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招生条件上调到“初中毕业以上”

为了适应工农兵学员，北京各大高校都在努力，其中最大的调整就是“降低教学难度”。清华大学还为此重新编写了教材。

“讲物理原来要用微积分，但对工农兵学员不能这样讲，要用形象的方法解释才行。”曾任清华大学基础部分党委书记的庞文弟说，“尽管花费很大精力，很多教授就是掰开了、揉碎了，一些学生仍然难以消化。”

他说，这是因为“推荐制”招入的工农兵学员，在文化基础上实在参差不齐。

早在1970年，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就开始了工农兵学员的试点招生，到1972年北京市已有11所高等院校少量招收工农兵学员。根据当时北京市革委会教科组的一份报告，这些工农兵学员中，初中以上的只占20%，初中文化的占60%，相当于小学文化程度的占了20%。

高校教师觉得，有些文化程度过低的学生，实在没有办法教下去。1972年北京市革委会提出，给工农兵学员补补课，但收效甚微。“在缩短成3年的学制里，不仅要学完大学，还要从高中初中补起，怎么可能？大家开始希望在文化程度上对招来的学生有些要求。”原北京市教委主任耿学超回忆。

1972年的招生工作座谈会，对招生的“文化条件”做了修改，将“一般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规定，改为“初中毕业以上”。

如何保证实际文化水平达到初中毕业呢？还是要考一考。参与这次会议文件修改的杨学为记得，在修改的招生意见上报国务院时，又专门加了一句话“在群众推荐、政审合格的基础上，进行文化考查”。

“文化考查”虽然名义上不是考试，但实质上却起到了考试的作用，这在当时是对“文革”期间招生制度的一大突破。因为“文革”伊始，考试即被当作对工人、贫下中农的“专政”而废止。

突如其来的考试

39号文件发布后，中小学生开始注意学习，知识青年也开始找书读。

“在平时的教学中，早已没有了考试，即使有也是开卷。学生怎么评价，如何结业，都觉得无法想象。”刘家和说，“文化考查”的消息传到北师大后，大家都以为高校要有一个大整顿了。

然而，“文化考查”刚结束，还没来得及评分，“反对”的风暴却强劲卷来。

1973年7月19日，《辽宁日报》发表了在“文化考查”中交白卷的张铁生的信笺，并在编者按中评价，这是“对整个大学招生路线问题的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

不久，国务院科教组重新开会，主题却成了批判“文化考查”。“说文化考查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土壤，是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温床。”杨学为说，会议一结束，自己就被要求发一份简报。

杨学为疑惑了，国务院刚发文件要搞“文化考查”，现在却被指责为“搞复辟”。最后按照要求，只能说搞的方向不对。文化考查就是做调查访问、座谈讨论之类的东西。

张铁生被树为“反潮流英雄”后，教育界强烈反对。为了压制反对的声音，在沈阳，突然对数十名教授进行数理化考试，并逼迫答不出的教师承认“张铁生交白卷是可以理解的”。

1973年12月30日，国务院科教组和北京市革委会科教组也发动“突袭”，对北京地区17所高等院校的631名教授、 副教授进行数理化考试。

“事先没有任何通知，工宣队拿出一套试题，说要考一考。名义是毛主席说过这样一句话：老师成天考学生，现在也要考考老师。而那些考试的题目跟政教系学的内容基本没有关系。”邵武说。

许多教授也采取了抵制的方式。根据庞文弟的记录，当场有200多位教授拒绝参加考试，此外还有交白卷、在考卷上写反对意见等。北师大历史系的著名教授白寿彝就是其中一位。“白先生当场交了白卷，试卷上只写了他的名字。为这个，他挨了不少批评。”刘家和回忆。

不久，“考教授”风波迅速在全国蔓延，“文化考查”也只能做做表面文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