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学校走上社会已经30多年了。30多年的人世沧桑，许多事情已经淡忘了。也有许多事情，永远忘不了。例如，最初走上社会的情景，不论如何，只要闭上眼睛回忆，就好象历历在目。l968年2月，我正在青海西宁市参加一个活动。一天，突然接到姚佳林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说是总后勤部所属新疆伊吾军马场到海淀区招工，同学们已替我报了名，要我赶快回京。解放军的企业，部队的职工，这对那个时代的青年学生来说，是多么诱人的前景啊!我匆匆赶回了北京。但是我内心深处，对这次招工并不抱多大希望。事情是明摆着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母亲就被打成“走资派”，屡遭批斗，不久，父亲也因历史问题，被“揪”成“叛徒”。那时，一个有这样家庭背景的人，前景是暗淡无光的。我怀着试试看的心情，与同学们一起去见了马场来京招工的万天恩同志。轮到谈我的情况时，同学们七嘴八舌地讲了一大堆好话，我自己却只是极简单地表了一个态：我愿意到军马场去接受锻炼，如果能去，一定努力工作；但如果我的家庭情况不符合马场的招工条件，我也能充分理解并正确对待。不知是大家的好话起了作用，还是我的“正确对待”感动了老万，几天后接到通知，我被录用了。那时的感觉，真好像心上压着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父亲也很高兴，说：不管怎么样，也就是参军了。年青人应当离家远一点，去见世面。我一方面高兴，一方面仍隐约感到，象我这样的人，不管走到哪里，都要准备着经受磨难。

以后的经历，证明了这种预感。马场虽然地处偏远的边疆，但并不是世外桃源。每次，只要千里之外的北京有一点政治动静，这里就会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掀起“阶级斗争的风浪”。阶级斗争，有斗争对象，有依靠对象，有团结对象。我的父母有“严重问题”，显然是不能依靠的；但我本人成分是学生，没有复杂的历史问题，又是在学校入的党，因此可以归于“可教育好子女”之列，算是个团结对象。那个时代，所谓团结对象，亦即不可信任分子，要随时注意他的动向，保持高度警惕。于是，基干民兵，我不能当；选先进、评“五好”之类，即使群众一致同意，领导也不批准；党员予备期，五年、六年、七年，仍不能转正；党内重要会议，我不能出席；清理阶级队伍，我一度被列入另册。我出身于干部家庭，从小过集体生活，受的是信仰共产主义、作党的事业接班人的教育。“文化大革命”前，我长期是学校里的“尖子”，担任班、团干部，可谓“一帆风顺”，自己也常常有志得意满之感。可是，一场暴风骤雨之后，我突然从颠峰跌落谷底，从天上掉到地上。过去，我是自己所热爱的队伍中的一员，现在却被队伍所抛弃。对于不谙世事的青年来说，如此巨大的反差，带来精神上难以忍受的创痛。那些年，每当我读到唐朝诗人王驾的诗句：“雨前初见花间蕊，雨后全无叶底花。蜂蝶纷纷过墙去，却疑春色在邻家”。总是联系自己的遭际，感慨不已。

应当说明，尽管个人遭受不幸，我对主导当时社会的政治思想路线并未有丝毫怀疑。相反，我完全接受关于“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并且自觉地用这个理论来观察社会，观察别人。一方面，我是当时政治路线和思想理论的受害者；另一方面，我又是这一路线和理论的捍卫者。同时扮演双重角色，必然要在思想上寻找平衡点。我阅读历史，发现举凡大的社会变革，如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群众起来，各种势力交织在一起，难免有无辜的牺牲者。我想，“文化大革命”自然也不例外，如果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发展需要我做出牺牲，我应当毫无怨言。只要春色尚在，在不在我家，倒无关紧要。就这样，我找到了支撑自己的平衡点。至今，每当我回想起当年那扭曲的心态，仍会感到阵阵苦涩。但是，我也始终不愿彻底否定那心态。毕竟，甘愿牺牲的出发点是纯洁的，丝毫没有现在社会上到处弥漫的金权的臭味。

现在的许多书籍、文章，反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的遭遇，往往是苦难连着苦难。其实，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据我的体会，世界上最卑贱、最微不足道的人，生活中也有欢乐。劳动的欢乐，与朋友交往的欢乐，获取知识的欢乐，欣赏大自然美景的欢乐，这都是天赋的、苦难命运也剥夺不去的人权。

伊吾军马场，是我告别学校生活、走上社会的第一站。以前，也有机会接触工农，但身份还是学生。这次，则是投身社会底层，成为普通百姓的一员。至此，我才真正了解工农大众怎样生活，怎样工作，才真正深入到他们的感情世界。那些朝夕相处的老牧工们，王发财、张厚世、程宏毅、杨宏根、程爱、庞国禄、安登玉……，他们手把手地教会我劳动的技能。骑马、放马、压马、套马、相马、驯马、观察病马、为母马接生、打火印、分群、检疫……。每当向部队输送一批军马，每当听到或看到马群风驰电掣般地从身边跑过，我就会觉得自己与老工人一样，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心中油然升起劳动者的自豪感。那些老工人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默默无闻地为社会作出奉献，自己从社会得到的却是极其有限。他们对生活没有很高的追求，因而很容易满足，总是充满快乐。他们也有缺点，有时狡猾、自私、斗小心眼，即使这样时，依然透着朴实。他们有自己评判是非曲直的标准，从不受上层社会政治风云变化的影响。只要你正直、诚实、能吃苦，他们就信任你、看重你。和他们在一起，不用担心背后会射来冷箭，能体会到做人的尊严与乐趣。离开马场以后，我教书，做编辑，做理论研究，一晃20多年了。回想起来，马场5年是我一生中最脚踏实地的一段时光。5年间，我仿佛从泥土中汲取力量，之后，才能在人生阶梯上艰难登攀。

从北京一起到军马场的青年学生共108人，后来又来了几百乌鲁木齐学生。此外，还有各地分配来的大学生。那时，大家都正年少，充满朝气和热情。在共同的生活、工作中，我与不少人结下深厚的感情。有的人，过去虽然相识，但真正相知，却是在马场。这些人中，不少和我一样，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变故，历经种种坎坷和挫折。但是，大家都尽力超然“物外”，彼此很少诉说个人的不幸。朋友相聚谈论的，是世界的事情，国家的事情，马场的事情；交流的，是读书的心得和走上社会后的人生体验。大家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从友谊中汲取力量，获得慰藉和快乐。那时，大家都是孤身一人，远离家乡的亲人，这种友情更显得格外珍贵。犹记得，几乎每逢休息，我都不惜骑行几十里，与朋友聚会。偶尔不出门，也一边作内务，一边盼望有人来访。离开马场以后，或因山河阻隔，接触无多；或因经历不同，共同语言渐少；或因工作缠身、生活担子重，无暇顾及，渐渐与过去的朋友疏远了。我想,这大概就是所谓人生聚散本无常吧。但是，无论怎样，那段人生旅途中结下的友谊，永远给我留下美好的回忆。