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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杰:宋襄公的愚蠢诠释了贵族精神

2013年06月06日 10:45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张宏杰

及至明清,“侠客”们却自愿攀附权力,沦为权力的附庸。春秋时代的侠客们天马行空,无视法律规范,只听命于自己的良心。而《三侠五义》中的侠客却个个自称“罪民”,以向权力规则屈服为荣。 第四十五回钻天鼠卢方初次见到包拯,对身边的展昭说道:“卢方乃人命要犯,如何这样见得相爷?卢方岂是不知规矩的么?”于是自上刑具,而“众人无不点头称羡”。

春秋时的侠客傲视王侯,对任何人都不假辞色。而《三侠五义》第四十八回写五鼠面见宋仁宗,这些英雄好汉见到皇帝,都“心中乱跳”、“匍匐在地”、“觳觫战栗”,所谓的“江湖自由身”与权力一遭遇,立刻显出十足的奴性。“钻天鼠”、“翻江鼠”被皇帝改成“盘桅鼠”、“混江鼠”这类宠物式的命名,他们也都欣然接受。

鲁迅所说,春秋时的侠客,是以“死”为极终目的,他们的结局也确实是一个个慷慨赴死而去,而清代小说中的侠客,却个个成了地主官僚,黑白两道都吃得开。如《三侠五义》所写,双侠丁兆兰、丁兆蕙家里广有田产,实乃地产豪绅,五鼠则是陷空岛渔霸。

我们来看一看文学作品中反映出的精神面貌。

《诗经》里面有许多篇章,大胆地描写爱情,甚至性爱。先民们的天真烂漫和心无杂念,如同狂风暴雨洗后的天空,高远而纯净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诗经里面充满了生命的欢欣,充满了野性、活力、大自然和美。所以孔子对《诗经》的评价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

唐宋时代,中国人在思想上的原创力不再,但是文学艺术方面的创造力却突然勃发。唐诗展示了前所未有的艺术生命力,精神蓬勃,气象光辉。其风格或者高昂明朗,或者雄浑壮大,或者具“清水出芙蓉”的自然之美。宋词则为中国人表达情感开辟了新天地,其清新婉约和生活化更胜唐诗一筹。李泽厚说:“只要中国人还说汉语,只要中国人还用方块字在进行写作,那么唐诗宋词的魅力是永恒的。”

然而宋代以后,诗人们的才性、阅历、学识均大幅崩塌。他们画地为牢,处处模仿着过去,重复着过去,以诗写得象唐或者象宋沾沾自喜。遇到花朝或者月夕,或者其他任何人生情境,他们都已经形成固定的解释方式、感受方式和表达方式。他们以拾前人余慧为荣,不敢越藩篱一步。明清五百年的诗坛,没有一点激情和冲动,没有一点真性情,甚至没有一个真表情,除了纳兰容若外,居然没再产生一个有影响的诗人。

中华民族最大的创造不是“四大发明” 而是专制技术

张宏杰:宋代以前的中国人,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他创造着,体验着,发现着,说自己想说,想自己所想,生机勃勃,生趣盎然。

宋代以后的中国人不但失去了创造力,也失去了感受力。整个民族只剩了一个外壳,没有了灵魂。社会如同一潭死水,散发出腐烂的气味,从上层到下层,人们都既狡猾又愚昧,既贪婪又懦弱。用汤因比的话来说,这种生活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存在”,“它之所以能活着只是因为它已经僵化了。”(汤因比《历史研究》)如果说这几百年中国人有什么进步,那就是在政治厚黑学和民间骗人造假术上的进步。

因此,宋以前的中国人和宋以后的中国人,其实是两个物种。其差别就好比一个好罐头和一个变质罐头的差别,或者说是石墨与钻石的差别:虽然同是由炭原子构成,性状却已经完全不同。中国人的性格历史如同黄河,先秦是上游,清澈见底,汉唐是中游,虽泥沙俱下,毕竟有波涛汹涌之雄大气象。明清是下游,经常断流,奄奄一息了。

这个变化的过程,为什么如此?因为专制制度的演进。

黑格尔说中国是个“停滞的帝国”,汤因比说中国几千年里处于“僵化状态”。如果因此而认为中国的传统社会没有发展,那无疑是错误的。几千年的中国史其实就是一部专制技术发展史。

专制制度是世界上最自私的一种制度。为了让这一家一姓能够千秋万代享有全天下的膏脂,它尽最大可能地压缩社会其他人群的权利和利益,尽最大可能地消灭一切对专有权力的觊觎和挑战,尽最大可能地维持稳定,保持现状,防止社会发展变化。套用鲁迅在《春末闲谈》中的比喻,专制技术就是掠夺者刺在中国社会神经上的一根毒针,它使得中国社会麻痹、僵化,失去反抗力,以利于它肆无忌惮地敲骨吸髓。

因此中华民族最大的发明创造不是“四大发明”,而是专制技术。这一技术,有高深的理论,有精密的设计,有庞大的体系。

从韩非子到董仲舒,它背后有许多理论提供者。秦始皇在全国范围内确立郡县制度,是这一技术大规模应用的开始。汉武帝“独尊儒术”给秦始皇创立的硬制度,配合上了非常适用的意识形态体系。

唐太宗完善了科举制度,把社会的智力资源统一到“皓首穷经”这一条路上来,有力地从制度上控制住了知识分子的头脑。清代诸君,则大兴文字狱,在人们头脑里直接建立监狱,终于把专制制度推上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峰。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停滞”“僵化”,正是专制制度所要达到的目标,正反映了专制技术不断发展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孟德斯鸠说:“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专制的原则是恐怖,专制的目的是平静。”(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因此专制技术发展史的另一面,或者说这种技术成果的体现,就是一部漫长曲折的国民性演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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