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重温著名的《送瘟神》诗篇，不禁回想起曾在小虫猖獗处度过的青春岁月。

那是发生在上世纪中叶的事。文革开始已两年多,党中央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校园内常听到广播里播放的“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革命最艰苦的地方去”的歌曲。红专走廊里展示了同学们的决心书，有些是用鲜血写成的。记得当时还有人喊出了“到血吸虫最严重的地方去”的口号。1968年12月13日我们告别母校、离开苏州奔赴昆山县石牌及陆桥公社插队落户。

据说因为我们附中是重点中学，受到“封、资、修”毒害最深，必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进行脱胎换骨地改造。当时的昆山是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典型的农业县，年GDP不足一个亿，是苏州地区八县中的小六子。而位于昆山最北部的石牌、陆桥地势低洼，被称为昆山的锅底，常遭涝灾,流传着“三日大雨水汪汪”的民谣。那里比昆山南部更为艰苦。然而我们丝毫没有畏惧，因为那年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越是艰险越向前”是大家的口头禅。到那里才真正体会到农民确实很困难，有半数农户住的是茅草棚。每年青黄不接时往往要到高乡(常熟)买大头菜、胡萝卜充饥。当时由于产量低，稻谷收购价便宜，还有“公粮”任务（即农业税），因此一个强男劳力一年分红只有百来元。而队里那些劳力少、老人孩子多的农户，年终结算劳动工分收入扣除粮草竟为负数，被称为“透支户”。每年先由队委会讨论，再经社员会通过，给予免除部分欠款。队里流传“透支一百，听了一吓；透支一千，颈骨一牵”的顺口溜，意思与“虱多不痒”差不多，反正一辈子也还不清了。不少农民手头没有一分钱，食盐、肥皂等日常用品不得不用鸡蛋去换。况且当时要割资本主义尾巴，每人只能养两只鸡。没有鸡蛋只好赊帐。比如有个走村串户的“剃头人”（大家都这么喊）随身带着个小本子，为乡亲们理发收不到五分、一毛的现钱，就在本子上写着：某某家几个头。总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尚未解决温饱问题。贫困与地理环境有关，与纯粮经济生产力低下有关，更与血吸虫猖獗有关。

医书如是说

血吸虫是一种寄生虫，分为埃及、曼氏与日本血吸虫三大类。曾经流行于我国长江流域及南方十三省的血吸虫病是由日本血吸虫寄生人体所引起的。成虫寄生于肝脏门静脉系统，由于虫卵沉着引起一系列病变。急性期表现为发热、皮炎、咳嗽、肝肿大并有压痛等。慢性期有反复腹泻、营养不良、贫血乏力等。晚期病人的肝脏与脾脏明显肿大，并有肝硬化、大量腹水，因门静脉阻塞导致胃、食管静脉曲张出血，危及生命。血吸虫病患者的粪便中含有活的虫卵，为主要传染源。在河边倒马桶是污染水源的主要原因。虫卵在水中孵化成毛蚴，寄生在钉螺内，再变成尾蚴，感染接触疫水的人和牛、马等其他哺乳动物。尾蚴侵入人体皮肤时脱去尾部变为童虫。童虫在皮下停留数小时后随血液-淋巴在体内移行。最终进入肝脏内门静脉发育为成虫，成虫长约20至26毫米，粗0.3至0.5毫米，以吸盘吸附在静脉内壁。雌雄成虫合抱逆流至肠系膜静脉内产卵。虫卵由粪便排出而重复其生活周期。由此可见人是血吸虫的终宿主，而钉螺是血吸虫的中间宿主，也是血吸虫病流行的重要环节。

历史见证人

我们插队的石牌低洼易涝、水网交错是血吸虫繁殖的有利条件，河边草丛、荒田滩涂又是钉螺孳生的适宜场所。当人们在赖以生存的水田渠道里劳作，在池塘河水中掏米、洗衣、游泳都可能感染血吸虫病。也就是说我们的日常生活与工作都要接触疫水，均处于血吸虫的包围之中。我们亲眼目睹了血吸虫的危害。当地农民面黄肌瘦几乎都是慢性血吸虫患者，最典型的要数南北六队的刘雪根。他是血吸虫侏儒症患者，五六十岁的人只有一米多高，从背后看去跟十来岁孩子似的，说话还是童声，只是面部与双手布满了皱纹。他终身未娶，领养了姐姐的女儿叫芬扣，还招了女婿。也许是因为他是芬扣的舅舅，脸上又有些麻子，大伙儿都喊他“麻舅”。70年代初，苏州来的医疗队发现麻舅是不可多得的活教材，是幼年脑垂体感染血吸虫的历史见证人。血吸虫使他不仅丧失劳动力，还失去了生育能力。他被多次请到公社、县里去“讲用”，控诉在万恶的旧社会，他所在的祁家浜--南北六队、七队与丁祁四队几乎成了无人村（据《昆山血防志》记载村里原有的15户40多人，临解放时死剩两个不满10岁的孩子）。确实是一番“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凄凉景象。现在住在那里的人大多是后来从苏北逃荒来的。

