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文化革命开始，大学毕业生的分配工作也同时停止。1966年、1967年、1968年的三届毕业生都滞留学校。他们中年龄最大的有三十多岁，最小的也有二十三四岁。这么大的年龄不能参加工作，还需要家庭继续供养，成了一个社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毕业生们不得不“自己解放自己”，自己“分配”自己的工作。我是在清华主动承担这项工作的毕业生之一，现在回忆这段事情的经过。

我贴出了要求分配的大字报

我们1960年考上清华大学，学制六年，按正常情况应该于1966年毕业分配工作。但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一律留校参加运动。开始我们是比较积极参加这场运动。半年多时间过去了，清华大学标志性建筑二校门被高干子弟为骨干的红卫兵推倒了，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倒了，在清华召开了30万人对王光美的批斗会，罗瑞卿被装在箩筐里抬到清华大礼堂挨批斗……清华党委成了“黑帮”，整“黑帮”的工作组又因“执行了错误路线”撤离了学校。整个大学由红卫兵组织自己管理。但不久，清华学生红卫兵组织又分成了对立的两派。一派是清华大学红卫兵井冈山兵团(简称“团”派)；另一派是清华大学红卫兵井冈山“4·14”兵团(简称“四一四”派)。两派天天用毛主席语录打派仗，以致后来发生百日大武斗。毕业班的学生有一定的思考能力，对文革的有些事不理解，特别是对两派斗争很厌烦，还怕这样拖下去丢了专业，都迫切希望早一点奔赴工作岗位。

大概在1967年的春天，我在团派总部(航空馆)的墙上给团派负责人贴了一张大字报，希望他们关心我们66届毕业的毕业分配问题。我是四一四派的，为什么贴在团派总部呢?因当时中央领导对清华团派比较重视，蒯大富经常受到毛主席、周总理、林彪、江青、陈伯达和一些中央领导的接见。可以说，当时团派是清华掌权的，四一四是在野的。

66届毕业生串联会

我的大字报贴出后，除个别有不同意见外，多数人支持我，有本系，外系，甚至有外校的，都来找我讨论。为了发动更多的人参与，我先组织了清华大学66届毕业生串联会，后来又组织了北京市66届高校毕业生串联会和全国66届高校毕业生串联会。串联会的宗旨是为争取66届大学毕业生能早点毕业分配工作。串联会的活动是向清华大学人事处学生科的老师、向北京市文教组的张琳、杜志彬(他们文革前都是具体负责高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请教。还学习文革前中央关于高等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有关的文件，了解毕业分配是怎么一回事，毕业分配的程序是什么。

在请教学习的基础上，给周恩来总理、中央文革和北京市有关部门写报告，反映同学们迫切希望毕业分配，早日到工农兵中去的愿望。我们还找了高教部副部长段洛夫和国家计委副主任高云屏等，反映我们的意见。后来又写了如何进行毕业分配的建议。毕业生串联会的办公地点在清华大学强斋二楼南头一个小房间，地方不大但开个会、碰个头还是方便多了。串联会在清华大学、教育部红星楼等处开过几次会。参加这些活动的除了北京一些高校66届毕业生外，还有来自天津、上海、杭州等地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