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兵学员不仅要上大学、管大学，还要改造大学，而最重要的任务是改造老师们的思想意识”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李静 | 北京报道

“70年代的北师大，草木茂盛。宿舍区和教学区之间曾有一大片开阔的农田。”在北京师范大学生活近半个世纪的历史系教授刘家和，至今清晰地记得。

1973年春，还是青年讲师的他，急匆匆穿过这片被雨水浸润的农田，在一座四层小楼前停下了脚步。这座小楼在“节约闹革命”时期建成，外观极其普通，地面甚至有些凹凸不平。但这丝毫不影响刘家和兴奋的心绪---在这栋文史楼里，他又可以教书了。

这一年，中断了6年教学的北京师范大学，因中央的“39号文件”重新恢复招生，部分教师陆续回岗。

“39号文件”起草于1972年的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这是继1966年高校停止招生后，国家第一次召开招生工作会议。

在周恩来的指导下，文件特别提出，在1973年的高校招生条件中增加“文化考查”一项。而此前多年，大学的学术氛围早已被劳动、闹革命冲淡。文件发出后，有心求知的青年重新捡起了课本。

但是，1973年下半年，“文化考查”被迫半途而废。更荒诞的是，12月30日，北京17所高校的631名教授、 副教授，突然被赶进考场，进行数理化突袭考试。理由是，既然大学要考查学生的文化程度，那就先考考老师。

面对理科考题，一些文史专业的教师答不出，只能写上自我检讨的话；有些老师心怀激愤，交了白卷。

组织者声称，“考教授不是出哪一个人的丑，而是出旧考试制度的丑”，要“破师道尊严”。

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高校成了硝烟弥漫的战场。而高校教师的命运，更是身不由己。

学生拍桌子骂老师，进驻教研组

1958年11月，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黄会林选择了留校任教。然而，接连不断的运动，很快打破了她潜心教学的想法。

“老师不在课堂里教书，而是忙着和学生种菜、炼钢。”黄会林描述的情形，是1958年春开始席卷北京各大高校的“教育革命”。

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特别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此，北京高校纷纷将“生产劳动”作为课程纳入教学计划。而正常的教学秩序很快被冲垮。

“老师和学生们一起劳动，搞各种献礼，我们历史系就是写各种各样的史书，比如工厂史之类。后来干脆课也不上，就剩下献礼。”刘家和说。

“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北京各大高校组织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的次数越发频繁：大炼钢铁、支援郊区秋收、民兵训练以及各种文体活动等。许多高校因此陷入半停课状态。”曾任北京市高教局局长的庞文弟回忆道。

1966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将高校的招生工作推迟半年，并取消考试制度。5天后，停课闹革命开始，而这一停就是6年。

“学生们打派战，老教授进牛棚，年轻教师跟着学生们四处串联。”提起这段岁月，国家教育部考试中心原主任杨学为说，那是“潘多拉魔盒放出的魔鬼”。

1972年，形势慢慢有了变化。这年7月，周恩来对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说，你回去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有什么障碍要扫除。随后，他又在会见李政道博士时说，我们总要有一批大学培养的人才出来。

1972年的高校招生座谈会决定恢复招生，原则是由群众推荐工农兵上大学。

1973年4月39号文件下发后，北师大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由于许多老教授还在牛棚里，教育工农兵学员的任务，落在了刘家和、黄会林等青年教师身上。

工农兵大学生刚招进来，老师们只知道这是一批“又红又专”的学生，但不久他们就发现，即使是特别好学的学生，也都带着革命的情绪，这种情绪在当时有个说法---“上、管、改”。

“工农兵学员不仅要上大学、管大学，还要改造大学，而最重要的任务是改造老师们的思想意识。”黄会林记得，有些工农兵学员一旦觉得老师授课有“复辟”、“回潮”内容，就会在课堂上直接批判，有时也报告到校党委。

“被改造”的教师，多半以心平气和的态度接受，但有时也会发生不可协调的状况。“学生在课堂上提出，你给我讲讲，古代史里什么是对政治斗争有利的。实在没什么道理可说，只能老实讲，不好说。有的学生就拍起桌子骂老师，甚至当场走人。”刘家和说。

当时甚至还有过这样的措施：工农兵学员“进驻教研组”。黄会林记得，现代文学教研组每次活动都必须有学员参加，学员对于老师制定的任何教学计划都可以干涉。虽然不懂专业，但他们经常发表意见：你这个不够格，你那个有点右倾。

老师们终于明白，教工农兵学员不能按原来的方法进行，必须多了解学生的需要。于是，刘家和试着多讲一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比如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黄会林也一改“鲁、郭、茅、巴、老、曹”，只讲鲁迅和毛主席诗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