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东莞工农兵学员在华南师范大学留影。梁永禧（后排右一）。（受访者供图）

知青虽然大部分招工回城。但大多都是普通工人。上世纪80年代还看不出来。到了90年代，国企改革，有一部分人都下岗了，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下海后成了千万富翁。

1968年，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的一声号令——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成为最高指示。之前不过星星之火的上山下乡运动，顿成燎原之势。从狂飙突起到偃旗息鼓，延续了十余年。

1700万知青涌入农村后，理想与现实巨大的反差，使这个群体陷入了困惑之中。

而后，他们渴望返城。招工、参军、保送大学，成了浪潮中的几股激流。

到1980年初，5万东莞知青终迎来这股浪潮的尾花。自此，东莞历史翻过了沉重的一页。

青春已老，所有一切皆已沧海桑田。很多故事都已经流逝，因为难以忘怀，所以总是回首。

但我们无法忘怀，这是何等特殊的一代——共和国成立后，他们呱呱落地；文革开始，他们青春叛逆；上山下乡，他们背井离乡；千辛万苦回城，正值改革开放，于是搏击风浪，沉浮几多，成为这个国家的中坚力量、推动者和受益者。

我们希望通过当年知青的口述，去追溯东莞知青回城后的记忆。

管窥尘封的东莞知青回城故事，并非是矫情于历史，而是尊重生命，理解那一代人的忧伤，以及后来的挣扎和奋发图强。

此为东莞知青返城30周年纪。

背景:东莞安置近5万名知青:据《东莞市志》记载:1970年起，对知青实施统一推荐招工，县根据各企业需要用工人数，下达指标到各公社，由公社推荐，不分知青来源，统一安排到用工单位。同时，每年均有知青回城、升学、参军”。安置工作“持续到1980年，共安置46758人（其中广州及外地知青22417人）。

口述者:梁永禧相当多知青现在是千万富翁

（59岁，男，下放至东莞知青，广州环境监测中心站生态室高级工程师）

那时没有高考，全是由工农兵推荐学生。上大学和中专学校，先由大队推荐，政审，再到公社推荐到县，再到高校。我父母都是大学教授，成分很差，基本没有指望。

然而，1975年，在公社的贫下中农推荐会上，我根据7年来的表现，从当大队的通讯报道员，生产队的政治辅导员、民兵班班长、民办教师讲起。其中有两条，一是用中草药为贫下中农治病，二是为农村教育事业尽心尽力，带的小学女篮得了全县亚军的成绩。大概是感动了在座的贫下中农评委，最后居然得票最多。

结果，那年，我是全公社唯一上大学的知青，去了华南师范大学学生物。小崔、小裘，及其他5位被推荐到公社的优秀知青，全都读了中专。

1977年，恢复高考。过去一些老知青开始考进大学。华师的学习气氛开始浓了。1985年，我考上了华农大林学硕士学位的研究生。后来成了高级工程师，做环境监测及管理工作。

我三哥比我还早走。

1973年，广州市中专招生，我三哥被贫下中农推荐回广州市二轻中等技术学校读书。

三哥与村民的关系特别好。

那时农村最紧缺难买的小商品是火柴、铁钉、番碱（肥皂）、中药“苏合丸”、做米糕的圆铁盆、水桶和自行车车胎。每次回广州前（他）都要用小本子记好，回到广州一一买齐，大包小包地带回村里。

村里年轻人在结婚前一晚，也喜欢找他装新床。全村的老农都特别喜欢他。也许想招他当女婿。他回城读书时，有7个邝屋（梅林村的一个组）的女青年一直陪送他到广州。

文革时的农村，年轻人在十八九岁就谈婚论嫁了。知青到了一九七几年，也是二十五六岁，大龄青年了。但大多数知青想，先别忙着找对象，好好干，争取早日能招工回城当个工人，再成家立业。将来本人就会是工人阶级的好成分，下一代也就不再受人歧视。并且可以恢复城市户口和粮簿。

我们队里最先被招工的回乡知青是邝焕英，她的地委干部父亲解放，她也解放。被招进莞城迎宾馆当服务员，工作体面又干净，大家很羡慕。

1971年夏天，东莞县城的工厂也来大岭山招收一大批健壮的知青做工人。莫乃光和伍乃仁，同时招为东莞水泥厂工人。

谁知道，还有更好的机会在后头。

1972年的春节，原来在梅林村小学教书的女知青司徒彩，远嫁广西梧州船厂的技术工人。随后，她也在船厂工作。这是当时一种惯用的回城方法，就是找一个城里的工人结婚，然后再打通关系，把自己弄回城。

1973年初，广州市二商局在大岭山公社招工。我们村干部推荐了女知青高帜焕。随后她回广州市二商局幼儿园当了一名教师。

女知青陈惠贞回广州市环卫局当城市美容师。听说她后来嫁给了一个香港商人。是在佛山结的婚。好像是别人介绍的。最终去了香港。这些年一直没有联系。

女知青何瑞玲之前在梅林村找了老公，所以一直不让走。一直1979年，最后一个被招工，到了东莞外贸局下面的公司，只是还留在本地上班。

梅林村的9个知青，就在那一年，算是全部回城了。

知青近况

知青虽然大部分招工回城。但大多都是普通工人。上世纪80年代还看不出来。到了90年代，国企改革，有一部分人都下岗了，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下海后成了千万富翁。

我从大学毕业后，做研究，做高级工程师，相比他们来说，顺利很多。现在，我高级工程师工资加补贴，每月7000块左右。可我还是连一张报纸，一个塑料瓶都留起来卖给收废站。

在国外留学的女儿老说我抠门，她哪知道，那是过去知青在农村的贫苦生活留下的痕迹，改不了。

也有很多过得好的知青。

1998年11月5日。40多个知青回到大岭山。当晚，我们参观了大塘知青袁文雄工作的地方。袁文雄也是广州市“华实”的学生，在1976年他就被招工回到广州市。但经济改革，国营单位日益不景气，每月工资才几百元，又面临下岗的威胁。他就回了村里，后来成了大塘村在镇上建办一个大酒店的部门经理，酒店很豪华。

第二天，老知青们开着七八部小车，参观冯达荣的庄园。他过去的也是大塘知青，后来成了一个局的局长。

冯局长1972年被招工到了东莞城的企业当工人。他当了局长后，在大塘村后山修了一条简易公路直通他的庄园，在庄园里种了许多荔枝树和龙眼树，还养了一些小鸡。

参观完冯局长的庄园，我们又去参观知青司徒国振的庄园。他的庄园建在月山村附近的山窝里。山窝最低处是口大鱼塘，鱼塘旁建了座风景亭和他的豪宅，再远处是他的养鸡场。

司徒国振1974年回广州市读中专，毕业后留校在学校饭堂当厨师。

他也在大环村落户，曾担任过生产队长、公社农科站技术员。娶的老婆是大环村最漂亮的客家姑娘。

有了个儿子后，他们觉得生活压力大，主要是老婆和孩子在广州是“黑户”，又没有工作和口粮，一家三口确实难挨。他心一横，也来个辞职下海，先办了个大排档，赚了第一桶金后。他又投资在东莞又开了一家豪华的“膳坊”饭馆。

就这样，夫妻两人一齐打拼，经营得法，又再开分店。富贵逼人来，经过十几年的拼搏，他的家财高达几千万。（记者 荣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