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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杰:宋襄公的愚蠢诠释了贵族精神

2013年06月06日 10:45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张宏杰

春秋打仗讲“礼” 不以阴谋狡诈取胜

张宏杰:中国贵族文化的首要标志是“礼”。 春秋时代的上层社会中,“礼”如同空气一样无所不在,就如同今天“钱”的无所不在一样。甚至在战场上,人们也需要遵守“战争礼”。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说“春秋时代的车战,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有时彼此都以竞技的方式看待,布阵有一定的程序,交战也有公认的原则:也就是仍不离开礼的约束”。

春秋时以车战为主,因此必须选择好一处平坦开阔的地点,双方约好时间,大致同时抵达,等列好队伍之后,鸣起战鼓,驱车冲向对方。这就是所谓的“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

这种战争,更像体育比赛,要遵守一定的次序。《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的宋国公子城与华豹之战十分典型。双方战车在储丘相遇,华豹张弓搭箭,向公子城射来,结果却偏离目标。华豹动作敏捷,又一次搭箭上弦。公子城一见,对他不屑地大喊:“不更射为鄙!”意思是战争的规则是双方一人一箭。你射了我一箭,现在应该我射你一箭了。你不守规则,岂不太卑鄙了!华豹闻言,就放下弓,老老实实地等公子城搭弓。结果是宋子城一箭射死了华豹。史书并没有嘲笑华豹愚蠢,相反却肯定他以生命维护了武士的尊严。

在今人看来,这些老祖宗在战场上的表现似乎太迂阔了,其实不然。因为春秋以前的作战方式和战争理念都与后世有很大的不同。春秋时期的军队都是以贵族为主体,战士人数不多,几百辆战国(战车?)而已,每次战争一般不超过一天。因此那个时候的战争更像是一次大规模的绅士间的决斗。贵族们在战争中比的是勇气和实力,偷袭、欺诈、乘人之危都是不道德的。正如徐杰令所说:“春秋战争礼最大的特点,在于讲究承诺,遵守信义,不以阴谋狡诈取胜。”宋襄公所说的“不重伤(不让人二次受伤,就是不攻击伤员),不禽二毛(不俘虏老年人),不鼓不成列(对方没有排好队列时,本方不能进攻)”,和《淮南子》所说“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正是那个时代普遍的战争规范。

正如钱穆先生所评价说:“当时的国际间,虽则不断以兵戎相见,而大体上一般趋势,则均重和平,守信义。外交上的文雅风流,更足表现出当时一般贵族文化上之修养与了解。即在战争中,尤能不失他们重人道、讲礼貌、守信义之素养,而有时则成为一种当时独有的幽默。”

了解了这些背景,我们就可以了解泓水之战中宋襄公并非是心血来潮。作为殷朝贵族后代、从小受到严格贵族教育的宋襄公,讲究贵族风度是他根深蒂固、深入骨髓的观念。在战争中,他既要取胜,也要赢的“漂亮”、赢得“合理”、赢得“高贵”。甚至在一定意义上,风度大于胜败。那些今天看起来迂腐的礼仪其实不仅仅是仪式和礼节,更是一个阶级不可更改的文化信念。宋襄公的“愚蠢”,其实是那个时代贵族风度的光彩流露。

后世批评宋襄公 证明贵族传统在中国断裂

凤凰历史:这种贵族精神什么时候开始被“以成败论英雄”的价值观所取代?为什么贵族精神在中国很快就消亡而在欧洲却形成传统保留下来?

张宏杰:其实有很多史书肯定了宋襄公的做法。比如《公羊传·僖公二十二年》对此事的评价是:“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认为即使周文王遇到这种情况,也不会比宋襄公做得更好了。司马迁在《史记》中也说:“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曪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就是说宋襄公虽然失败了,但是很多君子认为他值得赞扬,他们感叹在礼义缺失之时,宋襄公却依然秉持礼让精神。

直到宋代苏轼的《宋襄公论》,才开始以成败论英雄。苏轼以反传统的姿态指出,不论如何,兵败于楚,就是宋襄公的罪过:“至于败绩,宋公之罪,盖可见矣。”当然,历代批判宋襄公的言论以毛主席那句名言为登峰造极。后代中国人对宋襄公的唐突,其实证明了贵族传统在中国大地的断裂。

由于中国的贵族传统中断太久,今天的中国人确实已经很难理解先秦时代祖先们的内心世界。

因产生皇帝制度中国贵族比西方早消失两千年

张宏杰:好在大量的西方文学影视使我们对欧洲的贵族多少有一些了解。也许通过援引一些欧洲中世纪的历史,我们更容易理解我们的祖先,因为贵族社会的一些精神原则是一脉相通的。如果我们感觉宋襄公时代的“不重伤,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过于古奥,那么,打这么个比方,也许就容易明白了:春秋时代的战争规则,其实就是中世纪欧洲的“骑士精神”。

欧洲骑士的行为准则是:不伤害俘虏,不攻击未披挂整齐的骑士。不攻击非战斗人员,如妇女、儿童、商人、农民、教士等。

欧洲骑士间的战争,和春秋时代的贵族战争一样,也是要摆好战场之后,堂堂正正地对攻。搞突然袭击,对真正的骑士来说,是一种可鄙的行为。骑士精神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不畏强者,作战勇敢,不得贪生怕死,另一方面则是同情弱者,对失败者宽洪大量。当一名骑士俘虏了另一名骑士后,必须将俘虏待如上宾。英法战争期间在克里西及普瓦泰被俘的法国骑士,在英国人的军营中就经常受邀与胜利者英国人一起盛饮娱乐,活得安然舒适,直到被赎回为止。

这岂不正是我们嘲笑了几千年的“宋襄公精神”?可惜的是,今天相当多的中国人崇拜骑士精神,却很少有人意识到它是“宋襄公主义”的欧洲版。为什么贵族精神在中国很快就消亡而在欧洲却形成传统保留下来?很简单,因为欧洲的贵族社会一直存在到中世纪之后。皇帝制度的出现,意味着贵族社会的终结。西方的贵族社会一直持续到十七世纪,而中国的贵族社会在公元前三世纪就结束了。也就是说,中国的贵族比西方早消失了两千年。这对中西方历史的发展影响是十分巨大的。长子继承制使得贵族家族能保持高度稳定性。英国大贵族往往能存在几百年。1764 年,约翰·道尔利普尔估计,大约50 %的英格兰地产是根据旧的财产继承制代代相传的。百年之后,法国学者希伯利特·泰纳访英后总结:“多数古老的地产是借助长子继承制法则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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