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兵学员不仅要上大学、管大学,还要改造大学,而最重要的任务是改造老师们的思想意识”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李静 | 北京报道
“70年代的北师大,草木茂盛。宿舍区和教学区之间曾有一大片开阔的农田。”在北京师范大学生活近半个世纪的历史系教授刘家和,至今清晰地记得。
1973年春,还是青年讲师的他,急匆匆穿过这片被雨水浸润的农田,在一座四层小楼前停下了脚步。这座小楼在“节约闹革命”时期建成,外观极其普通,地面甚至有些凹凸不平。但这丝毫不影响刘家和兴奋的心绪---在这栋文史楼里,他又可以教书了。
这一年,中断了6年教学的北京师范大学,因中央的“39号文件”重新恢复招生,部分教师陆续回岗。
“39号文件”起草于1972年的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这是继1966年高校停止招生后,国家第一次召开招生工作会议。
在周恩来的指导下,文件特别提出,在1973年的高校招生条件中增加“文化考查”一项。而此前多年,大学的学术氛围早已被劳动、闹革命冲淡。文件发出后,有心求知的青年重新捡起了课本。
但是,1973年下半年,“文化考查”被迫半途而废。更荒诞的是,12月30日,北京17所高校的631名教授、 副教授,突然被赶进考场,进行数理化突袭考试。理由是,既然大学要考查学生的文化程度,那就先考考老师。
面对理科考题,一些文史专业的教师答不出,只能写上自我检讨的话;有些老师心怀激愤,交了白卷。
组织者声称,“考教授不是出哪一个人的丑,而是出旧考试制度的丑”,要“破师道尊严”。
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高校成了硝烟弥漫的战场。而高校教师的命运,更是身不由己。
学生拍桌子骂老师,进驻教研组
1958年11月,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黄会林选择了留校任教。然而,接连不断的运动,很快打破了她潜心教学的想法。
“老师不在课堂里教书,而是忙着和学生种菜、炼钢。”黄会林描述的情形,是1958年春开始席卷北京各大高校的“教育革命”。
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特别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此,北京高校纷纷将“生产劳动”作为课程纳入教学计划。而正常的教学秩序很快被冲垮。
“老师和学生们一起劳动,搞各种献礼,我们历史系就是写各种各样的史书,比如工厂史之类。后来干脆课也不上,就剩下献礼。”刘家和说。
“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北京各大高校组织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的次数越发频繁:大炼钢铁、支援郊区秋收、民兵训练以及各种文体活动等。许多高校因此陷入半停课状态。”曾任北京市高教局局长的庞文弟回忆道。
1966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将高校的招生工作推迟半年,并取消考试制度。5天后,停课闹革命开始,而这一停就是6年。
“学生们打派战,老教授进牛棚,年轻教师跟着学生们四处串联。”提起这段岁月,国家教育部考试中心原主任杨学为说,那是“潘多拉魔盒放出的魔鬼”。
1972年,形势慢慢有了变化。这年7月,周恩来对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说,你回去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有什么障碍要扫除。随后,他又在会见李政道博士时说,我们总要有一批大学培养的人才出来。
1972年的高校招生座谈会决定恢复招生,原则是由群众推荐工农兵上大学。
1973年4月39号文件下发后,北师大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由于许多老教授还在牛棚里,教育工农兵学员的任务,落在了刘家和、黄会林等青年教师身上。
工农兵大学生刚招进来,老师们只知道这是一批“又红又专”的学生,但不久他们就发现,即使是特别好学的学生,也都带着革命的情绪,这种情绪在当时有个说法---“上、管、改”。
“工农兵学员不仅要上大学、管大学,还要改造大学,而最重要的任务是改造老师们的思想意识。”黄会林记得,有些工农兵学员一旦觉得老师授课有“复辟”、“回潮”内容,就会在课堂上直接批判,有时也报告到校党委。
“被改造”的教师,多半以心平气和的态度接受,但有时也会发生不可协调的状况。“学生在课堂上提出,你给我讲讲,古代史里什么是对政治斗争有利的。实在没什么道理可说,只能老实讲,不好说。有的学生就拍起桌子骂老师,甚至当场走人。”刘家和说。
当时甚至还有过这样的措施:工农兵学员“进驻教研组”。黄会林记得,现代文学教研组每次活动都必须有学员参加,学员对于老师制定的任何教学计划都可以干涉。虽然不懂专业,但他们经常发表意见:你这个不够格,你那个有点右倾。
老师们终于明白,教工农兵学员不能按原来的方法进行,必须多了解学生的需要。于是,刘家和试着多讲一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比如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黄会林也一改“鲁、郭、茅、巴、老、曹”,只讲鲁迅和毛主席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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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静
编辑:
刘延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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