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辛

记得，热爱文学，痴迷文学作品，是从我还是童年的小学生时代就开始了。青少年时期，光是阅读已不能释放我对文学的一腔激情，我开始偷偷地把自己的一些情绪，一缕文思，跃动在头脑里的人物，在稿纸上写下来。如果这一时期可以算作学习创作的话，至今已经四十几年了。而1977年早春时节发表的处女作《高高的苗岭》，至今也有32年了。即使是这32年中，可以回忆的文学往事，似乎也有很多很多，风风雨雨，沟沟坎坎，好像都值得一写。但是想来想去，我决定还是写《蹉跎岁月》这个话题。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从60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中，选出了60位作家的60部作品，以“六十年长篇小说经典”命名，介绍和推荐给读者。编辑室定书名的时候，在《蹉跎岁月》和《孽债》之间委决不下，打电话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还是倾向于把《蹉跎岁月》编进去。照理，《孽债》比《蹉跎岁月》晚写10年，出版单行本的日子也晚了10年，从创作上来说，也更成熟一些，就人物命运、故事结构来讲，也要复杂一些。但是，《蹉跎岁月》对于我，对于已然逝去的那个时代，仍然有着不应忘记的特殊的意义。

收到六十年经典的精装本《蹉跎岁月》样书，我把它插进家里的书架。书架上，陈列着十几个版本、几十个版次的样书。看着一个个不同的封面，不同的书脊，我仿佛能感觉到人世的烟尘从一张张封面上升起，仿佛能感觉到时光的长河将淹没这些书籍。从初版几年中一次印刷十几万、几万册，到近年来每次印刷不过八千册、五千册、四千册，递次减少的印数，也在告诉我，过去了的那个时代，正在远去。

今天的青年读者，读了《蹉跎岁月》，时常会瞪大诧异的眼睛问我:叶老师在你们年轻的时候，真的是这样么？家庭出身不好，真的会影响人的一辈子吗？这些都是你编出来的吧。面对这样的问题，我能回答什么呢？在《蹉跎岁月》刚刚发表、出版、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播出的年代，是不会有任何读者、观众提出类似的问题的。只因为当时的读者和观众，都是那个时代的过来人。他们对此有深切的感受和体会。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时间的浪潮会像汹涌的流水一样，冲刷一切，淹没一切。有谁会记得，在“血统”论盛行于世的年头，整整一代年轻人身心所遭受的戕害，命运所遭遇的挫折，心灵所感受的屈辱和压抑？有谁会记得，即使是一窝蜂般忽隆隆涌到广阔天地里去的，其实都是各具个性、各有特色、性格迥然不同的青年男女，他们有的性格粗犷，有的文静细腻，有的得过且过，有的总怀着远大理想。有谁会记得，同样奔赴农村的这一代人，几乎在思想上都经历了最初的虔诚、盲目甚至狂热，继而又陷入迷茫、徘徊、困顿、颓丧，最终又都在现实生活的磨砺之下振作起来。这些年来，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35周年、40周年，无论是去到内蒙古草原上的，还是到黑土地、红土地、黄土地上去插队落户的，或是去往云贵、海南、边疆的知识青年们，都在撰写他们的青春记忆，都在回忆往事。我几乎翻看了所有能找到的这些书籍，是高歌青春无悔的也好，是哀叹一代人的失落也好，是悲观地断言青春被湮灭了也好，我惊异地发现，很多应该被记住的东西，却没有记下来；很多不该遗忘的东西，恰恰都被人忘记了。即便是以探讨学术为主的论文，是以忠实记录史实的知青史，知青的地位问题，知青的身份问题，知识青年曾经遭受到的排挤、嘲笑、歧视……都有意无意地被遗忘了。

那是不该被忘记的呀！忘记了过去，历史有时候就会有重蹈覆辙的危险。

在前几天刚刚结束的中国作协七届八次主席团会议期间，我们走进一个庄园参观，《人民文学》的主编李敬泽神秘地拉着我，退回到入口处的一个小摊前，指着一本十分陈旧的《蹉跎岁月》说:“你看！”我拿过这本书来，发现这是《蹉跎岁月》第一版第二次印刷的书，书的主人在请我签字留念时说:这是他当年从旧书摊上买的，花了四元钱。其实这本书的实际定价是一元一角五分。旧书摊主把原来的定价抹去了，用笔写了一个四元的价。一旁的作家出版集团总裁何建明说:这本书有了好些版本，你应该把它们都收齐了。当我签完字，和书的主人一起合影时，我的心头翻涌起一股复杂难言的感情。读者和时间都没有忘记我的这本书，我想，这是我作为一个作家，得到的最大的宽慰。

一个写作一辈子的作家，还指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