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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杰:宋襄公的愚蠢诠释了贵族精神

2013年06月06日 10:45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张宏杰

核心提示:用今人的眼光来看,这位宋襄公确实愚蠢呆板得可以。但是如果我们对宋襄公所处的时代有所了解,就会知道他的选择,正是对“贵族精神”的诠释。

(张宏杰先生)

本文系凤凰网历史频道对话历史学者张宏杰文字实录,采访整理:唐智诚

嘉宾简介:张宏杰,作家,学者。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著有《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坐天下很累》、《饥饿的盛世》、《中国人的性格历程》等。有多部作品在韩国及港台出版。

梁启超认为中国人的第一个缺点是奴隶性

凤凰历史:“国民性”是大家很熟悉的词,好像什么坏事都有它的份,从反日游行砸中国人的车,到在埃及神庙上刻字,都引起对国民性的讨论。您认为中国人的“国民性”是什么?中国国民性最大的缺陷是什么,有何表现?

张宏杰:关于国民性的话题历来众说纷纭,甚至有没有国民性都是讨论的话题之一。国民性这个词并不是中国人创造的,而是西方人首创。这些老外罗列了许多感性的词汇,比如“麻木”“迟钝”“欺瞒”“精明”“迷信”“不精确”……,用来表达他们对中国的第一印象。这些描述失于杂乱感性,其中许多还自相矛盾。

梁启超最先系统总结了他认识的中国国民性。他认为,中国人的第一个缺点是“奴隶性”,甘于忍受暴君异族的统治,不敢起来反抗;第二个缺点是一盘散沙,不团结,只重私德,不重公德;第三个缺点是“民智低下”“智慧不开”,依赖成性,遇事退缩,缺乏尚武精神和进取气质。梁启超的思维焦点很清楚,他所总结的这些,都是长期专制统治在中国人身上留下的与现代政治文明不适应的烙印。梁启超说,中国要变成一个宪政国家,中国人就要从过去的“老百姓”变成“现代公民”,要培养起国家意识、公德意识和尚武精神。

改造国民性是后发国家需要面对的共同问题

张宏杰:其实走向现代过程中遇到国民素质问题,是“后发国家”的普遍现象。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知识分子也纷纷痛批传统日本人明哲保身、事不关己、自私自利,那声调听起来和梁启超们如出一辙:“人民……一切只听从政府,不关心国事。结果,一百万人怀着一百万颗心,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对一切公共事务漠不关心……终日惶惶唯恐沾染是非,哪有心情去考虑集会和议论!”在韩国等其他后发国家,对国民性的讨论一度也非常热烈,韩国人也曾经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差劲、最没希望的民族,许多知识分子都提出了国民性改造方案。“改造国民性”,似乎是大部分后发国家需要面对的共同问题。

宋襄公的愚蠢诠释了贵族精神

凤凰历史:毛泽东认为宋襄公打仗的时候不肯半渡而击,结果打输了,是一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但是您的书里认为这却是一种贵族精神,为什么这么说?

张宏杰:《韩非子》中是这样记载这个故事的。说是宋国与楚国打仗,宋国军队列好了阵,楚国军队渡过泓水来交战。宋国的军官对宋襄公说:“楚军比我军人数多,我们应该趁他们正在渡河马上发起进攻,那样楚军必败。”

宋襄公却回答说:“不行,那不符合战争规则。君子说:‘不能攻击已经受伤的敌人,不能擒获须发已经斑白的敌人;敌人处于险地,不能乘人之危;敌人陷入困境,不能落井下石;敌军没有做好准备,不能突施偷袭。’现在楚军正在渡河,我军就发起进攻,不合仁义。等楚军全部渡过河,列好阵,我们再进攻。”(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

结果是等楚军全部渡过河后双方才开战。宋军因寡不敌众,落得大败,宋襄公也受了伤,第二年悲惨地死去。毛主席因此有了一句著名的语录,叫做“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由于这一最高指示,这个寓言被选进了中学课本,宋襄公成为全体中国人都知道的著名历史人物。

用今人的眼光来看,这位宋襄公确实愚蠢呆板得可以。但是如果我们对宋襄公所处的时代有所了解,就会知道他的选择,正是对“贵族精神”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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