全大队还有不少晚期血吸虫病人。这些人骨瘦如柴、肝脾肿大、满肚腹水、病入膏肓。当夏天衣着单薄时，明显可见那比十月怀胎还大的肚子。在当地“该死的大肚皮”是流行的骂人话（对孕妇是忌讳称大肚子的，而改口喊“重身人”）。我们所在的南北四队就有个晚血“大肚皮”，四十来岁显得十分苍老，又黑又瘦，人称老培根。他根本干不动农活，就连家务也不能做，如到河边洗菜就弯不下腰。不过每次社员会他总是迈着缓缓的步子来参加的。人们戏称他看不见自己的脚尖，人没进门，膨大的肚子先挺进来了。培根却不在乎，照旧谈笑风生，时不时冒出一句“东北风、雨太公”之类的农谚。可就在我们插队不到一年的那个秋收大忙季节，老培根丢下比他小十岁的娇妻和一双幼子撒手人寰了。记得那天我们正在黄泥娄荒田里割稻，大约快傍晚了，有村里的孩子跑来报讯。队长立即决定不开夜工了，大家收工后回村纷纷赶去帮忙。两天后队里为培根举行葬礼。“点香、磕头”村里的“明白人”主持着约定的仪式，并要求未满十岁的长子用颤抖的小手端着饭碗喊“爸爸吃饭”，再按习俗派人把碗往地下一摔，随后就盖棺钉钉。亲属们扑上去嚎啕大哭。四名大汉扛起棺材就走。乡亲们边流泪边扶着家属跟在后面。到西塘田的近河边培根家的自留地下葬，那里的地势可算是全村最高处，入土为安。过了五七35天，半夜里我被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哭声惊醒，后来知道那是悼念亡者的“闹五更”。培根是我们亲眼看到的第一个被血吸虫夺走生命的人，但不是唯一的。后来又有几个晚血病人相继去世，连到我们大队蹲点的潘书记也因门脉高压、食道静脉大出血而英年早逝。

血吸虫确实像瘟神般摧残着疫区的人民，当然更不会放过我们这些城里去的知青。当年我们大多数知青以苦为荣，以苦为乐，满怀热情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跟老农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农闲时晚上还要开会斗私批修。农忙时天天开夜工。我们赤脚下田，毫无防护条件，随时都会感染发病。而且我们知青缺乏抵抗力，若在短期内接触大量的含有尾蚴的疫水，就会暴发急性血吸虫病。石牌公社发生过好多例，最严重的要数本大队的一名知青。前不久我偶尔遇到当时的石牌卫生院化验员，她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该患者血中的嗜酸性白细胞竟高达百分之三十多，超过正常值十倍！可谓史无前例。记得我们眼睁睁看着那患病的同伴高烧不退、寒战不止、腿脚抽筋、痛苦万分却束手无策，唯一能做的就是与老乡一同划船送公社卫生院。那里虽然医疗条件简陋，可是医生诊断治疗这种病很有经验，经过抽血、补液、降温，终于控制了病情。据医生分析发病原因与这位知青为了培养绿萍长时间赤脚在渠道、池塘等淤泥里劳动有关。如果不及时治疗，可因长期高热、毒血症而危及生命，或迅速发展为肝硬化腹水，后果不堪设想。至于患慢性血吸虫病的知青更是不计其数，有的知青反复感染，曾经治疗过多次。有的留下后遗症，在返城多年后体检做B超时发现“血吸虫肝”，即肝脏血管内有血吸虫卵沉着。回想在当时有个知青为了避免手接触河水，就用筷子搅拌淘米，一时在当地传为笑话。可是用现在的观点来看，那是自我保护意识强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