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梁永禧（右三）回到东莞梅林，在女知青何瑞玲（左四）家门前，老知青们和农友们合影。（受访者供图）

口述者:何瑞玲

（57岁，下放至东莞知青，现回村居住）

嫁给农村青年的后遗症

我们那批，8个知青，6个招工回去了，一个去了香港的时候，我还在梅林村。

我没有去香港主要是我结了婚。1972年1月2日结的。

我先生叶东不是知青。他那时候很高，也是个靓仔。我想回去，但要干部签名同意才行。干部就说，你结了婚，就不能回去了，这是为了你们夫妻好。结婚那年年底，我就生了一个女儿，叫叶丽娟。

当时，我老爸在广州水泥厂做厂长。他要退了，叫我回去接他的班。当然不是厂长，但至少是个有编制的。

年轻的时候，追我的人特别多。有个同学，也是知青，招工回广州进了公安局，后来当了一个局长。他开始不跟我说，回了广州后就跟我打电话。我就说，你别给我打电话了，我都有老公了。这些年还给我打电话，我说，我要带孙子，没空去广州。

到了1979年，我都以为自己一辈子都要在农村了。上面又发话了，说是要给所有知青班办理招工。所以就安排了我去东莞食品进出口公司，属东莞外贸局的。1979年年底，我就去上班了。

工作很轻松，还是在大岭山这边，这是上面特意安排的，说不能离家太远。我就是各个村走一下，把蔬菜收上来。公司把这些菜拉到香港去卖。一个月35块钱。当时月山有一个知青，也是在进出口公司。

这样一直做到1993年。公司说收购的蔬菜去香港没得赚，后来我就停薪留职。发基本工资，每个月400块钱。我在家里待了一段时间，后来去村里开的加油站上班，当收银员。

1995年，妇联主任打电话来，说好多知青都来了，你怎么没去。原来是知青聚会。但他们之前没通知我，都把我忘了。那次大岭山有一百多个知青回来。这只是少部分，很多人做了经理、厂长，也没空来。当时，跟大家比起来，我算是很差的。

到了2000年，村里把加油站卖给外地人。外地人用自己的亲戚上班，就把我辞掉了，我就没了工作。

到2003年，进出口公司也散了，50岁以上就算退休。我每个月都可以去东莞发展银行领1000多块钱，我现在都不知道这钱是谁发给我的，可能是政府吧。

我们村里在九五年还是九六年搞分红。就是把地租给别人做厂房，然后我们收租金。村里把租金拿来大家分。因为我的单位是在大岭山，已经出去了，只能分5成，也就是其他村民的一半。当时不多，一年才几百块钱。现在是一年2160块钱，像我老公就有4320块钱。

我们在镇上还有一栋楼房，不过不当街，只是给别人住。现在也不好租，因为打工的都回去了。我两个儿子都在村里当治安员。你看，院子里停的那辆马自达，也不是我们的，是媳妇买的。

口述者:莫乃光 没时间看书直接去高考

（59岁，下放至东莞梅林村知青，现在广州铁路局工作）

我和伍乃仁一起招工去的东莞水泥厂。

1971年的时候，算是比较早了。水泥厂没机械厂好，但能招工。离开农村，当时我们都很高兴。进去就是做工人，我做了技术员、电工。

恢复高考的第一年（1977年），我报名（参加高考）了。厂里有三四个人报了名，都是知青。

我们基本没时间看书，就让家里人，把过去的课本寄过来，晚上翻了下。当时也不填报哪所学校的，就是统一分配，最后去看榜。

考了后，我自己感觉不好。实际上，所有考生感觉都不好。看榜那天，天气不好，阴沉沉的。我果然没考上。不过我也不知道分数。就是上面说，谁谁可以去哪个学校，就去了。我们厂就有一个知青去了。

到了1981年，我还是工人。后来联系上一个东莞人，在广州铁路局，我们俩对调，大家都离家近一点嘛。我就去了广州铁路局下面的单位，做列车员，后来又进机关。

口述者:邝任华 1979年送走最后一批知青

（57岁，梅林村原村支书，1970年代为管理梅林村知青的民兵排长和团小组长）

1979年是最后一批知青走，这批知青之前有各种各样“问题”的。真正招工的高潮，是在1971年、1972年、1973年，这三年时间。

那个时候，最好的出路是当兵。但能当上兵的人确实很少。有一个叫院向阳的知青，在1978年被招兵，去了越南打仗。我弟弟也是那一批的兵。我们大队一共才去了他们两个人。

那一年，东莞去了600多个兵。知青很少，没几个的。那一批兵后来在越南牺牲了30多个，我弟弟是其中一个。院向阳没有死。退伍回来，就去了深圳。现在是深圳税务局的领导。

还有一个伍乃仁，他是1971年就招工，去了东莞水泥厂。当时水泥很重要的。他后来做水泥厂的支部委员，管武装、民兵。再后来做了副厂长。1974年，我要批一点石灰，还专门找了他，请他帮忙，当时他是技术员。批水泥就更麻烦了，我没想过。

梁永禧是梅林村的知青里最活泼的。他经常回来。荔枝熟了，我都叫他。他有一年回来，荔枝很多，结得特别好。今年不行，好多被暴雨打掉了。(东莞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