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认识和评价，经过10余年历史的沉淀，加之人们主观上的不懈反思，现在有条件对其主要方面作出评估和预测。

在有些关于知识青年(以下简称“知青”)文字所展示的知青生活画卷中，充斥着冲动与愚昧，野蛮与浑沌，悲怆与血泪，禁欲与纵欲，其间，充溢着浓重的悲观主义意味。无论撰文者的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上，那些关于知青生活消极阴暗面描写、论述和渲染，已被个别用心良苦的人作为社会主义“黑暗”、党及其领袖“没干好事”的例证，同时亦影响着知青以及他们的后来人对我们社会、我们党和政府的正确认识和评价。本人作为前知青，有必要对亲身经历过的那场运动做些也许是未必公允的评论和预测。

一

“文革”期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在总体上可谓是一场既悲且壮的活剧，是一次培养和造就一代反修防修新人的不成功的探索，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一次不成功的尝试。

1955—1965年期间的知青上山下乡，总的说来，起到子良好的社会效果，在工作方法、方式上是得当的，尽管在其间受到“左”倾的思潮的某种程度的干扰，在某些具体工作环节上出了些偏差。1966年，国家的政治形势骤变，知青上山下乡本来具有的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由于过分地突出了后者，知青上山下乡被融进了那场“文革”，成为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是沿着自己正常的成长轨迹壮大起来，而是靠外部强制力量刺激起来，缺乏应有的社会基础。人们对它并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当外部强制力量消失时，它的崩馈于一旦便是不可避免的了。说“文革”期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项不成功的探索和尝试，理由如下:

第一，上山下乡的主要既定目标没有实现。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使我们党对修正主义有了高度警惕，并绝不容此类事件在中国重演。为此，要造就千百万反修防修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实现这一目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号召城市知青投身“广阔天地”去锤炼一颗颗反修防修的红心，而实际上是事与愿违。知青们年复一年地重复着农民祖辈重复的劳作，生命完结之日才是毕业之时，初时的热忱和激情冷却下来。知青们体察到上山下乡运动同其母体“文革”一样，爆发突然，应有的准备远远不够。他们在学习和羡佩贫下中农吃苦耐劳品格的同时，也探知了他们当中某些人为私利而工于心计。知青们并不否认“接受再教育很有必要”，同时，也切实感受到“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依然是至理名言。

缩小以致消灭城乡之间、脑体之间的差别，是上山下乡运动使命之一。当知青们兴冲冲注销了城镇户口而失去了吃商品粮资格时，还没来得及沉思这对他们的未来意味着什么，迎接他们的却是那样巨大的脑体差别和城乡差别。他们很快就意识到，要缩小这差别，远非红卫兵横扫“四旧”那样神速顺当。这需要他们这代人甚至几代人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做出一辈子牺牲。他们中的大部分尚未具备这样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林彪事件”爆发后，有的知青开始怀疑上山下乡的正确性，觉得自己充当了一种错误决策的试验品和牺牲品。他们无心独自担起反修防修而在农村劳作终生的殊荣，以为，他们这代人为缩小三大差别已奉献够多，因而提出“落实政策”即返城的要求。随着千百万知青的返城，这场运动的造就一代反修防修新人、缩小三大差别的目的便付之东流了。

第二，从经济角度看，上山下乡运动得不偿失。“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知青约1700万人，没有安置在城市就业自然省下一大批费用，但在其他方面却花费了更多的费用。按照1973年的标准，国家为每一位知青提供安置经费平均500—550元。按1700万人核算，国家共拨款100亿元。这仅是国家一级的直接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每年也拨出数额巨大的知青专款，知青所在地区也需要花不少钱。中国农村缺少的是劳动效率，多的是劳动力。知青到了农村，基本上被用作劳动力，从而加剧了劳动力剩余的程度，同时，相应地减少了当地农民的收入。可以肯定，从经济角度讲，上山下乡运动是负效益。

另外，在城市知青大规模上山下乡之际，城市企事业用人只能从农村招于是形城乡劳动大对流的反常现象。10年间从农村招工进城约1300万人，这显然加剧了城市供应的紧张。当成千上万知青重返城市时，本是城市大家庭一员的知青反倒成了待业者。为解决这一尖锐矛盾，国家不得不动用大批人力，物力、财力去消退来自农村的劳动力，以安置待业的知青。这一举世罕见的中国城乡劳动力的大出大进与大进大出，造成了严重经济问题。

第三，上山下乡运动给人们带来无法言尽的心理重负和精神损耗。上山下乡运动的背后，人们承受着政治高压。知青上山下乡的动机，表层高度一致，但深层次却千差万别。“文革”后期领导干部为当知青的子女“走后门”，办返城，固然不对，但从中透露出对上山下乡运动的不满。上山下乡子女们的状况成了广大家长最大的心病，加速了他们心身的衰老。

在农村，知青们在领略“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乐趣后，逐渐领悟了自己要为之付出的代价是多么沉重。在城市人面前，他们多疑而敏感，自卑感很重，承受着劳作之苦以外的另一种重压——文化贫困。他们的文化要求得不到起码的满足。

知青公开提出返城的要求，并诉诸行动，确实从国家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中认定了实现他们要求的可行性。各界人士对知青返城的要求给予理解与宽容，对上山下乡能否照以往的样子搞下去，表示怀疑和异议。

第四，上山下乡运动的决策制定、具体政策的实施存有重大失误。上山下乡运动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应有周密的论证。但在当时，人们则是更多地去制造和维持发起这场运动的政治氛围，去宣扬这场运动伟大而深远的政治意义。上山下乡的“一锅烩、全锅端”政策，加之缺乏细致深入的说服动员工作相辅佐，大大超过了一般群众思想觉悟的实际水平。具体政策的反复多变，加剧了人们心态的不平衡。人们觉得，下乡与返城，留城都是有着极大的随意性。从而，上山下乡运动的正统性、严肃性受到了怀疑。

第五，上山下乡运动后患极大，至今尚未消尽。大批知青涌回城市，造成了空前严重的社会问题。安置待业知青成了头等重要的事。知青返城后，在住房、工作待遇、子女入托入学，继续学习、婚恋家庭、两地分居、工农兵大学生的待遇等问题上，解决起来颇为棘手。要想彻底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相当时间和力量。上山下乡的后患不仅涉及知青及其父母，而且对下一代也有着负作用。目前，“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在年轻人中较难实现。这同他们对这场运动失误的认识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