传统文化的发掘和利用。

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告诉我们，任何一种变革都要有立足的基础，现代化与其说是一个摧毁传统的“除旧布新”运动，毋宁说是一个将传统资源转化利用的“推陈出新”过程。或者说，文化只可能在旧的基础上升级换代，而不可能一夜之间全盘更换。

胡适是以主张全盘西化闻名的。他说，“中国之所以未能在这个现代化世界中实现自我调整，主要是因为她的领袖们未能对现代文明采取唯一可行的态度，即一心一意接受的态度。”然而，胡适的“全盘西化”并不是指毁灭中国旧有的一切。他说，全盘西化只是一个方向，凡是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向全盘西化努力的结果，必然是两种文化的融合：“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但我同时指出，文化自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

因此，在1919年年末，胡适发表了《新思潮的意义》一文，开篇即提出了“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纲领。他说，中国传统思想中也有科学与民主的成分，比如清代的考据学，就是非常科学的学术方法。中国先哲提出的“实事求是”，也是不会过时的思维原则。因此，德先生和赛先生并非是与中国传统文化完全不相融的“舶来品”，它们完全可以成功地嫁接在中国这棵文化大树上。因此挽救中国的文化基础，是要以现代人的观念，来“整理国故”，分清传统文化中的精粹与糟粕，去芜取菁，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再造文明”，使中国获得新生。在五四运动的激进主义氛围中，胡适出人意料地提出“整理国故”，这反映出胡适思想与众不同的深度。

与胡适的思路相类似的，是从孙中山到蒋介石，国民政府的领导者一直对传统文化抱有敬意。他们都有意识地继承中国文化遗产的正面部分。孙中山多次说，必须去掉中国大地上的“陈土”。不过同时他也认为，中国传统伦理中的忠孝仁义是极为宝贵的资源，恢复这些品质是国民性改造的重要方面。和孙中山一样，蒋介石也认为中国国民性的优点和缺点都很突出，发扬优点是改革国民性的重要切入点。他说，中华民族“爱和平，尚忠信”，“忍辱负重，明廉知耻”，“重感情”，“勤劳刻苦”等等，都是我们的“天性”，“德性”。“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是蒋介石最热衷和使用频率最高的一句格言。败退台湾后，蒋介石宣称要“保卫中国文化”，并宣称国民党要以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为已任。这一决定的背景，一是要扫除日式教育遗存的需要，二是大陆文化大革命的刺激。因此，台湾社会的发展中，并没有经过大陆“文革”式的对传统文化进行激烈破坏的一环。台湾人的性格与面貌因此与大陆人呈现出很大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