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

1969年5月15日，从北京站始发的临时列车，将王小波送往遥远的云南，当时王小波15岁。这个成长于父亲隐秘“政治问题”阴影的教育部大院孩子，和二龙路中学的同学兼玩伴一起，赶上了这一拨的云南插队。他当时开导备感沮丧的同伴艾建平说，“人就像一滴滴在桌布上的墨水，到了哪里都可以向四周慢慢扩散”。

王小波在云南德宏陇川县弄巴农场一共待了两年。

寻访到王小波当年真实插队的农场来回溯，风景依旧，山上15队和山下14队的格局也有改变。只是《黄金时代》里王二和陈清扬的故事并不存在，这或许会让渴望猎奇的人们失望。

记者◎王鸿谅实习记者◎魏一平摄影◎关海彤

辗转12天后才到达弄巴农场景罕14队的22名知青里，教育部直属二龙路中学“老初一”的学生共有9个，4男5女，分别是王小波、赵红旗、赵和平、艾建平、沈芬、那佳、朱萍华、岳薇和艾建英。景罕14队也就是云南建设兵团3师10团3营2连，全连120多人，一半是本地老职工，另一半是知青，除开北京，还有来自四川、上海等地的知青。

卡车只把王小波他们拉到山上的15队，由山下14队的副队长田家应，也就是老队长王永贵的爱人带人上山去接，知青们的箱箱柜柜，用牛车拉了两三趟。王小波的行装是一个大木箱，全是换洗衣服和被褥。在当时生活物资匮乏的农场，这些教育部大院子女的行装，着实让当地人感叹了一阵子。头两个月，知青们暂住粮仓，一堵矮墙将男女生隔开，晚上躺在蚊帐里，看着一只只大耗子在屋顶上嗖嗖窜来窜去，男生新奇，女生尖叫。给知青住的平房修好后是4人一间，王小波和赵红旗、赵和平兄弟是同屋。围成四合院形状的这几排平房，后来成为当地职工的房子，几经改建，保留下来部分，格局也发生了改变。不过14队的老人们，依旧能指着已经大变样的房子，忆起王小波就住在西面那排从左往右数过去的第四间。有的老人对“王小波”这个名字并没有反应，一旦拿出照片，记忆立马回来了，“记得他”，“个子高高的、脑门重重的、走路头歪歪的，脚一步一拖的”。

农场的生活苦，对当时那些教育部大院里长大的孩子来说尤其如此。26元的知青工资，加上“边疆补助”2元，一共28块，本地职工用以养家糊口的收入也不过如此。小波和他的室友，扣掉每个月8块钱的伙食费，从中拿出一点零钱买点青菜，剩下的基本花在买烟上。当地流行的“春城”牌香烟每包4毛钱，属中档水平，小波他们常常“一个月的上半月抽‘春城’，后10天就改成了2毛钱一包的‘钢花’”，到最后，就到集市利用“免费品尝”的机会去弄烟叶。农场的饭菜在他们看来也是难以下咽，同一种蔬菜一吃一季。

田间休息的时候王小波讲曹操、周瑜，各朝故事，精彩得“像评书一样”。他跟爱人都一再强调，“王小波开始劳动是不太好，不会嘛，可是后来慢慢就改造好了”，他爱人更一再地夸王小波，虽然“割稻做得不太好，个子太高，动作不协调，怕割到自己”，但是“打谷子做得最好，120多斤的大麻袋，一个人从及膝的水田里抬出来”。

王小波讲义气。赵红旗和赵和平的评价里，这排在第一位。“其实也没有多么轰轰烈烈的事情，但就是在日积月累中，我们觉得小波是一个绝对讲义气的哥们儿。”无论是中学时，还是后来到农场插队，王小波都不爱主动打架，但却总爱做“帮凶”，“平时不怎么说话，但谁要是跟人家动手了，他肯定第一个冲上去”。刚到农场插队不久，分配到瑞丽农场的赵东江小腿被蚊子叮咬，感染到不能干活。听到消息的王小波某一天临睡前跟同屋说“明天我去看看东江去”，大家都没在意，从这里到赵东江所在的瑞丽农场要翻越一座山，足足有三四十公里。这条路正好在中缅边境线上。凌晨3点多钟，赵红旗就听到王小波起床了，拿着个手电筒，带上当时最厉害的一个护身武器——一根苏式武装皮带上路。当天傍晚，真的就赶到了赵东江的宿舍。也没说什么客气话，睡了一晚上，第二天一大早爬起来又踏上了返回的路。赵东江至今念念不忘，“谁也不知道小波这一路上有多危险，他还跟我开玩笑说，路上用武装皮带打翻了一头野猪，本来想扛来吃猪肉，但扛了一段实在扛不动了，只好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